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詞論家的觀念：婉約為正，豪放為變

詞論家以婉約和豪放劃分詞體風格，並以“婉約”為本色當行的詞學觀，很自然引發了詞學上的“正變之爭”。正變觀念最早產生於漢儒對《詩經》的詮釋，《毛詩序》論“詩六義”提出了“變風”、“變雅”的概念：“至於王道衰，禮儀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後代詩論家把《詩經》中的“風”分為“正風”、“變風”：把大、小雅分為正雅、變雅。這種“正變”論，實際上是根據時代政治，把產生於盛世的詩歌稱為正風，正雅：把產生於衰亂之世的詩歌定為“變風”、“變雅”。經學家本身對“變風”、“變雅”的創作現象持肯定的態度，但漢以後的詩論家在使用“正”、“變”的概念時，就有了褒貶抑揚的含義，“正”代表正統、正宗、正體，“變”代表旁流、變格、變體。這些詩學概念對名人的詞學觀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明代詞論家一般都以婉約為正，豪放為變。自張挺以婉約與豪放劃分詞體後，詞論家們繼續以正變來劃分詞人和詞體風格，王世貞《藝苑後言》曰：“溫飛卿所作詞曰《金奎集》，唐人詞有幾曰《蘭畹》，蓋皆取其香而弱也。然則雄壯者，固次之矣。”王世貞在《藝苑厄言》直接引用何良俊的詞話“樂府以嗷徑揚厲為工，詩餘以婉麗流暢為美”，王世貞不僅表現出崇婉約抑豪放的美學旨趣，而且第一次明確地提出了正體和變體這一詞學範疇：李氏、晏氏父子、香卿、子野、美成、少遊、易安至矣，詞之正宗也。溫韋豔而促，黃九精而險，長公麗而壯，幼安辨而奇，又其次也，詞之變體也。

詞至辛稼軒而變，其源實自蘇長公，至劉改之諸公極矣。南宋如曾規、張掄輩應別之作，志在鋪張，故多雄麗。稼軒輩撫時之作，意存感慨，故饒明爽。然而被情致語，幾於盡矣。王世貞雖然沒有正面提出以婉約為正，豪放為變，但他的這種以風格區分為劃分的標準還是很明顯的，王世貞把李氏父子、晏氏父子、柳永、張先、周邦彥、秦觀、李清照劃為詞的正宗，與張蜒的詞學觀是一直的。把溫庭纜、韋莊、黃庭堅、蘇軾、辛棄疾歸為變體，並對其進行了細緻地分析，溫庭績和韋莊作為《花間詞》作者，一直都視為婉約詞的鼻祖，而王世貞認為“溫韋豔而促”，“豔”是指締豔，“促”是指促碎，王世貞曾謂：“《花間》猶傷促碎，至南唐李王父子而妙矣。‘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關卿何事。’與未若陪下小樓吹徹玉笙寒，詞語不可聞鄰國’，然是詞林本色佳話。”

《花間集》中的詞都是小令，詞調句式短小，語句之間跳躍性強，詞意不是很連貫，由許多的片段構成，給人以急促破碎的感覺，而馮延巳詞《渴金門》（風乍起〉和李瑕詞《演溪沙》（高高香銷翠葉殘）所敘寫的是一個完整的閨閣故事，畫面連線自然，情節流暢。這可能是王世貞把溫韋劃入“變體”的原因。其實，王世貞這一觀點其深層原因是敘事性文體對抒情性文體的滲透，是以曲來看待詞體。與前面的詞學家一樣，王世貞把黃庭堅的詞視為“精而險”，對此，《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也指出：“黃庭堅詩峭拔奇麗，自為門徑，入詞乃非當行。”黃庭堅是江西詩派的領軍人物，詩風“峭拔奇麗”，以詩入詞，自然非本色。晃補之雲：“黃魯直間作小詞，固高妙，然不是當行家語，是著腔子唱好詩。”

王世貞繼承前人的詞學理論，把黃庭堅詞歸為變體是理所當然的。同樣，與之前的詞學家一致，王世貞也把蘇辛歸為一派，並認為辛詞源自蘇詞，但又認為“長公麗而壯，幼安辨而奇”，是指蘇軾的詞清麗而雄壯，辛棄疾的詞明晰而雄奇。在指出蘇詞和辛詞藝術特點不同的同時，王世貞放為這二者皆能達到“氣象恢宏”的藝術效果。由此觀之，王世貞基本上是以婉約為正，豪放為變，只是對個別詞人的分辨更細緻了些，當然王世貞把溫韋劃分為變體的做法也遭到了後人的批評：清人王士禎曰：“拿州謂蘇、黃、稼軒為詞之變體，是也。謂溫、韋為詞之變體，非也。夫溫、韋視晏、李、秦、周，譬賦有《高唐》《神女》，而後有《長門》《洛神》：詩有古詩錄別，而後有建安、黃初、三唐也。謂之正始則可，謂之變體則不可。”

王世貞以婉約為正豪放為變的詞學觀念很快得到了詞壇的認同，同時代的劉鳳在《詞選·序》雲：“以綢繆婉安、懷思綿遙自、蘊藉風流、感結悽怨、豔冶者逸為工，雖有以激梟橋鍵、雄舉典雅為者，不皆然也。”徐師曾在《文體明辨·詩餘》雲：“至論其詞，則有婉約者，有豪放者。婉約者欲其辭情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弘，蓋雖各因其質，而詞貴感人，當要以婉約為正。否則雖極精工，終乖本色。”徐師曾從詞體感染力的角度推崇婉約詞為正、豪放詞為變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王驥德對詞體風格的看法更為尖銳，他在《曲律》卷四中認為：“詞曲不上雄勁險峻，只一味撫媚閒豔，便稱合作。是故蘇長公、辛幼安並置兩底，不得入室。”王驥德認為蘇辛之豪放詞連登堂入室的資格都沒有，雄勁險峻的詞風不是本色當行，詞壇只允許一種風流撫媚，閒雅香豔的婉約詞流行。

崇婉約抑豪放、以婉約為正豪放為變的風氣也影響了詞家們對詞作的選編意識，茅膜在《詞的·凡例》中強調：“幽俊香豔，為詞家當行，而莊重典麗者次之：故古今名公悉多鋁作，不敢攔入。”編寨者選詞的標準非常明確，本色當行的幽俊香豔詞作為首選，即使是古今名公的莊重典雅之“鋁作”，亦不敢選人。與茅膜的選詞觀念一致，沈際飛在其編篡的《詩餘別集》序言曰：“夫調章縛採，昧H奧塞芳，詞家本色。則掀雷抉電，瞠目張膽者，大雅罪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