栽培宋初一代大儒

現在要講的，是范仲淹在有官位、權力在手的時候，仍然念念不忘文化教育的大業，極力鼓勵後生青年，首先要立志學問。

我們大略講兩三則有關他的小故事，也都是影響宋朝文運的大事

。

前面講到晏殊對他的讚賞和信任。有一天，宰相晏殊想為自己的女兒選擇一個好女婿，就來問范仲淹，在他所教的學生中，有哪個人最好。他就推薦了富弼。晏殊終於選擇富弼做女婿。後來富弼果然不負所望，成為宋代的名臣名相，同時也是一位最了不起的外交官，年八十而卒。

“守口如瓶，防意如城”的名句，就是他自己寫在屏風上的一生守則

。當富弼還在做學生的時候，考試沒有透過，就要回家去了。范仲淹知道了還有一次考試的機會，就親自去追他回來，因此富弼“遂舉茂才異等”，猶如現代國家特別考試錄取的人選。

這就是范仲淹愛護後進子弟，極力造就有為青年的行誼

。

至於宋初一代儒宗的胡瑗（安定先生）、孫明覆（泰山先生）、張載（橫渠先生），也都是他所培養出來的大儒。

如史料所載：胡瑗，字翼之。十三（歲）即通“五經”。家貧，無以自給，往泰山，與孫明覆、石介同學。攻苦食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范仲淹愛而敬之，聘為蘇州教授，諸子從學。後來又推薦先生以白衣（沒有功名的普通人）對崇政殿（和皇帝對話），授試秘書省校書郎。後又屢遷，擢為太子中允、天章閣侍講，專管太學，卒年六十七。

出其門者不下數千人，從政者也不少，影響宋初文人政府的風範很大。他便是由范仲淹首先推薦的第一人

。所以清初黃梨洲比照禪宗公案匯書《景德傳燈錄》等的辦法，初編《宋元學案》，便以“安定學案”和“泰山學案”開始，標明都是高平講友。

所謂“高平學案”就是范仲淹本身一系的學案。

孫明覆，晉州平陽人（山西），四舉開封府籍，進士不第（沒有考取進士），退居泰山。後來因石介（徂徠先生）的推薦，經范仲淹、富弼的進言，才名顯朝廷，擢為國子監直講，年六十六卒，學者尊稱為“泰山先生”。

但他和范仲淹本來就有關係，而范文正公卻早已置之度外，並不知道後來學養成名，以師道自居的“泰山先生”，就是當年他所培植的人

！因為范仲淹當初在睢陽（河南境內）掌管講學職務的時候，有一個孫秀才要求遊學他方的費用，范仲淹便自己送他一千文。明年又來了，又送他一千文。

范仲淹就問他，為什麼要到處遊學，奔波於道路呢？孫秀才就很痛苦地說：“母老，無以為養，若日得百錢，甘旨足矣（孝養母親的生活費就夠了）。”范仲淹便說：“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兩年僕僕（風塵），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學職（給你一個學生的名額），月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

。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捨晝夜。第二年，范仲淹離開了睢陽，孫生也就辭別他去了。

十年以後，范仲淹聞泰山有“孫明覆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他就和富弼協助石介，共同向皇帝推薦。想不到在朝廷上見面的“泰山先生”，就是當年向他要遊學費用的孫秀才

。這就是范仲淹推己及人，以及他愛才的度量和德行，能夠大公無私地鼓勵培養出一個學者宗師的盛德。

至於范仲淹和張橫渠先生的故事，就又不同了。“張載，字子厚，世居大梁（河南開封）。父迪，仕仁宗朝殿中丞，知涪州（四川涪陵），卒官（他父親在任上死了）。諸孤皆幼，不克歸（同胞兄弟姊妹們都很小，沒有能力回到故鄉開封）。以僑寓鳳翔郡橫渠鎮（陝西眉縣東）。”但他雖然是個孤兒，可是很自立，志氣不群，尤其喜歡談兵。當康定（仁宗年號）用兵時，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欲結客（聯合一批志願軍）取洮西（甘肅境內）之地。因此，上書謁范文正公。

范仲淹接見他，知道他是大器，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名樂，何事於兵？”便順手拿了一本《中庸》給他

。他總算一點就透，聽了范文正公的話，就不投軍，立刻回去返求“六經”。又與二程夫子交往，後來考取進士，仕於朝廷，與王安石政見不合。

但他的學養卻開啟關中的風氣，成為一代宗師。尤其是他平常所講的“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四句名言

，與范文正公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都成為北宋以後中華文化學者立志的典範，長垂不朽，永為後生所景仰。

總之，如果由周公、孔子以後看傳統文化中“儒者之學”，究竟是什麼樣的內涵和定義？你只要仔細一讀《禮記》的《學記》和《儒行》兩篇大文章，就可明白秦漢以前所謂“儒者”的規模了。

“五經”是中華傳統文化儲藏庫，要想完全通達頗不容易。“四書”是儒學實習經驗，也可以說猶如《學記》和《儒行》的續編

。宋初從仁宗開始，儒學昌盛，

但在“五大儒”之先，足以代表真正的儒宗儒行者，應當是范仲淹。他對儒學的造詣，是《易經》和《春秋》，志存經世致用，絕少如後起的“五大儒”中的二程夫子（程顥、程頤）等人，自稱為“出入佛老”，反求“六經”，而道在是矣

；然後再來高談心性之學的微言，以自標榜為繼孔孟的絕學。范仲淹只以實事求是的作風，力行所知所學，為人民、為社會、為國家“誠意”“正心”做實事，但求盡其在我，無負初心而已，這才是真儒實學的標準。

他的一生，“內剛外和，泛愛眾而親仁，樂善好施（博愛他人，愛做好事，肯佈施），置義莊裡中，以贍族人（為故鄉地方族人買田，首先創辦社會慈善福利的產業）”

。但在他死後，家裡沒有太多積蓄，仍然保持兩袖清風，書生本色。

他的四個兒子，也都學有所成，而且智勇俱備，公正廉明，猶如其父

。古今學者，能才兼文武、德行純粹如范文正公仲淹者，便可以無愧於“儒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