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話難聽、忠言逆耳，清廷為何對赫德、威妥瑪的勸告置若罔聞？

作者：金滿樓

話說清廷在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中連吃了兩次大敗仗後，洋人的腰桿子也硬了，也敢於對清廷說三道四、充當洋師傅了。

這不，在同治初年時，總理衙門相繼收到兩位老外的上書，一名《局外旁觀論》，一名《新議論略》，作者都是英國人，前為總稅務司赫德，後為署理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

就這樣，來了也不能不收啊，交上去後，隨即奉上諭交各省督撫詳加討論，由此在內外大臣們的一場軒然大波。

首先，湖廣總督官文回奏痛斥其指手畫腳，“包藏禍心”；接著江西巡撫劉坤一嚴重表態，稱“斷不可從其所請”；兩廣總督瑞麟及廣東巡撫蔣益澧則合奏說：“自強之道，不待外求”，祖宗之法不能變，洋人教導聽不得！

當時，正在辦理福州船政局的閩浙總督左宗棠不好明言反對變法與洋務，只說西方造船術確實了得，但洋槍就未必見佳，至於那些電報玩意兒，“奇巧之器”，華而不實，“美觀而不適用”。

按說，這些都是打過太平軍、見過大場面、既非保守也不頑固的高階官員，究竟這兩老外說了什麼，以至惹得他們如此火冒三丈呢？

原來，為說明問題的嚴重性，兩位友人很是渲染了中國的種種問題與弊端，並奉勸清廷在新時期下應該如何如何。

用八個字來總結的話，就是“內改政治，外篤友誼”，而具體又有以下幾個層次：

首先，“二友”批評中國一向以天朝自居，不肯與外邦平等相處，“居官者初視洋人以夷，待之如狗”。因處理對外關係不當，以致糾紛四起，屢屢失和，釀成戰端；而其背後的原因呢，實則“智淺而欲輕人，力弱而欲伏人。”

其次，“二友”批評中國官場腐敗，社會潰爛：官員則“盡職者少，營私者多”；財政則“取於民者多，上輸於國者少”；軍隊則“拉弓舉石，只講架式，股肱怠惰，止得養鳥消遣”，“兵勇之數，動稱千百萬，按名排點，實屬老弱愚蠢，充數一成而已”；士人們則“書籍非不熟讀，詩文非不精通，使之出仕而於人所應曉之事，問之輒不能答”。

什麼意思？這就是說，清廷無論文武，不分上下，全部一塌糊塗，“執法者惟利是視，理財者自便身家；在上即有所見，亦如無見；遠情不能上達，上令不能遠行。”長此以往，以致“最馴順之百姓”，也“處處不服變亂。”

其三，“二友”警告中國，“英法俄美各國，以其五百年前與千年以前相比，五百年景況較前甚強；以目今與五百年前相比，則目今較五百年前愈強。”反觀中國，“悉如一年之中，四季轉環，考其興衰始終，皆同一律”。

如今，“英國已在緬甸，離雲南不遠；法國已在安南，離廣西不遠”；俄國與中國萬里連疆，“可慮者不在各國有無侵佔之心，而在各處有易侵佔之勢。”

如不急圖改變，恐怕“數年之內，必為萬國之役”，一旦真的不幸，“試問將來中華天下，仍能一統自主，抑或不免分屬諸邦？”

其四，情況既已如此危急，那中國應該怎麼辦？

“二友”認為，“中國自主之要，一在借法興利除弊，以期內地復平；若論其二，立宜設法更求外國和睦。”換言之，中國要想在世界上有一席之地，就必須學習西方，借法自強，並與外國和睦相處。

文末，“二友”還提出了具體建議，如“水陸舟車、工織器具、寄信電機、銀錢式樣、軍火兵法”等項都應及時辦起，這樣即有利於中國，也有益於外邦，“內地從此容易治平，外國民人來往通商，常行居住，易得保全，各國亦可無慮。其最為欣悅者也。”

赫德、威妥瑪對中國實情的揭露與描述，可謂淋漓盡致、入骨三分，可回頭想來，卻又句句是實，並無半分捏造。就算最後的建議，也是中肯實在，勉勵有加，絕非虛情假意。

只是，真話難聽、忠言逆耳，中國人一向好面子，兩位“友人”的勸導，難免給人高高在上、指手畫腳的厭感，由此天朝大員們不愛聽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就是麼，歷史從來沒有新鮮事！

更多，請關注筆者晚清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