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貴有自知之明，明白這句話那就從剖析“我”字開始吧

常言道：人貴有自知之明。人要想擁有身邊的這個世界，首先應該把自己認識清楚。這話怎麼說呢？難倒連自己也不認識？事情偏偏就是這樣，你可以看到百步之外，但卻常常“目不見睫”。人往往總能輕易看到別人的不是，對自己的不足卻視而不見，聽見好話就高興，受著奉承便舒服，得意時飄然若仙，成就時居功自傲，名望時目中無人。然而，流星在燦爛的夜空中炫耀自己光亮的同時，也就等於了結了自己的一切。人能真正地認識到自己，把自己搞清楚確實不容易，人因為可以自知而“貴”，又因為能夠自知而“明”，可以說自知對於修身立德至關重要。所以古人常常告誡我們“三人行必有我師”，“滿招損，謙受益”，“知人者智，自知者明”。

怎樣獲得“自知之明”，這確實應該成為每個人都需認真面對的人生課題。那麼，我們就先回頭剖析一下“我”字，看我們到底能夠從自己身上明白哪些道理。

我，自己或自己一方，“萬物皆備於我也”，由“手、戈”兩字組合而成。“戈”是古代武器，廣義說它可以是人的一種生存工具。“手”持“戈”而動會產生什麼行為呢？想來“我”可能會分為這麼幾類情況。首先，人要求得生存，“我”可能利用工具去生產，去創造生活所需的物質利益，有了這份創造生命才有可能儲存下來。人是高階動物，能夠製造並熟練運用工具，但實現從矇昧到智慧的這一進步是一個艱難奮鬥的過程，是一個自我超越的過程，當把“我”自己描寫成為這個圖形的時候，其實就是在提醒人們，人生可能艱難，生活需要奮鬥，為了生存需要每個人去不停地生產、創造，只有經歷這個過程才能完成對“自我”的塑造。

再則，人因社會而為人，團結協作應該是人類最有效的生存之道，你在享受社會福利的同時，需要為大家生產更多物質，提供更多幫助，每個人都應該努力去爭取做一個“大我”，每個人的能量也都應該能夠凝聚起來，集各個“大我”再形成為一個共同擁有的“我”。

除此之外，還可能有兩種“我”的存在。一種，“我”可能只懂得自我保護，行為上我行我素，對他人不管不問，別人的援助可以接受，但屬於“我”的絕不可以流失。這類人的行為始終在圍繞“小我”打圈圈。另外一種，“我”會拿著武器去侵犯他人，去索取，去無限地佔有。慾望總不能滿足，心理總不得平衡，貪得無厭在他們眼裡已經成為最正常不過的行為。為了自己可以跟別人你死我活，為了自己可以跟朋友爾虞我詐，他們奉行的是徹頭徹尾的“唯我”主義。

藉著以上幾類“我”的不同呈現，我們從中國傳統價值觀便可明辨其褒貶。其“大我”、“自我”、“小我”、“唯我”對應著便是於傳統價值觀裡佔有重要地位的三個字，即“義”、“利”、“私”。“義”與“仁、禮、智、信”等合而同屬中國傳統核心價值觀，它指正確的道義行為，“義”字上為“羊”下為“我”，將神聖的貢品敬向頭頂，其實已經很明確地強調了作為一個真正中國人應該具有的價值取向。自己的行為只有努力趨向道義才符合“大我”要求。一旦偏離了這一宗旨規範，表現在行為上無疑就是隨意而為，甚至唯利是圖或唯我獨尊，可以卑躬屈膝，可以不擇手段，這樣的行為無疑是“小我”“唯我”之“私”（私字其形可見其義），那當然是要被大家所唾棄的。

其實“義利”是中國古代哲學的一大範疇，對於“利”的褒貶向來有所分歧。儒學將義利兩者對立，尚義排利，“君子喻以義，小人喻以利”；墨子、韓非重利但又“貴義”；董仲舒重義輕利，所言“夫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其實他們於“利”的爭論焦點還是集中在“私”字上，原則上都普遍認同是君子就絕不能貪圖私利的道理。而反過來說，正當的“利”其實並非不可取，即便輕利的孔子、董仲舒也分別有過“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利以養其身”等肯定性的言論。事實上，我們每個人的生命若失去物質利益的保障都難以維持，國家的正常發展若沒有足夠的利益保障也同樣難以為繼。“利”字一“禾”一“刀”告訴我們，只要是自己的勞動成果收穫理所當然，只是不要貪得無厭，更不要侵吞他人利益，從而流向自私自利，那麼，這樣的“利”便是利人利己、利國利民的大資源，當努力開發，合理分配。

義利觀可以是每個人的價值觀，若能夠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就等於明辯了人生的大是大非。在此基礎上結合社會情況衡量自身特點，給自己確立一個恰當的人生座標，以便於實現人生價值的最大化。自知是一面“察己”的鏡子，每個人都應該經常自我檢討。既不孤芳自賞，又不盲目悲觀，不斷完善自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須知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找到自我所在，建立必要信心。能“自知”，才能做到自明；擁有了這份明智，我們便很容易找到人生最佳的前進方向，從而儘快走向成功，擁有更多精彩。

“人貴有自知之明”如此重要，它是我們對人性的剖析，對價值的界定。當於作為而不人為，當於前行而不隨行，當於從容而不縱容。人生貴於盡人事，天意如何隨風去。待人待己不虧心，任山任水任流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