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女藝人拒絕包養遭私生飯報復，衙門為何輕罰罪犯？

|古案卷宗/不定期更新/細雨絲竹（撰文）|

之於偶像而言，粉絲可以是最堅強的盾，也可以是最銳利的矛。在明代同樣如此。而鬧到大理寺卿王槩手裡的飯圈事件，肯定屬於後者——粉轉黑，回踩啦！

民女賈氏生活在明憲宗成化年間（公元1465至1487年），廣西人。根據其遭遇來看，她應該是當時的娛樂圈中人，事業小有成就，經濟狀況較好，擁有不少“頭面”（首飾）。賈氏從事演藝活動，在廣西當地逐漸建立起自己的粉絲群體。其中有個名叫“左寧”的軍匠，大約自認為社會地位比藝人高，萌生把偶像娶回家的理想，向賈氏求婚：“給我做妾吧，我的姐姐！”

賈氏拒絕了。她有本事把自己養得很滋潤，犯不著關進左家門裡做小伏低。況且她的心另有所屬，即使左寧要明媒正娶、接她回家做正室，她也未必樂意。

左寧彷彿現代“私生飯”附體，窺探偶像私生活的能力令人歎為觀止，很快打聽到賈氏的相好是一個叫作“毛貴”的男人，並獲悉他倆於某月某日在賈氏住所相會。

心胸狹窄的左寧妒火中燒，由愛生恨——其實那原本也不是“愛”，不過是有些猥瑣的X幻想，被幻想物件親手砸得粉碎罷了。既然你不識好歹，好啊！一把瘋狂的野火在左寧偏執的腦袋裡熊熊燃燒起來：“得不到，就打個稀爛！”

只是他也沒有想到，這一"打個稀爛"，會引起多麼嚴重的連鎖反應。

左寧糾集李傑、於信、林五等三人，光天化日之下衝進賈氏、毛貴會面的房間，將毛、賈二人痛打一頓，然後逃走。

毛貴的衣物、賈氏的"頭面"隨之神秘消失

。

事情驚動了錦衣衛。左寧、李傑、於信等三人被捉拿。同時，人們有理由相信，受害人遺失的財物也是被這一夥犯罪分子所竊取，其中，左寧的嫌疑自然是最大的。

然而，錦衣衛嚴密搜尋左家，卻一無所獲，在李家、於家也未能找到蛛絲馬跡。

此時，錦衣衛鄔能負責抓捕林五，來到林家。非常幸運，他在這裡一舉查獲毛貴的衣服，物歸原主。但是林五並沒有歸案，賈氏的頭面也暫無下落。晚些時候，兵馬司在外地抓獲林五，送回本地一併審理。

林五交出賈氏的頭面，供認這些首飾及毛貴的衣物都是他在逃離現場時順手牽羊帶走的。衣服不值錢，他扔在家裡了。頭面價值貴重，他隨身攜帶出門。

“我取財不是為了據為己有，是氣不過賈氏、毛貴欺負我的哥們兒左寧，以這種方式嚇唬、捉弄那對狗男女一下子。”估計林五如此向衙司解釋自己的行為，“我急著外出辦正事，擔心家人不明就裡、誤傷賈氏的頭面，特意帶走，打算回來就還給她的。”

頭面的事先擱置在一邊。鑑於賈氏、毛貴傷勢不輕，衙司緊急啟用“保辜期”條款——什麼意思？

古代所謂“保辜”是指行為人因故意、過失行為導致受害人負傷，假如受害人在規定期限內因傷去世，行為人承擔與受害人死亡後果相匹配的處罰；假如受害人在規定期限內保全性命，行為人只須承擔致人受傷的責任。在本案中，保辜期屆滿，賈氏、毛貴傷勢好轉，沒有性命之憂。於是，衙司僅以“

不應得為而為之

”條款給左寧、林五等四人定罪，判處林五杖責70，左寧、李傑、於信杖責60，並判林五、李傑、於信做工若干天。

別人倒也算了，唯獨林五的判決結果引起賈氏、毛貴強烈不滿。為什麼呢？這要從“不應得為而為之”的由來及含義說起。

古代律法對於絕大部分罪行的界定都比較具體，一般會清晰地描述主觀要件、客觀要件。而對於法條未作規定、卻不合“情理”的

輕微

罪行，都可定性為“不應得為而為之”，

適用笞、杖等較為"溫柔"的罰則

。這裡的“情理”泛指儒家倫理、禮法、道德等評價標尺和世人普遍認可的公序良俗，缺乏確切、客觀的標準。因此，衙司如何運用“不應得為而為之”條款，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審理者的主觀價值判斷，亦即衙司享有極大的自由裁量權。

賈氏、毛貴認為，林五的行為不應歸入“不應得為而為之”。同時，錦衣衛鄔能去林五家實施抓捕，為什麼沒有捉住林五？也應當進一步解釋明白。對此，地方衙司的迴應大抵是：“不是說了嘛？林五當時恰好外出做買賣去了，錦衣衛就沒有抓到他。不過，兵馬司終究在他做買賣的地方抓到他了嘛！這有什麼好糾結的？”

案卷上報至大理寺，大理寺卿王槩進行復審，發現真相與廣西當地衙司的結論、林五的供詞大相徑庭！錦衣衛鄔能前往林家拿人的那一次，是抓住了林五的。只是林五中途逃脫了，攜帶賈氏的頭面逃竄到外地，後因被兵馬司尋獲，迫不得已，才歸還頭面、供述罪行。

王槩指出，林五的一系列行為表明，其具有奪取賈氏、毛貴財物的主觀故意，趁賈、毛二人動彈不得，私自竊據受害人的財物，明顯構成《大明律》所規定的“白晝搶奪人財物”之罪。並且，按照明代中期的經濟發展水平，林五奪取的財物夠得上“贓重”——“數額巨大”，還具有席捲贓物潛逃、躲避抓捕的情形，並不是無章可循。地方衙司放著“白晝搶奪人財物”條款不用，卻籠而統之地使用萬金油條款“不應得為而為之”來定義林五的罪行，且無視林五曾經“逃脫”這一重大情節，刻意歪曲為“外出做買賣”，是意欲何為？

我們來看看《大明律集解附例》的相關規定：

【凡白晝搶奪人財物者，杖一百、徒三年。計贓重者，加竊盜罪二等。傷人者，斬。為從，各減一等，並於右小臂膊上刺“搶奪”二字。】

大理寺卿王槩認為，地方衙司對林五的處理畸輕，應按“白晝搶奪人財物、加竊盜罪二等”予以處罰。因林五是在參與毆打賈氏、毛貴致傷之後才臨時起意奪財，不屬於因搶奪而傷人，不會觸犯斬刑。依據大明律，綜合上述因素判斷，林五應處杖責100以上、徒刑至少三年，並在“右小臂膊”上刺“竊盜”二字。如果贓物價值達到100貫錢以上，還會結合詳細的金額，加處流放二千里至三千里不等。

【《大明律集解附例》“竊盜”條目原文摘錄如下，供各位參考：

一貫以下，杖六十

一貫之上至一十貫，杖七十

二十貫，杖八十

三十貫，杖一百

五十貫，杖六十、徒一年

六十貫，杖七十、徒一年半

七十貫，杖八十、徒二年

八十貫，杖九十、徒二年半

九十貫，杖一百、徒三年

一百貫，杖一百、流二千里

一百一十貫，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

一百二十貫，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

至於左寧、李傑、於信的判決，王槩沒有提出質疑。左寧等三人毆打賈氏、毛貴的動機是報復，和林五既沒有搶奪財物的合意，也沒有共同行為。因此，林五奪財與左寧等三人全然無關。

照此分析，地方衙司對左寧等三人僅處杖責60較為合理，偏偏在處理林五的問題上，故意選擇性地認定事實，罪名界定避重就輕，以達到輕罰的目的。那麼，他們為什麼要袒護林五？

筆者個人推測，很有可能是由於賈氏的職業。賈氏是藝人，在明代士大夫階層看來，不管你賈氏如何驚才絕豔、風姿綽約，始終位列“賤流”，總有些不清不白。如今惹出桃色新聞，因而遭到毆打、奪財，你賈氏本人必然也有一定的責任——你問到底是什麼責任？那又何必凡事擘兩分星、說得一清二楚呢？反正你賈氏是下賤的藝人，那便是你的“原罪”，說你有錯，你就必定有錯，詳情不重要。

這，大約就是古代的“

受害者有罪論

”或“

完美受害人論

”了。由此也可窺見古代藝人生存之艱難，賈氏有再多的頭面，也沒有一分尊嚴。

此外，林五雖然只是一介庶民，也不排除他有一些七大姑、八大姨的人脈關係，託請衙司“手下留情”。若果真如此，倒也不足為奇……

林五最終受到怎樣的處罰？史料無載，請恕筆者不能妄下結論。但我們可以相信，在王槩的堅持下，賈氏和毛貴的訴求終將得到一個最為公正的迴應。

參考資料：《王恭毅公駁稿》（明•王槩），靳匡宇、丁淨玉《“不應得為”條款的歷史考察與形成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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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於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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