揚雄時代的學術產生的背景

大體而言，揚雄所處的西漢時代，其學術背景是:今文經學佔統治地位，經學利祿化現象相當顯著，拘泥執障和繁瑣冗雜的學風流行，古文經學逐漸興起並開始對今文經學的學術獨尊和話語霸權地位構成衝擊和挑戰。

今文經學一統天下：揚雄學術研究的大背景

具體而言，西漢的學術背景和學術風尚亦有一個發展變遷之過程。

解麗霞說：“西漢經生解釋經典的方式，主要有章句和訓話兩種，中間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即從漢初的‘訓話舉大誼’到宣帝時‘章句’興起，再到漢末‘訓話通，不為章句’。”

其實，我們說漢代學風有拘泥執障和繁瑣冗雜的特點，漢代士風崇尚經明行修，講求砒礪名節，甚至有拘文牽俗、動如節度之特點，是就其大體而言之，主要是就儒學獨尊之後的漢代社會而言的。而在儒學獨尊之前，在猶存戰國餘風之漢初，卻是另一番景象，即崇尚惆鏡非常之人，鄙薄拘文牽俗之徒；追求自由博通，反對拘泥偏狹，確是當時的時代風尚。

這與曹操“唯才是舉”的求賢令並無二致。明確鄙夷拘文牽俗之徒，讚揚調鏡非常之人。當時，人們追求一種與宇宙並存、與天地同遊的通達博觀的生活方式，如《淮南子·泰族訓》說到的那樣。

從“囚之冥室”到“穿隙穴”、到“開戶發墉”、到“出室坐堂”、到“登泰山、履石封”視界從狹小到博大，心情由“不能樂”到“快然而樂”。

人生的最大樂趣亦在於“萬物在其間”，即擁有世間萬物。這正顯示出人們對通達博觀生活方式的追求，

以廣大博觀為樂的人生觀，透過各種途徑滲透到學術思想中，就是在學術思想下要求博通多識，反對拘泥偏狹。

如司馬遷著《史記》，上下貫穿三千餘年，舉凡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學術、文學、地理、風俗等等，皆熔為一爐，展現出博而能通、通而能簡的學術功力。在文學上，司馬相如提出：“賦家之心，

苞

括宇宙，總覽人物。”

這種觀點亦體現在他的創作中，據說他作賦的時候，為了“控引天地，錯雜古今”，實現“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的創作目的，進入了“忽然而睡，煥然而興”的痴迷狀態。在學術方法上，是“訓話舉大誼”，甚至有“疏略”的特點。

自武帝“罷默百家，獨尊儒術”後，漢代的學術風尚發生了重要變化。

武帝獨尊之儒術是今文經學。今文經學發展到宣帝時代，分章析句、分文析字的章句學興起，以分章析句為主要方法的今文經學，其最顯著的特徵，就是繁瑣和迷信。

就繁瑣一面言。今文章句之學拘泥執障，繁瑣冗雜。拘泥於師法家法，執障於儒家經典，以穿鑿附會為手段，以浮辭繁多為學問，其結果就是支離破碎，繁瑣冗雜，乃至“一經說至百餘萬言”。

桓譚《新論·正經》說：“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舊若稽古’為三萬言。”其他今文學者的情況與此類似。對於這種繁瑣冗雜的學風，在兩漢轉折之際就引起了部分學者的反感，如首倡古文經學的劉欲，在《移書讓太常博士》中就批評今文學者說。

雖說劉欲批評今文經學是為古文經學張本，乃別有用心。但是，這個批評亦可謂切中

今文

時弊。“因陋說寡”、“煩言碎辭”、“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的確是今文家的致命缺陷，同樣的批評亦見於班固《漢書·藝文志》。

今文經學為何發展成如此繁瑣不通的局面呢？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就儒家本身講，它相對於其他諸子如道家、法家，其講禮制，繁文

緝

節；其講政治，迂闊而不切於實際。故在先秦，即遭遷

闊

繁瑣之譏。

至漢代司馬談著《論六家要旨》，其評儒家，亦說過“博而寡要，勞而少功”的話。其在魏晉，諸季野、支道林討論北方學風，有所謂“淵綜廣博”、“顯處視月”的說法，亦是針對儒家“博而寡要”的學風說的。

所以，就儒家本身來講，他極有發展成繁瑣的可能，這大概與它“推類而言”的學術方法有關。其次，今文經學走向繁瑣，亦有深刻的外因。學者治學，只為利祿，不是為真正的學術創新而努力，

只

把它當作獲取官祿的敲門磚。因此，就只有尋章摘句，以備射策之用，其繁瑣冗雜、碎義逃難亦就難免了。

就其迷信一面言。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不言“性與天道”。因此，先秦儒家的思想，理性精神占主導地位，迷信思想甚少。在漢代，公羊學大師董仲舒用陰陽五行說附會儒家經典，大講天人感應，鼓吹災異譴告，使原本頗具理性精神的儒學神學化，大大加強了它的迷信色彩。至西漢後期、東漢前期，今文學者又發揮出截緯之學，以迎合時君。這樣，儒學不僅被意識形態化，而且亦同時被徹頭徹尾的神學化了。

要之，自漢武帝“獨尊儒術”以來，今文經學一統天下，儒學不僅被意識形態化，而且逐漸喪失理性精神而被神學化，繁瑣和迷信成為它的主要特徵。揚雄就是在這樣一種學術大背景上開展他的學術研究和思想構建工作。

今古文學劇烈爭論：揚雄學術研究的小環境

在西漢後期，隨著今文經學的逐漸繁瑣和日趨迷信，其弊端逐步呈現出來，引起學術界有識之士的反感，甚至今文家自身亦有所覺悟，只是因為積重難返，無法改變。因此，在當時，由劉欲挑起的今古文之爭，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劉欲於漢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著《移書讓太常博士》，請立古文經《左傳》、《毛詩》、《古文尚書》和《逸禮》於學官，遭到今文家的強烈反對，在當時知識界引起了劇烈震盪。

劉欲請立古文，雖未能實現，但鬧出的動靜確實不小，有名儒龔勝之請辭，有大司空師丹之大怒，有眾儒之仙毀，甚至還驚動了皇帝。反對派呼聲之強烈，甚至連哀帝為之迴護，亦無濟無事，還差點醞成了流血事件，最後劉欲被貶為河內太守。此次論爭，開啟了學術史上影響深遠的

今

古文之爭。

據《漢書·藝文志》載：漢平帝時《左氏春秋》、《毛詩》、《古文尚書》和《逸禮》立為博士，王莽時《周官》置立博士，這當是漢哀帝時劉欲爭立古文行動之影響下產生的結果。

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場動靜較大、持續時間頗長的今古文之爭中，揚雄所持的態度和所受之影響。對於這場爭論，揚雄不可能置身事外，或者說，對於今古文之是與非，揚雄不可能沒有自己的態度，雖然依據現存文獻，我們沒有看到揚雄參與論爭或發表評論的任何資料。

但是，我們依然深信揚雄在這場論爭中是不可完全忽略的角色。首先，作為當時的重要學者，又處於京都學術文化中心，對知識學問又有一往之深情，對於這場貌似學術的爭論，不可能置身事外。

其次，揚雄與這場論爭的挑起者劉欲，雖然不能證明他們是很好的朋友關係，但交往頗為頻繁確是事實，並且在學術上還經常在一起“辨析疑異”，不可能對劉欲挑起的這場爭端無動於衷。

考察相關史料，揚雄與這場論爭發生間接關係者有三：其一，劉欲爭立古文經是在漢哀帝建平元年（前6年），而揚雄創作《太玄》亦恰恰是始於此年，這不是一個偶然的巧合，在如此轟轟烈烈的學術論爭之大背景下，揚雄轉向於《太玄》的創作，不可能沒有任何關係。即便是偶然的巧合，揚雄亦當有所取捨和選擇。這正如解麗霞所說：“此時創作《太玄》，揚雄就必須做出選擇：是順著今文經學的思想，還是與劉散一道開創古文經學的新天地？”

而劉欲對揚雄著《太玄》，似乎又不太感興趣，以為“空自苦，吾恐後人用覆醬瓶耳”。因此，揚雄在

當時

今古文激烈爭論的大背景下創作《太玄》之動機和所受之影響，值得進一步研究。其二，劉欲於哀帝時請立古文《左氏春秋》，於王莽時請立《周官》。

於此二書，揚雄的看法，似與劉欲不同。《法言·重黎》雲：“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汪榮寶《義疏》解釋說：“此經（《周官》）在莽居

攝

時已更名《周禮》，《法言》此篇之作，在天鳳之世，而

猶

稱之曰《周官》，明子云意趣不與欲同也。”又說：“《左氏傳》之名，蓋始於劉欲《七略》。按，《法言》此文但稱《左氏》，而不稱《左傳》，與《周官》不稱《周禮》同義。”還說：“是《周官》、《左氏》皆劉欲所力為表章者，而《法言》此篇乃以二書濟諸史遷，示不列於經傳。

而一則稱為‘立事’，一則目為‘品藻’，亦未嘗以為聖人之言。然則子云之於經學，固猶是當時博士之見矣。”即對劉散著力表彰並請立學官之《周禮》、《左傳》，揚雄一則不用

劉欲

所改之名；二則將之與《史記》並列，不以經視之；三則以“立事”、“品藻”目之，而“未嘗以為聖人之言”。於此可見揚雄於劉欲爭立古文經之態度，於

當時

今古文之爭的取向。

結語

總之，揚雄是在今文經學佔統治地位，且其繁瑣、迷信之缺陷日趨彰顯的學術大環境下開始他的學術探索，是在哀、平之際今古文劇烈爭論的學術小環境下著手他的學術反思，是在新舊兩種學術風尚激烈交鋒的場境下開始他的學術創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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