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後”的吳大昌：從富陽新登出發，求學聯大成為一生最深烙印

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張瑾華 薛瑩

在路上的聯大學生們。

作家楊瀟的新書《重走》出版了，從長沙到昆明，1600公里的聯大西遷路上，他尋找到了很多故事，有一些故事，與杭州有關。

我們隨著畢業於南開大學的“獨行者”楊瀟的“重走”，“遇到”了一位當年的杭州學子，他叫吳大昌，是清華大學第12級學生。

當年長沙臨大的絕大部分教職員、部分男生和全部女生，是透過滇越鐵路奔赴昆明的，只有一小部分加入了徒步團，歷時68天，橫穿西南三省，其中就有富陽新登人吳大昌。

現年103歲的他，生活在北京，與楊瀟成了忘年交。楊瀟說，老爺子一口江浙普通話，用放大鏡看書看報，身體棒得很，只要戴上助聽器，跟外人交流全無障礙。

楊瀟寫《重走》，致力於建立那麼一道橋樑，使今日中國的年輕人，特別是在校的大學生們，可以更多體會到80多年前的同齡先輩們，為什麼而走，他們這68天的西遷中經歷了什麼，又獲得或失去了什麼。

貴州西部的罌粟田。

【“西遷”後再回新登，已是8年之後】

1937年。時年為清華大學機械系大一學生的吳大昌，7月初學校放了暑假，他回到新登的老家。新登，是富陽下面的一個鎮，現在已劃歸杭州市管轄。

當時，吳大昌就是從當地的《東南日報》上看到七七事變的訊息的。

“通常是9月1日就開學了，那時候正是打得很厲害的時候，一點訊息都沒有。”吳大昌等了很久，終於得知了由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組成的長沙臨時大學開學的訊息，也是從報紙上，他就和幾個浙江老鄉通訊，相約在杭州碰頭，一起去長沙。

10月16日，浙江另一位學子費自圻離開嘉善，循滬杭線前往杭州，當時滬杭線天天有轟炸，“但不能吃苦和自立，何言讀書報國”，到達杭州後，費自圻準備經浙贛線轉南昌赴長沙，結果列車過嘉興就遭遇警報，他最終抵達長沙，但那天的經歷，就在身邊的轟炸和同胞的死難，成了他永遠忘不了的夢魘。

另一位學子翁同文從浙江赴湖南的路上，也目擊了同樣的死難現場。

他們到達長沙後，臨大實行軍事化管理，三校學生一律編組成隊，要求全體住校，每天升旗、降旗，甚至睡覺的位置，都按隊中編制的次序。

杭州，是1937年的歲末淪陷的。隨著東部大批國土的淪陷，人數眾多的江浙學生成了無家可歸者，更斷了經濟來源。

吳大昌記得他們在抵達昆明前的最後一站，有個奇怪的地名叫“亦資孔”，這是個很小的地方，條件很差，旅行團的最後一站，住在一個無人照管又停著幾口棺材的破廟裡，汙穢有臭蟲，“環境殊欠佳”。

當時的亦資孔，大約有二三百戶人家，路旁不少歌頌分縣長的德政碑，據說原來也曾繁華過，後來就成了這樣子了。

在途中休息。

吳大昌於1938年4月28日下午隨旅行團抵達昆明後，聽到了先期到達的清華校長梅貽琦對大學生們的訓話，其中有“你們所走的程途，全都是中國的大好山河，所遇的人們，全都是我們的同胞。所謂‘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這對你們將來的責任和事業，是有如何偉大的幫助啊！”

次日，學校通知，旅行團經費尚有節餘，吳大昌和同學們都可每人做襯衫一件、褲一條，以補充旅行中的磨損。

5月1日，“完成護送任務，即將東歸參加抗戰的黃師嶽連續兩晚在昆明著名的海棠春酒家以個人名義設宴，先宴理工，後宴文法，請全團師生聚餐話別”，吳大昌記得，海棠春老闆是川味廚師出身的袁炳奎，他融合了浙江口味和四川口味，“吃了什麼不忘了，但那一頓是最好的”80年後，吳大昌依然記得那“舌尖上的味道”。

之後，昆明拓東路的迤西會館成了他所在的西南聯大工學院所在地。他在這兒曾吃著鹽水煮蘿蔔，懷念長沙油豆豉。

1940年，從西南聯大畢業的吳大昌去了重慶工作，先是在江津金礦勘探隊，後來又調去資源委員會電廠冶煉廠，堅持到1945年抗戰勝利，是年12月，他買到船票東下，從重慶一路坐到南京，回到浙江老家新登時，已是1946年新年過後，他的父親和弟弟還在，母親卻已經於1941年去世了。

1946年，吳大昌考取公款留學乘船赴美，學農業工程，7月份出發。1950年，吳大昌回國，回國的船上有許多留學生，大家交流回國願景，吳大昌的想法是去東北的農場工作。

“回國時有一種光榮感，把好的東西在中國普及，是很有意義的一件事。”但是他沒去成東北農場，因為抗美援朝開始了。

後來就到了北京工業學院，也就是北京理工大學的前身，他想的就是回國搞建設。

1988年，吳大昌回到昆明，參加了西南聯大50週年校慶。他在此求學時的那些平房，那些戲臺，依然還在。

1997年，他再一次故地重遊，這裡已變了天地，隨著昆明舊城改造，就剩下高樓了。

“如今的昆明非常樂於展現它與聯大的歷史關聯，但當年的老建築已所剩不多。”來到“重走”的終點西南聯大舊址打卡的楊瀟，這樣感慨。

吳大昌和楊瀟。

【錢塘江大橋與一代青年的志向】

新登老街的街梢，新登糧站對面，是吳大昌的出生地。

“是個讀書的料。”關於大伯伯吳大昌，老二吳大明的兒子、侄子吳中一聽到最多的，就是這句話。

正因如此，吳大昌在故鄉新登待的時間並不長。在離家幾步之遙的東安小學（新登鎮小前身）畢業之後，吳大昌就去了杭州唸書。

“他讀書成績很好，浙江省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清華大學，畢業考又拿下了全校第一名。”吳中一出生時，吳大昌正在美國留學。對於這位很會讀書的長輩，小時候的吳中一老聽到阿公吳叔丹教育孫子孫女，“要好好讀書，像你們大伯伯一樣。”

吳大昌1936年考入清華大學選擇機械系，還與錢塘江大橋有段“緣分”。

當時，杭州正在修建錢塘江大橋，“那個時候，大家覺得在江上造一個橋是很難的事情，但是居然造起來了，那個工程對杭州人刺激蠻大的，我們就覺得工程很好，中國需要這樣的工程，需要現代化，需要機械化……”這段家人可能都不知道的往事，吳大昌告訴了楊瀟，並給出當年自己的思考：“當時認為貧困是現實，但貧困怎麼解決，並沒有想到其他路徑，就是想到要現代化。”而且，這一代人，“對於現代化，從中學唸到大學都很熱情的”。

“我和大伯伯攏共見了不過四五面。”吳中一第一次見到回家省親的吳大昌時，還是一個十來歲的少年，“他話不多，新登話還會講的，就是有點怪腔怪調的。”

新登中學的老校長吳國新，一直和吳大昌保持著聯絡，“我們經常通訊，他的字很好看。他是很認真的一個人。”

吳中一真正體會到了吳大昌的認真和好學，是幾年前。

吳家拉起了一個家族微信群，100歲的吳大昌開始學習用手機和使用微信。吳大昌經常用語音在家族群裡發表一些自己的見解。說不清楚的，他也有自己的辦法。“他把想說的內容寫在一張紙上，照片一拍，發上來。”

他關心的話題很廣，故鄉新登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三四十年前，他就建議新登作為歷史文化古鎮，要發展第三產業。”吳中一說。如今，新登正在進行古城改造，吳大昌和吳國新通電話時，還時不時問起進展。

《九零後》裡的吳大昌

【人生的意義，與馮友蘭的教誨】

在剛剛上映的紀錄片《九零後》中，吳大昌也作為西南聯大學生中的“90後”出鏡了。103歲的他這兩天還去看了紀錄片《九零後》。

楊瀟登在《收穫》長篇小說春捲上的《西南三千里》，也就是《重走》的縮版，老爺子也看了。楊瀟說，《重走》書一出來，他就給老爺子送書去了。

吳大昌雖然選了工科，但他和同學也喜歡讀一些人文的課外書。他喜歡的書有梁思成翻譯的韋爾斯的《世界史綱》還有胡適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還有當時的清華大學哲學系主任馮友蘭寫的《中國哲學史》。1937年，吳大昌在新登等學校訊息的那個漫長暑假，吳大昌把這本50多萬字的書讀完了。

楊瀟說：“亂世讀書是中國知識分子幾乎發乎本能的世界觀，更是他們解決內心危機的方法論。”

2018年5月，楊瀟在北京拜訪吳大昌時，他的兩位旅行團好友洪朝生和郭世康還在世。洪朝生是中國低溫物理研究的開創者，2019年，楊瀟再次去見吳大昌時，吳大昌的兩位旅行團好友都已去世。

談到自己的人生，吳大昌說起了一件往事，幾年前，他在書店裡看到一本馮友蘭的《馮友蘭論人生》，發現其中的一篇《論悲觀》的文章，正是跟他有關的一段往事。

旅行團到昆明後的第二年，21歲的吳大昌在當時陷入了“人生的意義”的困惑，他就寫了封信給馮友蘭，馮友蘭約他星期天到自己家裡談談。馮友蘭家住昆明城東，離工學院很近，吳大昌去了，結果馮友蘭沒說什麼話，都是吳大昌在講。隔幾天，吳大昌收到馮友蘭的信，說他寫了一篇文章發表在《雲南日報》上，叫《論悲觀》。

馮友蘭在那篇文章裡寫，“人生的意義是什麼，恐怕是個不成問題的問題。”

當吳大昌經歷幾次大病，活到了101歲時，再思考馮友蘭當時的文章，他覺得馮友蘭說的是對的——人生就是，活著就是活著……人生的問題就是這樣子，你就好好過生活，你在生活裡頭過好生活，就沒有問題。

吳大昌從故土杭州出發，走過大半個中國，走過東西半球，最終，他明白了人生的意義。

楊瀟寫《重走》，將吳大昌說的這個故事放在了書的最後篇章，顯得意味深長，楊瀟的《重走》全書的最後一句話是這樣寫的：

“但是在1939年，他並不明白這一切，畢竟，他才21歲，一切才剛剛開始。”

（本文老照片提供者為楊式德之子和王玉哲之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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