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華傑：“無用”的博物學，如何破解現代性的悖論？

梭羅是《瓦爾登湖》的作者，利奧波德寫過《沙鄉年鑑》，卡森寫過《寂靜的春天》，但除了作家的身份，他們還是什麼家？有什麼背景？歸哪個專業？剛剛出版了《西方博物學文化》的劉華傑表示，事實上，他們還有一個共同的身份，那就是博物學家。劉華傑是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近年來致力於復興博物學文化，他認為，人這個物種本來來自大自然，但現在卻變得越來越不自然。

近日，在清華大學鄴架軒書店，劉華傑與清華大學科技史教授劉兵就建構西方博物學文化這一話題展開對談，希望透過對上述人物的身份之辨，引領大家走進博物學，瞭解與我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博物學文化。

《西方博物學文化》，劉華傑 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5月版。

所謂現代性進步實際上是一條不歸路

到底什麼是博物學？有人將博學教育稱為是成人教育，也就是使人成為人的教育，因為這可以幫助人認識到自己也是整個自然界、生態系統中的一員，知道人類的限度，能夠約束人類的行為，讓我們在尊重大自然的基礎之上，和大自然一同演化、共同進步。劉華傑說，“這裡所說的博物學，對應的英文是natural history，這個片語非常古老，其中的history不是‘歷史’的意思，而是調查、記錄、描寫、探究的意思。”

在清華大學鄴架軒書店，劉華傑與劉兵就建構西方博物學文化這一話題展開對談。

在劉華傑看來，現代性的發展遇到很多問題，這些問題非常難解決。這是因為現代化過分相信和依賴科技、高科技，相信所謂的現代性進步，而這其實是一條不歸路，“以發展高科技、推動進步的名義，將天人系統引向不歸路，導致天人系統矛盾越來越嚴重，是‘現代性’的一種悖論。”

這促使劉華傑將目光投向了博物學，“為什麼要寫這本書？要討論他們（梭羅、利奧波德、卡森等）的博物學家身份？”劉華傑認為，人與自然打交道，這與近代科技關係最為密切，如果不反思近代科技，環境的問題就無法解決，而博物學傳統，可以較好地反思近代科技。

“人們喝的普洱茶是怎麼來的？是把山上原有森林砍掉種出來的，茶葉生產已經過剩，卻仍然在擴大再生產。不僅茶葉生產過剩，許多商品都過剩。”劉華傑說，近代科技的歷史只有三百年，但人類可能還要活百萬年、上億年，如果按照目前的趨勢走下去，前景並不樂觀。為了讓當下活得更好，為了可持續的明天，討論博物學就勢在必行。

“教育部學科名錄中沒有博物學，我們為什麼又翻出來？”劉華傑提出，現代社會的最主要問題是跑得太快，從大尺度文明演化的角度考慮，要嘗試發作機掘古老的博物學資源，要博物地生存。劉華傑說，所謂博物地生存，字面意思就是像博物學家一樣生活，或者博物人生、博噴把有物自在。他注意到，雖然在中國，並沒有專門的博物學研究，甚至稱得上極其另類，但在國際上，博物學卻受到科學史、環境史、文化史、科學哲學、人類學界的廣泛重視，從某種意義上，博物學研究磷鉛量成為了一種顯學。

當然，劉華傑強調，研究西方博物學文化，並不是說中國沒有博物學，“中國博物學史上近代有一個很厲害的人，王世襄——著名的玩家、明清傢俱專家。他會寫文章，會做菜，會養蟈蟈，我們的博物學家和西方不一樣，我們有我們的特點，中國博物學的境界也不低。”

博物學在今天的衰落是一個事實

那麼，博物學在西方的歷史到底有多久呢？劉華傑的回答是比科學的歷史還要長。“亞里士多德之前就有博物學，他本人寫過《動物志》等，他的大弟子塞奧弗拉斯特

（Theophrastus）

研究過植物，留下兩部植物書，都沒有翻譯成中文。”劉華傑極其重視懷特

（Gilbert White）

，因為他寫過一本《塞耳彭博物志》，這本書曾經影響了達爾文，懷特本人也因此被視為現代生態學的鼻祖。

劉華傑認為，懷特之所以是非常重要的博物學家，是因為他所做的博物學，人人可及，而這正是我們今日所特別需要倡導的。此外，洪堡、達爾文、利奧波德

（Aldo Leopold）

、威爾遜

（E。O。Wilson）

等在科學家的身份外，也是非常重要的博物學家，雖然他們的這一重身份經常被人們忘記，“威爾遜的自傳就是《博物學家》，用的是Naturalist這個詞，中譯本譯成了《大自然的獵人》。”劉華傑說。

自垂林（Hanger）的山崗上，由南向北望，山下的大園子就是懷特家，這裡的一切與《塞耳彭博物志》描寫的幾乎一樣。劉華傑攝於懷特的家鄉塞耳彭。

“博物學在今天確是衰落的，這是一個基本事實。”劉華傑說，即便是西方發達國家，博物學在正規教育體系中也出現了衰落，具體表現就是科研體制中並不會考慮博物學，但與此同時，存在於西方社會上的博物學依然相當發達，中國要步入發達國家行列，博物學也會得到重視，流行起來，這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

擁有博物學家身份的名人遠比我們想象中的多得多，劉華傑說，盧梭是哲學家、啟蒙作家、教育家，也是博物學家，寫過《植物學通訊》。歌德是詩人，同樣是博物學家，寫過《植物的變形》。劉華傑將這部用詩歌體寫就的作品稱為“有重要科學原創新的作品”，因為歌德提出了植物學中的一個創新性觀點，認為植物的朵是葉連續變形演變的結果，而這一觀點是正確的，雖然他並不是基於近現代自然科學意義上的研究得出這一結論。

《瓦爾登湖》的作者梭羅對種子非常有研究，後人根據他的筆記整理出一本書《野果》，其中講道：荒野勝於多所哈佛大學。在梭羅看來，荒野對人是有教育意義的。法布林寫過十卷本《昆蟲記》，他一生有一個“巨大的”願望：有一個不太大的園子，讓它荒著，讓裡面昆蟲隨便生長，而他可以在裡面觀察它們。事實上，很多人在看過法布林的書後，成為了科學家、博物學家。提出“國家公園”概念的繆爾也是一位博物學家，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也是一位博物學家，喜歡觀鳥、狩獵。納博科夫是著名的小說家，他有三個身份：小說家，大學教授，還是鱗翅目專家，研究蝴蝶、蛾子。

法布林《昆蟲記》插圖。

“無用”的博物學能破解現代性悖論

博物學能賺錢嗎？不太可能。劉華傑非常喜歡引用諾貝爾獎獲得者莫里斯·梅特林克的一個觀點來為博物學辯護。梅特林克認為修辭“無用而美好”，劉華傑認為博物學也是“無用而美好”。而我們的生活中，存在著大量無用而美好的事物，比如生孩子、養孩子、看花、學習等。

從這個角度講，很多東西的學習都是沒有用的，但我們並不需要去過分考慮有用性才去學習，只要覺得好玩、有趣就可以。“我們人活著相當程度是為無用而活著。根據博物學的無用性，更容易理解用它為何能破解現代性的悖論。”

畢加索油畫《格爾尼卡》。

博物學和科學的關係是什麼呢？劉華傑表示，自己用了十幾年才想清楚這個問題。劉華傑說，二者的關係大概有三種可能性，第一種是從屬說：博物學從屬於科學，最終收斂於科學，好的博物學就歸於科學。那些轉換不成科學的東西，就應該被拋棄。但劉華傑並不認可這種可能，雖然現在有很多人從從屬說角度看待博物學。第二種是適當切割說，認為博物學與科學各有千秋，但最終價值還要用科學來判定。劉華傑說這種觀點也意義不大。第三種是平行說，指博物學與科學平起平坐，評價標準來自於另一層面。劉華傑認為，博物學之好壞並不完全依賴科學來判定，科學好壞也不能以博物學來判定，“從平行論角度思考博物學，探究復興博物學，才有意思。”

劉華傑說，從博物的角度我們可以重新思考許多問題。比如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火藥、指南針、造紙術、活字印刷術，但從博物學角度看，完全不是這樣，“西方所謂的四大發明是針對他們的需要來講的，從中國人生活方式的角度看中國古代四大發明可以是：茶葉、瓷器、蠶絲、豆腐。我覺得這四樣對中國人日常生活特別重要，而前三者曾經作為國際貿易的主角，影響巨大。”

現代復興博物學想幹什麼？在科學史上，愛因斯坦曾經提出過這樣的疑問，既然科學如此發達，為什麼人們的幸福感沒有同等增長，反而變得更加焦慮？在我們今天的時代，這個問題更加尖銳。

劉華傑說，近些年來，西方社會越來越多的人從科學史研究轉向對博物學傳統的關注，因為“科學不等於創新，我們今天追求的創新，真正能夠轉換、能夠實現、能夠持續的並不多。相反很多我們認為過時的產物，在我們生活中起的作用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他注意到，這種觀念的變化，讓呼籲博物學復興，呼籲公眾參與變得有價值。

“博物學是一種古老的文化傳統，各地都有自己的博物學，這是為了讓我們生活更加美好。”劉華傑表示，博物學的本質是讓我們的生活更加美好，因為高科技讓我們生活在一個“快速折騰，快速升級”的時代，這種升級並不是出自於我們的內心，而是資本想升級，“我們生活在現象學講的‘生活世界’中，我們對快速升級要有所反省。”

記者丨何安安

編輯丨李永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