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雜性格“造就”的一代亡國之君

孔尚任《桃花扇》中有一段唱詞這樣寫道：

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他聖子神孫，反不如漂篷斷梗。十七年憂國如病，呼不應天靈祖靈，調不來親兵救兵；白練無情，送君王一命。傷心煞煤山私幸，獨殉了社稷蒼生。

這是駐紮武昌的左良玉聞聽京師陷落、朱由檢殉國後的一番感慨。崇禎帝比其他的亡國之君幸運的是後人對他的寬容。

思宗朱由檢可能是明代皇帝中性格最為複雜的一個。在他身上，機智和愚蠢，膽略與剛愎，高招與昏招兼而有之。當然，複雜性格的背後，是複雜的政治形勢。農民起義、後金軍隊的入侵、災荒、大臣之間拉幫結夥、黨爭不斷，這些都讓朱由檢頭痛不已。處理這樣的難題，成功或者失誤都屬於正常。再者說，明朝經歷萬曆和天啟皇帝的折騰之後，已經是走進了死衚衕，朱由檢很不幸地拔了個末籌。他即使有心救國，也無力迴天，正如史學家孟森所說：“思宗而在萬曆以前，非亡國之君；在天啟之後，則必亡而已矣！”因此歷史學家對於思宗普遍抱有同情，認為崇禎帝的一生實是“不是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然而，人才何代無之？關鍵在於知人善任罷了，朱由檢雖有心治國，卻不識用人之道，以致釀成亡國悲劇，未必無過。孟森先生認為朱由檢“苛察自用，無知人之明”、“不知恤民”。一個勤政、自律、立志有為的皇帝無奈成為亡國之君，固然使人同情；然而，朱由檢用人之拙、疑心之重、馭下之嚴，卻正是加速了明王朝覆亡的催化劑。

翻開大明朝的歷史，鬧劇不斷，真是怪事朝朝有，此朝特別多。除了朱元璋、朱棣、朱瞻基、朱祐樘等少數幾個明主之外，明朝的許多皇帝都彷彿荒誕劇中的主人公。有幾十年不上朝的，有死於紅丸的，有熱心木工事業的，有微服出行游龍戲鳳的，實在是熱鬧非凡。內有奸宦，王振、曹吉祥、劉瑾、谷大用、魏宗賢、王承恩，相繼把持朝政，黨爭不斷；外有邊患，蒙古、瓦剌、滿洲相繼而起，戰事頻仍。

等到朱由檢即位時，明朝已然日薄西山，國手亦難回春，但這位新皇帝依然懷有希望，當他雷厲風行地清除了魏忠賢和客氏的勢力，肅清閹黨之禍後，朝野上下也曾有所期盼。無奈，大明已經病入膏肓，加之崇禎帝著力做個英明之主，卻又難以避開個性上的種種缺陷。

柏楊在《中國人史綱》中調侃：“明王朝第十七任皇帝朱由檢並不是不想把國家治理好，但他沒有治理國家的能力，猶如小學生沒有寫出博士論文的能力一樣。他精力充沛，沾沾自喜於自己明智的措施，發脾氣的時候不可理喻，而且幾乎是一天二十四小時都在發脾氣。他對自己的錯誤永遠有動聽的掩飾，絕不尋求更正，卻喜歡他的部下歌頌他英明。”或許是自幼生活環境的複雜與提心吊膽，直到即位之初朱由檢也一直小心翼翼，也由此決定了他多疑，剛愎自用，馭下苛刻而寡恩的性格。他在位十七年中，頻繁更迭閣部臣僚，自從殺了袁崇煥後，他越發不信任大臣，多次誅殺督撫大吏。

果真是性格決定人生，雖然他勤於政事，不貪女色，嘔心瀝血，但他的性格缺陷卻又給明朝的統治危機推波助瀾。湯綱、南炳文在《明史》中陳述了崇禎的三大短板：一是急於求成，導致了“功令太嚴，吏苦束溼”；二是虛榮而剛愎自用，給奸佞之徒鑽了空子；三是不信任百官，寄希望於宦官，加重了政治的混亂。

因此，對於朱由檢，我們只能說他“心有餘而力不足”，想做個力挽狂瀾的有為君主，但卻亡於煤山的清風明月下。同樣作為亡國君，比起軟弱無能的漢獻帝，荒淫無道的陳叔寶，暴虐無常的隋煬帝，人們對於崇禎還是比較寬容的。連他的競爭對手都為他說了不少好話，李自成在《登極詔》中寫道：“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灶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

孟森先生說：“熹宗，亡國之君也，而不遽亡，祖澤猶未盡也。思宗，自以為非亡國之君也，及其將亡，乃曰有君無臣。”的確，比起朱由檢，朱由校恐怕更像亡國之君，可他運氣好了一點點，早早死掉，把上吊的滋味、亡國的苦痛留與弟弟朱由檢品嚐。而朱由檢也只能在“君非亡國之君，臣皆亡國之臣”的辯護中欷歔一番。

崇禎皇帝自縊時，在衣襟上留下了遺言，一行是：朕自登基十七年，逆賊直逼京師，雖朕薄德貎恭，上幹天咎，然皆諸臣之誤朕也。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去朕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朕百姓一人。另一行是：百官俱赴東宮行在。

“巍巍萬歲山，密密接煙樹。中有望帝魂，悲啼不知處。”三百多年的光陰流轉，究竟是海棠樹，還是古槐揹負著罪名，後人已不得而知，但大明王朝已隨末代君主的魂飛魄散而走到了盡頭。

參考文獻：李顏壘、於海英著《名家眼中的100位中國歷史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