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恆：再談百回本《西遊記》是否吳承恩所作（二）

二

蘇氏所論述的第二個問題，是明刻本《西遊記》的作者署名問題。現存的各種《西遊記》的明刻本，沒有一部是署吳承恩作的，連各種清刻本也都如此。我們認為：正因《西遊記》各種刻本均未署吳承恩作，天啟《準安府志》的著錄又不足以證明吳承恩就是百回本《西遊記》的作者，所以，若無其他證據，目前尚不能肯定百回本《西遊記》為吳承恩所作。對此，蘇氏從三個方面作了論證，以批評我們的看法。現在逐一加以考察。

首先，蘇氏說：“中國古典通俗小說在刻本上不署作者名字的盡多，豈獨《西遊記》？著名的《金瓶梅》、《儒林外史》、《紅樓夢》以至《鏡花緣》等皆如此。這些著名說部的作者名字（真名或筆名），有的由別人序文道出，有的從作品行文中透露，有的見其他記載。今天的人們對它們的作者為蘭陵笑笑生、吳敬梓、曹雪芹、李汝珍無異議。吳承恩乃百回本《西遊記》的作者，由第一個問題的查考與分析，應該說它與《金瓶梅》等作品一樣，對它沒有在刻本上署名，可以不必大驚小怪。”按，蘇氏所說的“第一個問題的查考與分析”，即本文第一部分所介紹的他的論點與論據，其難以成立已如上述。所以，我們只能說：《儒林外史》等書雖與《西遊記》一樣地沒有在刻本上明署作者姓名，但我們在今天已有過硬的證據證明《儒林外史》等書的作者是誰，從而在這方面可說已有定論，但關於《西遊記》，卻直到今天還沒有過硬的證據證明其作者即為吳承恩。因此，我們固然“不必”“對它沒有在刻本上署名”而“大驚小’怪”（實際上也沒有人大驚小怪），但卻還無法在日前就肯定百回本《西遊記》為吳承恩所作。

其次，蘇氏說：“今見的萬曆二十年世德堂本雖然沒有署作者名，陳元之的序卻透露出作者為何等樣人的訊息。此人與吳承恩的身份恰合。陳元之的序說：‘（《西遊》）一書，不知其何人所為。或曰：“出天潢何侯王之國”，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這說明萬曆二十年時《西遊記》作者為誰某是有傳說的。首先曰是一位某藩王府的八公之徒，其次曰是王自制。……荊府紀善不等於準南王劉安手下的八公（門客），但明代藩府的紀善……實際是封建國家安排的閒員，和王府門客沒有實質區別。陳元之說的’八公之徒’，應包括紀善類閒宮的吧。陳元之的資訊未必就是‘《西遊記》作者乃荊府紀善吳承恩’，惟是王府的’八公之徒’則似無疑。由此，這也是吳承恩同時代人的記錄，為《西遊記》作者是吳承恩添一重要佐證。”

按，如以陳元之的序為依據，我們只能認為陳序所透露出來的作者的訊息“與吳承恩的身份”並不相合。第一，關於“八公”，雖有一些不同的說法（如《楚辭章句》為《招隱士》所撰的《序》，謂八公為淮南王劉安門下能“著作篇章，分造詞賦”的“俊偉之士”；而《神仙傳》則說“安好儒術方技，八公詣之，化為十五童子”，則是道法之士），然而為諸侯王的門客當無疑義。這些門客都是諸侯王自己所招致，並非朝廷派遣，亦無官職。以明代的情況來說，如唐寅曾應寧王宸濠之聘，為其門客（唐寅並無官職），這才稱得上是“八公之徒”。紀善雖是閒職，但到底是官員，而且是朝廷派遣到王府去任職的朝廷的官員，豈是藩王自己招聘來的門客所可比？吳承恩雖曾被任命為荊府紀善，卻並無任何資料足以證明其當過某一幫王的門客，然則“八公之徒”又怎能與吳承恩掛起鉤來？第二，陳元之的序明明說，或曰出天潢何侯王之國，或曰出八公之徒，或曰出王自制，其中的後兩個“或曰”是從屬於前一個“或曰”的。在這種說法中，其前提是“出天潢何侯王之國”。正因此書是出自王府，所以才進而產生了“出八公之徒”和“出王自制”的歧說。那麼，《西遊記》跟明代哪個王府有關呢？根據現在所掌握的資料，僅有魯王府與《西遊記》有關。周弘祖的《古今書刻》（此書著錄的都是刻本）曾著錄過魯府本《西遊記》。據日本島田翰氏的《古文舊書考》，《古今書刻》編成於隆慶、萬曆之際。所以，這當是現在所知道的最早的小說《西遊記》的刻本（曾有學者懷疑，魯王府本《西遊記》乃是戲曲《西遊記》。對此，日本太田辰夫氏指出：據現存《楊東來先生批評西遊記》卷首總論，戲曲《西遊記》在萬曆四十二年之前從未刊刻過，而魯府本《西遊記》乃是刊本，其刊成顯然在萬曆四十二年之前，故不可能是戲曲。詳見其所著《世德堂本西遊記考》，收於其論文集《西遊記の研究》中）。由此看來，陳元之所謂“出天潢何侯王之國”，實是指魯王府。另外，太田辰夫氏說，陳元之序既見於世德堂本《西遊記》，也見於清白堂本；世德堂本此序末署“壬辰夏”，清白堂本則改作“癸卯夏”；世德堂本的陳序中有“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國”語，清白堂本陳序則僅作“出天潢何侯王之國”，無“今”字。太田氏認為，刊《西遊記》的魯王當是魯恭王朱頤坦，其人於嘉靖二十八年即位，萬曆二十二年薨。世德堂本所署壬辰為萬曆二十年，其時朱頤坦尚在，所云“今天潢何侯王，猶言“現在在世的某一位天潢的侯王”，清白堂本序所署癸卯為萬曆三十一年，其時朱頤坦已去世，故於序中特地削去“今”字（亦見其《世德堂本西遊記考》）。則“天潢何侯王”之為魯王，更可無疑。序中的“八公”既是指《西遊記》所由出的“今天潢何侯王之國”的“八公”，自當為魯王的門客。而吳承恩為魯王門客的事，到現在為止還是一無資料。所以，陳元之的序不但不能“為《西遊記》作者是吳承恩添一重要佐證”，反而對於把百回本《西遊記》視為吳承恩的作品頗為不利。

第三，蘇氏說：“明刻本《西遊記》又都署‘華陽洞天主人校’”，“據汪浚和我的查考，華陽洞天主人是吳承恩好友、有明一代宰輔李春芳的別號。其證據是：（1）號華陽洞天主人者應是句容人（一般看法皆如此）。李春芳的祖籍是句容，五世祖由句容徙興化。清代的句容縣誌都收李春芳。（2）李春芳可能別號華陽洞天主人。吳承恩於李春芳狀元及第時贈詩有句：’移家舊記華陽洞，開館新翻太乙編。’點出了李春芳與華陽洞的聯絡。羅洪先也在李春芳狀元及第後贈詩，說：‘曼倩金門身是隱，白沙衡嶽老難忘。’兩句指李春芳與李的老師湛若水，以東方朔比李春芳，直是說李春芳別號為華陽洞天主人的了。東方朔別號華陽洞主，見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十三《玉壺遐覽》。可見羅洪先知道李春芳狀元及第前曾有華陽洞天主人這個別號。（3）李春芳與通俗小說有關一事，明末熟被人知，《西遊記》刻本所以要特意標上華陽洞天主人，不過以李春芳的名頭為號召以增重書籍的聲價而已。”在提出了這三個證據後，蘇氏總結說：“我從三個方面論證了華陽洞天主人是吳承恩的好友李春芳，假如認為有點道理的話，則所謂明刻本《西遊記》的不署作者名而只有校者一節，實不足以否定吳承恩的撰著權，倒反而替吳承恩作了撰著權的印證。”

按，蘇氏想證明華陽洞天主人是李春芳，但其證據實在很難成立。第一，所謂“號華陽洞天主人者應是句容人”，這本身就有問題。當然，華陽洞在句容，但《西遊記》的校者是否因他是句容人才取了這樣的一個號？關於這一點，太田辰夫氏有一種解釋。他說：蘇軾的《楊康功有石，狀如醉道士，為賦此詩》中有這樣的句子：

楚山固多猿，青者黠而壽。化為狂道士，山谷這騰蹂。

誤入華陽洞，竊飲茅君酒。君命囚巖間，岩石為械扭。

松根絡其足，藤蔓縛其肘。蒼苔迷其目，叢棘哽其口。

三年化為石，堅瘦敵瓊玖。……

詩中猴仙因偷仙酒而被監禁，很容易使人想起孫悟空在蟠桃宴上偷仙酒而被監禁的事，猴子化為石，也容易使人想起《西遊記》中的孫悟空乃是石猴這一點，蘇軾詩中述及的這種傳說，當與後來的《西遊記》的故事有關。另外，據《梁書 · 陶弘景傳》：“……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恆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週迴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此即詩中“華陽洞”及“茅君”之所本（詳見太田氏《南宋華南の西遊物語》，《西遊記の研究》66-67頁）。也正因此，他認為“華陽洞天主人”之號具有遊戲性質，乃是自比茅山君，意味著猴王在其掌握之中（見其《世德堂本西遊記考》，《西遊記の研究》239頁）。我想，由於茅君是“來掌此山（華陽洞天所在的句曲山）”的，當然也就是“華陽洞天主人”，從而《西遊記》的校者以華陽洞天主人的別號來表示其具有跟茅君同樣的降伏猿猴的神通，也很有可能。因為，這與《西遊記》舊序的“孫，猻也，以為心中之神”，“魔以心生”、“攝心以攝魔”（見陳元之序引）正相呼應。換言之，“華陽洞天主人”既意味著善於降伏猿猴者，而降伏猴猿也就意味著“攝心以攝魔”。倘若校者是根據這樣的意義而取用此號的，當然就跟其本人的籍貫沒有關係了。儘管太田氏此說也只是一種假設，但蘇氏既要據“華陽洞天主人”之號麗確定其為句容人，那就必須先以確切的證據來否定太田氏的假設，然後才能使自己的推論具有可靠的前提。可惜的是，蘇氏在這方面提不出任何證據。第二，即使華陽洞天主人確是句容人，但句容人很多，吳承恩的“移家舊記華陽洞”的詩句，也不過說李春芳的老家原在華陽洞所在的句容縣，並未說他自號華陽洞天主人，那麼，何以見得華陽洞天主人一定是那位從五世祖起就已由句容移居興化的李春芳，而不是其他的句容人呢？回答恐怕只能是：根據目前的材料，在吳承恩的朋友中，跟句容有關的只有李春芳一人，所以為吳承恩校《西遊記》的這位華陽洞天主人應該就是他。很顯然，在作這種推斷時，本來就是以吳承恩為百回本《西遊記》作者之說為前提的。而我們現在要討論的卻是這個前提能否成立。如果從這個本身還有疑問的前提出發，推斷出華陽洞天主人為李春芳的結論，再由這個結論反過來證明上述前提之能夠成立，那在邏輯上當然是難以被承認的。第三，羅洪先詩中以“曼倩金門身是隱”來指李春芳，根本不能作為“李春芳別號為華陽洞天主人”的證明。請看李白的《玉壺吟》：

烈士擊玉壺，壯心惜暮年。三杯拂劍舞秋月，忽然高詠涕泗漣。鳳凰初下紫泥詔，謁帝稱觴登御筵。揄揚九重萬乘主，謔浪赤墀青瑣賢。朝天數換飛龍馬，敕賜珊蝴白玉鞭。世人不識東方朔，大隱金門是謫仙。

“鳳凰初下紫泥詔”以下，是寫李白自己在天寶初應徵詔而供奉翰林的事，所以，“世人不識東方朔”二句，明明是以東方朔自比，說世人不理解他。值得注意的是，李白之自比東方朔，乃是從“大隱金門”這一點著眼的，顯然不是因為他曾自號華陽洞天主人，而羅洪先之以東方朔比李春芳，其著眼點也在“金門身是隱”，與李白所述完全一樣。那麼，何以見得羅洪先的詩句“直是說李春芳別號為華陽洞天主人的了”呢？其實，據《史記 · 滑稽列傳》的記載，東方朔曾有“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之歌，所謂“大隱金門”或“金門身是隱”，都不過說他們是跟東方朔一樣地“避世金馬門”而已，何嘗是意味著他們跟東方朔同樣地號為華陽洞主？第四，即使“李春芳與通俗小說有關一事，明末熟被人知”，但也必須有可靠的證據證明華陽洞天主人確為李春芳之後，才能得出“《西遊記》刻本所以要特意標上校者華陽洞天主人，不過以李春芳的名頭為號召以增重書籍的聲價而已”的推論。總之，蘇氏的這“三個方面”的“論證”都無法證明華陽洞天主人是李春芳，當然更無從進一步證明百回本《西遊記》的作者為吳承恩。

現在把我對這問題的意見歸納如下：百回本《西遊記》的明、清刊本都未署吳承恩之名，從此書的其他方面（例如序和校者姓名）也找不到作者為吳承恩的旁證。蘇氏的有關論證又都難以成立。所以，此書到底是否吳承恩所作，仍然是個疑問。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