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黃龍見譙”屢屢發生，是天垂異象還是政治炒作？

史載漢桓帝建和元年（147），在沛國譙縣出現了代表皇權的龍，此事在當時並未引起朝野多大關注，所以史官直書曰“沛國言黃龍見譙”。

及至漢靈帝熹平五年（176），在同樣的地點又發生同一件怪事——黃龍見譙。這個時候有些大臣便互相討論起來了，“光祿大夫橋玄問颺：‘此何祥也？’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

單颺認為在譙郡將會有“王者興”，並進一步指出用不了五十年，黃龍還會再出現。

似乎是為了驗證單的話，在建安二十五年（220）黃龍如期而至，“至四十五年，登尚在。三月，黃龍見譙。登聞之曰：‘單之言，其驗茲乎！’”數次被記錄於史書中的黃龍很明顯是曹魏政治運作的典型異象，事實上，有關“龍”的異象在曹魏政權始末都有出現，而龍與曹魏政權之關係變化則與其政治發展程序有關。

一、“黃龍見譙”

熹平五年和建安二十五年發生的兩次“黃龍見譙”異象事件中，單颺，橋玄和殷登三人及隱藏幕後的譙郡曹氏集團是其中的主要參與人物。

就像出演了一幕舞臺劇，他們幾個共同將“黃龍”這一異象的背後意蘊充分挖掘，對黃龍異象與時政之關係做出一定的發揮和解讀。

單颺作為東漢時明天文算術的太史令，他對於黃龍異象的解釋應該是可信的。

而橋玄，則是出身於官宦世家的望族之後，其七世祖、祖父和父親都為漢朝官吏，橋玄本人官職履歷豐富，曾任大鴻臚、司空、司徒、光祿大夫等職，在漢靈帝時官至太尉。橋玄其以剛正不阿的性格受到眾人稱讚，“玄性剛急無大體，然謙儉下士，……當時稱之”。

這兩人作為東漢臣子，其言談內容如果得到宣傳推廣，應該是使眾人信服的。

而為何單單僅僅是橋玄與單颺的談話，作為主角的譙郡曹氏看起來沒有任何的摻雜其中，筆者以為，不排除是有心人故意“安排”的可能，而這個有心人最大的可能就是曹氏集團，而實際上，在黃龍見譙這件事中得利最大的也應該是曹氏。

從橋玄的個人性格、資歷和社會地位來看，透過橋玄去詢問太史令無疑是最具說服力的。

橋玄始終只是官吏，在民間並無多大權力，於是在其誇讚曹操為“命世之才，能安天下”後又薦其至汝南許劭處，透過汝南許劭主持的“月旦評”取得一定的知名度進而獲得民間的輿論支援。

單颺對譙郡黃龍異象的解釋和橋玄對曹操的評價和幫助，為曹氏集團創造了輿論形象，再透過一個不見經傳的“親歷者”魏郡人殷登將此事說出，就顯得是偶然之中自有天意的感覺，殷登此人在史書中並無多少記載，僅有此一事。

然則這三次神秘而玄乎的“黃龍見譙”異象事例，在幾人合力解讀與宣傳下就變得非常具有說服力了。

關於黃龍見譙異象，不乏有其他看法，如清代學者趙一清以為“誣”；

而盧弼則認為是“追書”筆者較同意盧弼看法，黃龍見譙很大可能為後人追書所致，蓋因建和元年“黃龍見譙”一事並無明顯傾向於某集團的意味，只是作為一次普通的異象事件被史官記錄在史書中。

單颺是山陽湖陸人，因舉孝廉任太史令一職，史書並無記載其與曹氏集團存在聯絡，其居太史令要職，亦不會對異象隨意地解釋；

又《後漢書》完成於南朝宋時期，離三國時代已遠，其中追書的情況不勝列舉，譬如評價橋玄時就直接指出“橋公識運，先覺時雄”。

然則漢末兩次黃龍見譙如此巧妙地與曹氏集團聯絡在一起，則可看作是時人對譙郡曹氏的一種期望和預見，是對曹氏集團的民間宣傳，亦反映了當時人們對漢末混亂的局面一種失望與焦慮情緒，帶有一絲警示皇權的意味。

興平二年（195），王立謂宗正劉艾曰：“前太白守天關，與熒惑會，金火交會，革命之象也。

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立後數言於帝曰：“天命有去就，五行不常盛。代火者，土也；

承漢者，魏也；能安天下者，曹姓也。唯委任曹氏而已。”公聞之，使人語立曰：“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幸勿多言。”王立先是以太白犯鎮星，熒惑逆行兩個天文異象來左右天子的行程，使得獻帝“遂不北渡河，將自關東出”，保障曹操能順利地“挾天子令諸侯”，為曹操集團將來的政治、軍事行動做好準備。

其後王立又對劉氏宗親劉艾言稱金星火星交會的政治含義，是“金火交會，革命之象也。漢祚終矣，晉、魏必有興者”。

關於“金火交會”，《漢書·律曆志》提到“《易》金火相革之卦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又曰‘治歷明時’，所以和人道也”。王立指出這次金火交會，是類比“湯武革命”而將要改朝換代的徵兆。而此次金火交會的地點“天關”對應的星宿分野即是兗州和幷州，即晉魏之地。

魏，是西周初分封的姬姓小國，《詩經·國風》中就有《魏風》，而魏後為晉所並。及公元前445年魏斯繼魏桓子即位，後與韓、趙三國分晉，魏乃得到復興。魏地處天下中央，中央屬土。這大概也是後來曹操都許的原因之一。

王立此人利用天文異象招搖過市，儼然成了曹操集團的政治宣傳代言人和忠實支持者。

後來王立多次向漢獻帝提出天命無常、代火者土、承漢者魏等言論，然而曹操似乎對此並不領情，亦或者是覺得過於高調，便使人轉告王立“知公忠於朝廷，然天道深遠”，勸其“幸勿多言”，這樣一說曹操既可表忠心又可得民心。

筆者以為，此時曹操是出於對曹氏集團根基未固，羽翼未成的考量。

官渡之戰，曹操火燒烏巢、以弱勝強大破袁紹，為其統一北方奠定基礎。

此時曹操集團實力進一步發展壯大，得到更多人的關注和認可，《三國志·武帝紀》中一則史料稱，“初，桓帝時有黃星見於楚、宋之分，遼東殷馗善天文，言後五十歲當有真人起於梁、沛之間，其鋒不可當。至是凡五十年，而公破紹，天下莫敵矣”。

筆者檢索漢晉之間的史料並未發現有“黃星”存在，疑是指黃顏色的行星運轉到了梁國、沛國分野。

漢桓帝時出現的黃星異象，精通天文的殷馗認為五十年後將有“真人”起於梁國、沛國，古人認為受天命平亂為王者稱“真人”220年曹操破袁紹，陳壽應是據此認為沛國譙縣的曹操就是這個“真人”，因而錄此事於《三國志》中。

在曹丕代漢的關鍵年份——延康元年（220），這一年除有“三月，黃龍見譙”異象之外，時隔數月後，黃龍異象再次出現，“七月四日，戊寅，黃龍見，此帝王受命之符瑞最著明者也”。黃龍異象的出現，在當時看來是魏晉禪代、曹丕登基合法性最好理由了。

譙郡曹氏多年的厚望和政治操作，終於在曹丕手中實現，在“黃龍見譙”光環下，其三次辭讓漢獻帝的禪位，最終於延康元年十二月登基稱帝，改元黃初。然則曹丕登基後不久就於黃初七年病逝，傳位於其子曹睿。

魏明帝曹睿時期因襲舊局，魏國政局尚為穩定。只是在政治上一面要防備蜀吳兩國的騷擾與進攻，一面還有司馬家族在暗中積蓄力量。司馬家族在明帝時期尚屬忠心，僅在暗中發展力量而並未直截了當地反對曹魏統治，因此曹氏與司馬氏並未爆發大的政治或者軍事衝突。

但此時魏國並不是風平浪靜的，在這期間特殊的“冷戰”逐漸發展起來——透過異象與輿論來表達各自的政治主張和樹立權威。

二、“天垂異象”

在曹睿時期，常有被認為是災異的異象出現，並有不尋常的天體執行、水旱災害、地震等異象出現。

除這些異象之外，還有一些不正常事件的發生，譬如明帝即位之初即有三則人死復生的異事發生，“明帝太和三年，曹休部曲丘奚農女死復生。時又有開周世冢，得殉葬女子，數日而有氣，數月而能言，郭太后愛養之。又，太原人發冢破棺，棺中有一生婦人，問其本事，不知也，視其墓木，可三十歲”。

《晉書·五行志》中根據京房《易傳》解釋此事，認為“‘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宣帝起之象也。

漢平帝、獻帝並有此異，佔以為王莽、曹操之徵”。此三事很明顯是司馬氏依舊制造出來的故事，也許真相併不這麼誇張離奇，但是經過司馬家族的安排，呈現在人們眼中的就是類比前史而真實感十足的代表“（晉）宣帝起之象”的人死復生異事。

在明帝執政後期的景初元年，“大發銅鑄作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置內殿前”。這本來是很平常的宮室營建活動，在司馬家族的加工下，則被解釋為“古長人見，為國亡。長狄見臨洮，為秦亡之禍。始皇不悟，反以為嘉祥，鑄銅人以象之。

魏法之器，而於義竟無取焉。蓋服妖也”。

《晉書》中對銅人“翁仲”的解釋讀來似乎差強人意，將其認定是亡國之象，實則史籍記載中則不然：“翁仲”多作為一種權力地位的象徵，是源自匈奴的宮殿裝飾物。

此例實為司馬氏掌握輿論下對曹魏政權合法合理性的極大否定和打擊。

除大量災異事件外，還有不少類似於上述二事的被認為是於魏不利的異象出現，而一些維護魏國統治的異象，則紀錄較少而逐漸處於下風，諸如正統的象徵“黃龍現”、玄石圖等僅僅出現兩次就再也不見史書。

由此可略知，該時期曹氏家族在與司馬氏的鬥爭中頻頻失利，這時候司馬氏逐漸掌握了異象創作和輿論傳播的主導地位。

曹睿時期有一則動物類異象事例最清晰地解釋了雙方關係，“景初元年，又有燕生巨於衛國李蓋家，形若鷹，吻似燕，此羽蟲之孽，又赤眚也”。

善佔天象的高堂隆在其疾篤之時仍關心國政，上疏魏明帝曹睿曰“臣觀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

高堂隆提出早在魏文帝黃初年間，就已有不利於魏國的異象產生，而景初元年亦有類似的“羽蟲之孽”，這已是曹魏立國後第二次有“異類之鳥”異象發生了。

高堂隆藉此警示明帝要注意提防似司馬家族這樣的“鷹揚之臣”對魏政權產生危害，同時提出一些應對手段，如“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棋跱，鎮撫皇畿，翼亮帝室”。

然而曹魏政權在此時已然是日薄西山，無力再按照高堂隆的想法去佈置應對了。其後在三少帝時期（齊王曹芳、高貴鄉公曹髦、陳留王曹奐），尤其是齊王曹芳被廢后，曹魏皇帝完全淪為傀儡，一如高貴鄉公曹髦所言，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此實乃曹髦為傀儡皇帝之肺腑之語。

三少帝時期，司馬氏除繼續架空曹氏力量外，對於異象也是從稍顯含蓄地“抑魏揚晉”直奔“魏晉禪代”方向而去，多次利用異象輿論直言不諱地進行政治操作。

三、總結

“天下神器，不可虛幹，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漢高有星聚之符，世祖有神光之徵”。

中國古代任何一個統治集團，要想取得統治的合法性、合理性和政治的權威性，在保證政治資源優勢的前提下還必須要證明本朝的“天命”。

異象尤其是祥瑞事件因其自有的特殊政治功用，對於樹立正統提高地位而言是非常實用的，漢魏時期的政治複雜背景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該時期的政治特色——運用異象進行政治化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