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經》中的反戰主義：兵者不祥之器，別打了，老子不喜歡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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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德經》一書中有濃郁的反戰思想，類似“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的反戰之語還有“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等。

《道德經》中的反戰主義

老子認為“武力是帶來兇災的不祥之物。”用兵是出於“不得已”的，即便是為了除暴救民而用兵，也應當“恬淡為上”。在戰爭者的心理定位上，老子呼籲“戰勝了也不要得意洋洋，得意洋洋的表現說明其戰爭的目的還是喜歡殺人”。老子還說過如果不得以參與戰爭的話，要“以喪禮處之，殺人之眾，以悲哀泣之。”也可見《道德經》中所洋溢的人道主義呼聲。

王真與《道德經論兵要義述》

《道德經》傳世的兩千多年來，各種論述、註釋讀本汗牛充棟，數不勝數。但若論對老子的反戰思想繼承的最為完善的，靈沖霄個人認為當是唐代王真的《道德經論兵要義述》。

這本借《道德經》來“論兵”的書，並不是主張要用兵或如何去用兵。恰恰相反的是，作者王真是主張戢戈止兵，偃武息爭的。作者牢牢地抓住老子不爭的思想而加以發揮。整本書都充滿了濃郁的反戰思想。更令人驚奇的是：作者王真卻是一位擁有極大兵權的將軍。他是唐憲宗手下的一員大將。王真的軍職是朝議郎使持節漢州諸軍事守漢州刺史充威勝將軍。

王真寫這本書，直接的物件就是他的皇帝憲宗（書上每章的前面都寫：“臣真述曰”）。王真深刻地感到戰爭給人民帶來的災 害，因而力陳戰爭的禍患：“

夫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盈野

。” （《上善若水章》第八） “臣敢借秦事以言之；李斯、趙高、白起、蒙恬之類，皆不以道佐其主，而直以武力暴強，吞噬攫搏……李斯父子糜潰於雲陽；白起齒劍於杜郵；趙高取滅於宮闈，此皆事之還也。且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十萬之師在野，則百萬之人流離於道路矣。”（《以道佐人主章》第三十）又說：“夫窮兵黷武，峻制嚴刑，則人必無聊也。”（人不畏死章）第七十四）

為政者若能停止爭戰，不興兵革，社會才能安定，人民才能安寧。

王真說：“王者既不責於人，則刑罰自然不用矣。刑罰不用， 則兵革自然不興矣。兵革不興，則天下自然無事矣。”（《天地不仁章》 第五）“治天下國家之人，尚以安靜不撓為本。……明王在上，兵革不興。”（《治大國章》第六十）王真認為老子著書立說最大的用意就在於：“

勸人君無為於上，不爭於下

。”這也是王真自己寫這本義述的真正動機。他又說：“竊嘗習讀五千之文，每至探索奧旨，詳研大歸，未嘗不先於無為，次於不爭，以為教父。”王真掌握了老子“無為”和“不爭”這兩個中心觀念，而後極力加以闡釋。關於“無為”， 他引申說：

“無為之事，蓋欲潛運其功，陰施其德，使百姓日用而不知之……王者無為於喜怒，則刑賞不溢，金革不起；無為於求取，則賦斂不厚，供奉不繁。”（《天下皆知章》第二）

“為無為者，直是戒其人君無為兵戰之事也。語曰：‘舜何為哉，恭己南面而已！’”（《不尚賢章》第三）

“無為者，即是無為兵戰之事。兵戰之事，為害之深，欲愛其人，先去其害。”（《營魄抱一章》第十）

“無為”的反面是“有為”“有事”。王真說：“及其有事也，則以賦稅奪人之貨財；及其有為也，則以干戈害人性命。”

“無為”的思想蘊涵了“不爭”。王真極力陳述爭端的根源與弊害，並強調“不爭”的重要性。他說：

“暴慢必爭，忿至必爭，奢泰必爭，矜伐必爭，勝尚必爭，專恣必爭。夫如是王者有一於此，則師興於海內，諸侯有一於此，則兵交於其國……是以王者知安人之道，必當先除其病，俾之無爭則戰可息矣，戰可息則兵自戢矣，是故其要在於不爭。”

“夫爭者兵戰之源，禍亂之本也。故經中首尾重疊唯以不爭為要也。”

王真的《義述》，將老子形而上的意味完全擯棄。例如第四章“道衝而用之”，分明是說“道”體的，但王真卻將它賦與現實的意義，他解說：“此章言人君體道用心，無有滿溢之志，長使淵然澄靜。”又如第八章“上善若水”，王真解說：“特諭理兵之要深至矣。夫上善之兵，方之於水，然水之溢也，有昏墊之災；兵之亂也，有塗炭之害。”這種解釋雖然未必與老子原義相同，但能和老子另一基本思想吻合：即

掌握權力者，萬萬不應該造成塗炭百姓的災害

。

在書後王真附了一封給唐憲宗的信。唐憲宗看了之後，也回了他一封簡短的信，信上說：“

省閱之際，嘉嘆良深，秋涼，卿比平安

。”這幾句話不僅道出了共鳴之意，也表露了親切的人情味。王真接到信以後，又上書給唐憲宗，再度痛陳兵革之害：“……塗萬姓之肝腦，決人忿欲，毒痛海內，災流天下……。”慷慨陳詞，王真的道德勇氣和他對百姓的愛心，令人感佩。讀這本《義述》，覺得一股強烈的人道主義的精神在字裡行間跳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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