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 清朝官員有哪些門道聚斂財富！

在經典文學著作《儒林外史》第八回裡有這樣一段描述：“王太守笑道：‘可見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話，而今也不甚確了。”’

“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說法便不脛而走。

這裡的“淸知府”，並不是指“清朝”的知府，而是指“清廉”的知府。一名清廉的知府，就能在3年內透過合法的渠道獲得10萬兩白花花的銀子，那麼一名貪得無厭官員所能獲得的巨大財富就可想而知了。

清朝是離我們最近的一個封建朝代。這裡有一個清朝的故事。

據《清俾類鈔》記載：清朝時期，一個浙江山陰縣老百姓蔣淵如，與好朋友唐文卿等4 人湊了一筆錢，買了一個知縣。當了官後，他們這5人“舞文弄法，狼狽為奸，輦部民之金以入邑廨者歲可以二十餘萬”。3年後，他們由於搜刮得過於兇殘，吃相太難看，全部被革除職務。

算一下，他們5個人在短短3年內搜刮了60多萬兩銀子，滿載而歸。

我們今天且來說說，清朝官員有哪些合法門道聚斂財富？

首先是養廉銀。

雍正初年，清朝實行攤丁入畝、火耗歸公兩項制度，將所有稅收都歸朝廷管理。為了彌補火耗歸公後對地方官員的收入影響，朝廷出臺了養廉銀製度，讓地方官員有一筆俸祿之外的合法收入，即養廉銀。

別小看了養廉銀。養廉銀的數目往往是俸祿的數十倍甚至上百倍。比如，曾國藩任職兩江總督，年俸只有180兩銀子，養廉銀則達到了1。6萬兩銀子。李鴻章任職被曾國藩保舉為江蘇巡撫，年俸只有155兩銀子，養廉銀則達到了1。3萬兩銀子。

其次是各種孝敬。

一般來說，養廉銀只有地方官員才能拿，京官沒有這項收入。為了平衡京官的心理，地方官員往往想方設法給京官們送錢。

這送錢也不能無緣無故，得有一個名目。如果是在夏天送，就叫“冰敬”；冬天送錢，就叫“炭敬”；過年時送錢，就叫“年敬”；其餘節慶時送錢，就叫“節敬”；封疆大吏進京述職或離京赴任，就叫“別敬”。

你看，還是清朝官員有文化，連送錢都送得如此詩情畫意。

1868年8月，曾國藩調任直隸總督。他在進京覲見兩宮太后和同治皇帝時，隨身攜帶了一張面額為2萬兩銀子的銀票。曾國藩之所以要隨身攜帶這麼多銀子，就是要給京城的官員們送錢，即“別敬”。

除了地方官員給京官送各種孝敬，下級也得給上司各種孝敬。這種孝敬從上司走馬上任就開始了。

清朝末期，曾經做過兩任南海知縣的官員杜鳳治在日記中介紹，廣州知府到任，下屬們照例要各交一份“到任規”，給上司一份見面禮。到廣州知府和知府夫人過生日，下屬得交“生日規”。其餘每到過節，下屬的各種送禮也會按時送到。

第三是當“中間商”賺取差價。

1757年，雲貴總督恆文與雲南巡撫郭一裕，別出心裁地向乾隆皇帝進獻了一款黃金打造的手爐。黃金從哪裡來，得攤派給下屬州縣，讓他們負責採購黃金。州縣官員高高興興地接受了任務。清朝時期，基層官員最喜歡這樣的攤派任務了。俗話說“雁過拔毛”，這種任務等於給他們提供了一個賺錢的機會。錢也賺到了，上司也討好了，一舉雙得，何樂而不為？

1839年，大學士湯金釗和尚書隆雲章以欽差大臣的名義到山西視察工作。按照慣例，由太原府出面接待，接待費用則從山西藩司借款2萬兩銀子。送走欽差大臣後，山西藩司張澧中再將這2萬兩銀子往山西各縣攤派。攤派的數目卻不是2萬，變成了3—5萬。原因很簡單，這是給各級官吏留下盤剝的空間。否則的話，接待花費2萬，攤派也只有2萬，各級官吏喝西北風？

不搞攤派的官員，還會受到同僚的排擠。

康熙時期，長沙知府陳鵬年清廉正直，很體恤百姓。康熙皇帝外出視察工作時，湖廣總督阿山主張向老百姓增加攤派，送給康熙皇帝。陳鵬年堅決反對，得罪了阿山。後來，阿山抓住陳鵬年一個把柄，彈劾上去。陳鵬年差點因此惹來殺身之禍。

第四是各種灰色收入。

灰色收入介於合法收入與非法收入之間。

清朝末期，廣州西關賭場林立，熱鬧非凡。南海知縣杜鳳治經常派人前去抓賭。但沒過多久，賭場就會死灰復燃，更加興旺。為什麼這次賭場禁止不了呢？

原因很簡單：廣州知府安排心腹做了賭場的保護神，從賭場收入中收取一筆不菲的“賭規”。據杜鳳治估算，光緒二年西關賭場最興旺的時候，知府每年能分到“賭規”1萬多兩銀子。

【參考資料：《清俾類鈔》《儒林外史》《清史稿》《清史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