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粉頂十黑，導致一場改革失敗

宋代書壇有“蘇、黃、米、蔡”四大家之說。蔡襄名列最末，但就年齡、登第早晚而言，在四人中蔡襄是不折不扣的前輩。他年長蘇軾25歲，比蘇軾中進士早26年。就書法風格和成就而言， 蘇軾豐腴跌宕；黃庭堅縱橫拗崛；米芾俊邁豪放，三人以行草、行楷見長，風格自成一家。而最擅長寫正楷和行楷的，是蔡襄，他恪守晉唐法度，其書法在生前就受時人所重。蘇軾在《東坡題跋》中指出：“獨蔡君謨天資既高，積學深至，心手相應，變態無窮，遂為本朝第一。然行書最勝，小楷次之，草書又次之。”歐陽修說：“自蘇子美死後，遂覺筆法中絕。近年君漠獨步當世，然謙讓不肯主盟。”

蘇東坡是幾百年才出一位的文化天才，其詩、文、書、畫皆有很高的成就，是 “全能型選手”，再加上其傳奇而顛沛的流放生涯，使其在後世評價中成為整個宋代最重要的文化人物，書法之名亦蓋過了蔡襄。

中國歷史上，宋代的文人自主的政治意識和參與政治的深度是最為突出的，無論是文學家、書法家或是畫家，幾乎都有過從政的經歷，也願意公開發表自己的政治主張。用吾友吳鉤所言，是“野無遺賢”了。蔡襄也不例外，首先他是一個有著“達者兼濟天下”之抱負計程車大夫，是仕宦三十餘載的官員，在慶曆年間與歐陽修等人並稱為“四諫”，書法家只是一個附加的符號。

蔡襄對慶曆年間的政治領袖韓琦可謂是推崇備至，毫不掩飾崇拜之情，用現在的話來說他是韓琦的“鐵粉”。其實韓琦也只長他四歲，由此也可見他的真性情。

中國臺北故宮博物館存有一副蔡襄的手書《海隅帖》，是他寫給韓琦的信札，從中可窺他對韓琦的尊重之情：

襄再拜。襄海隅隴畝之人，不通當世之務，唯是信書，備官諫列，無所裨補。得請鄉邦，以奉二親，天恩之厚，私門之幸，實公大賜。自聞明公解樞宥之重，出臨藩宣，不得通名。下史齊生來郡，伏蒙教勒，拜賜已還，感愧無極。揚州天下之衝，賴公鎮之，然使客盈前，一語一默，皆即傳著，願從者慎之！瞻望門闌，卑情無任感激傾依之至。襄上，資政諫議明公閣下。謹空。

這封信寫於慶曆五年（1045），其歷史背景是主持“慶曆新政”的大臣范仲淹、韓琦、富弼被罷相，逐出中樞，一場轟轟烈烈的政治改革不到兩年就虎頭蛇尾地流產了。蔡襄在這封信的字裡行間流露出對改革失敗的嘆息，對韓琦尊重、感謝和安慰。

一般士人之間的通訊，多用行草或行楷。只有對皇帝的奏摺和敬重的尊長寫信，才會用正楷。蔡襄此札，便是用一絲不苟的正楷寫就。

蔡襄是福建仙遊人，因而自謙是海濱農家子弟出身，不通世務。當了那麼些年的諫官，沒能給朝廷政治帶來什麼補救的益處。說他能夠回到故鄉做官，奉養雙親，要感謝皇帝的恩澤，也是本人的幸運，實際上是明公您給予的方便。

得知韓琦被解除“樞宥之重”，以資政殿學士出資揚州，這是天下衝要之地，全賴明公鎮守。但是賓客來來往往不斷，以明公的聲望，一言一行，很快會讓天下人知曉，希望跟隨您的人小心謹慎。——這也是粉絲對偶像一種委婉的提醒，新政失敗，主持改革的大臣都被貶官到各州、府，但政敵肯定不會就此罷休，會雞蛋裡挑骨頭，要言行謹慎，不給政敵抓住把柄。

韓琦

慶曆新政是在宋朝進入發展的瓶頸期被逼出來的一場改革。宋仁宗是宋朝第四位皇帝，也是中國兩千餘年帝制史上能名列前茅的有道之明君。他即位時，宋朝已建政六十餘年，特別是在1005年與遼國簽訂了澶淵之盟，以“歲幣”的形式購買和平，東亞兩個大國邊境維持了大至勢均力敵的安寧，宋朝的經濟、文化有了很大的發展，甚至可以說臻於中國帝制時代的頂峰，但內外積累的矛盾也不斷地暴露出來。內部有土地兼併之患，百姓負擔日益加重，“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有力者無田可種，有田者無力可耕”。外部則是西夏的崛起，在契丹的暗中支援下不斷侵擾宋朝的邊境，宋帝國不得不耗費鉅額的財力和人力來應付。種種隱患疊加在一起，後世人簡單地概括為“三冗”：冗官、冗兵、冗費。富弼為此憂心重重地說： “自此以往，只憂轉熾，若不早為提備，事未可知！”

宋朝在對西夏的戰爭中，初期宋師敗績，喪師失地，朝野震動。宋仁宗起用范仲淹和韓琦前往陝西主持對西夏的防務，二人採取了以防守為主、攻守結合的戰略，推行修固邊城、精練士卒、招撫部民、開通互市等措施，扭轉了宋朝被動局面，使對西夏的邊防線得以鞏固。由於用兵有方，邊境民諺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驚破膽。”兩人的聲望蒸蒸日上，朝野有識之士呼籲讓範、韓二公進入中樞主持大政。

身為諫官的蔡襄向仁宗皇帝上《乞用韓琦、范仲淹》奏疏，曰：

天下之病，勢已如是，於可醫之時，陛下又選任良醫，倘信任不疑，聽其施設，非徒愈病，又致民於壽。若於此時，使天下良醫不得盡其術，則天下之病癒深。願陛下拔賢材，收眾策，不憚改作，以成大功，天下幸甚幸甚！

宋仁宗從善如流，於慶曆三年，重用范仲淹、韓琦兩位“良醫”為樞密副使（後范仲淹改任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奉調回京。范仲淹、韓琦、富弼負天下之重望，著手進行一系列改革。

但是，自古改革是艱難的，有時候一些“粉絲”的過度吹捧也會給偶像帶來不必要的麻煩，“一粉頂十黑”古已有之。國子監直講石介作《慶曆聖德頌》，如此稱讚皇帝和受重用的範、韓諸公：

皇帝明聖，忠邪辨別。 舉擢俊良，掃除妖魃。 眾賢之進，如茅斯撥。 大奸之去，如距斯脫。

這下要命了，夸人不要緊，以貶損別的大臣來夸人，等於給改革者拉仇恨。樞密使最先任命的是夏竦，此人曾任陝西陝西經略安撫使，范仲淹、韓琦為陝西經略安撫副使，是他的助手。他因在對夏戰爭中畏懦苟且，遭到了諫官的普遍反對，於是皇帝將夏竦改判亳州。這就是石介所言的“大奸之去”。真是徒逞口舌之快。

據《范文正公年譜》載： “（範）公與韓琦自陝西來朝，石守道作《慶曆聖德》詩，忠邪太明白。道中得之，公撫股謂韓公曰：‘為此怪鬼輩壞之也。’韓公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必壞。’其後果然。”夏竦成了反對新政的盟主。

實施新政之難其實不亞於流血的革命，慶曆新政對既得利益者的損害主要表現在：恩蔭減少（官二代靠父輩恩蔭難度加大）、磨勘嚴密（考核官員標準更嚴）。自然毀謗新政的言論增多，范仲淹等改革派大臣被指責為 “朋黨”。 儘管范仲淹提出“小人之黨、君子之黨”的說法予以反擊，歐陽修撰《朋黨論》一文上奏仁宗。但是再英明的皇帝也擔心大臣“樹黨”，仁宗對範、韓等人的信任開始動搖了。

夏竦指使人仿照石介筆跡，誣衊富弼欲行伊霍之事，私草廢立詔草。仁宗雖不相信，但范仲淹等人惶恐不安，請求外出巡守，仁宗任命為陝西、河東宣撫使，仍保有參知政事的頭銜。八月，富弼亦以樞密副使離京，出為河北宣撫使。

慶曆五年（1045年）正月二十八日，范仲淹被罷去參知政事，知邠州、兼陝西四路緣邊安撫使。同一天，富弼亦被罷去樞密副使，改任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鄆州。第二天， 杜衍被罷為尚書左丞，出知兗州。

二月初四，罷磨勘新法、任子新法。三月初五，韓琦罷樞密副使， 加資政殿學士， 知揚州。至此， 慶曆新政就這樣溫水煮青蛙似地給廢掉了。

不過當時仁宗柄國，對大臣非常尊重。即便否決其施政方針，也不會傷害其人身安全，最多是讓其離開中樞，去一個不錯的地方做長官。

慶曆八年（1048年）四月，韓琦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兼安撫使。定州是防備契丹的最前線的重鎮，韓琦在此鎮守六載，到了宋代地方長官的任期最長期限，於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韓琦以武康軍節度使又移幷州（今山西太原）。

至和二年（1055年）二月，韓琦以疾病的緣故請求皇帝讓他改知相州（今河南安陽市）。相州是其家鄉，按照迴避制度一般是不允許的，皇帝開恩准其所請。回到家鄉相州，韓琦在於州署後園建造晝錦堂。嘉祐元年（1056年）七月，韓琦被召還為三司使。八月，拜樞密使，重新回到了宰執的位置。

晝錦堂之名典出項羽說的話：“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誰知之者。”別墅蓋好後，韓琦請出了兩位慶曆新政時的好朋友，歐陽修為其作《晝錦堂記》，蔡襄書丹。這是當時文章、書法最佳的組合。

蔡襄為了表示對韓公的敬重，別出心裁地將每個字單獨寫幾十遍，優中選優，擇最佳者拼合，時人稱之為“百衲碑”，這比十年前他給韓琦寫信時的態度還要誠懇。此碑被宋人稱為“本朝第一”。

慶曆新政未能解決大宋的病患，一直拖延下去，病情加重，到了王安石變法時，治病已經沒有了慶曆時期的從容了，只得用更剛猛的藥方。當執拗的王安石和樸直的司馬光故去後，他們徒子徒孫的黨爭，已無政治歧見不害私誼的君子風度，變成你死我活的人身迫害和汙名化。宋代早、中期雍容大度的政治風氣完全淪落了。

今日的晝錦堂（圖片來自網路）

附：晝錦堂記

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此人情之所榮，而今昔之所同也。

蓋士方窮時，困厄閭里，庸人豎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禮於其嫂，買臣見棄於其妻。一旦高車駟馬，旗旄導前，而騎卒擁後，夾道之人，相與駢肩累跡，瞻望諮嗟；而所謂庸夫愚婦者，奔走駭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於車塵馬足之間。此一介之士，得志於當時，而意氣之盛，昔人比之衣錦之榮者也。

惟大丞相魏國公則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為時名卿。自公少時，已擢高科，登顯仕。海內之士，聞下風而望餘光者，蓋亦有年矣。所謂將相而富貴，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窮厄之人，僥倖得志於一時，出於庸夫愚婦之不意，以驚駭而誇耀之也。然則高牙大纛，不足為公榮；桓圭袞冕，不足為公貴。惟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聲詩，以耀後世而垂無窮，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於公也。豈止誇一時而榮一鄉哉！

公在至和中，嘗以武康之節，來治於相，乃作「晝錦」之堂於後圃。既又刻詩於石，以遺相人。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譽為可薄，蓋不以昔人所誇者為榮，而以為戒。於此見公之視富貴為何如，而其志豈易量哉！故能出入將相，勤勞王家，而夷險一節。至於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其豐功盛烈，所以銘彝鼎而被絃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閭里之榮也。

餘雖不獲登公之堂，幸嘗竊誦公之詩，樂公之志有成，而喜為天下道也。於是乎書。

尚書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修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