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律令制的演變看唐宋間的變革3

違經悖道是什麼意思

君權法制化的確立

隋朝一建國，即以統一大業作為施政主要目標，其反映在刑律上，則強化君權為至高與最後。所以隋開皇律（唐律亦同）在周齊律影響下，首列十惡，有五惡之懲處規定（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六曰大不敬、九曰不義），目的是在保護皇權及其相關事項；此外五至六惡（四曰惡逆、五曰不道、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的場合（其中「不義」含公私倫理，故列兩處），則在規範社會倫理秩序。保護皇權者，最主要在於將秦漢以來刻意要深入人心的皇權理論基礎，此即天命與祖靈，在隋唐律予以具體法制化。當然論法制化過程可追溯至秦漢律，但是到唐律大備。

例如唐律〈名例律〉「十惡」條（總第6條）一曰：「謀反」疏議曰：

王者居宸極之至尊，奉上天之寶命，同二儀之覆載，作兆庶之父母。為子為臣，惟忠惟孝。

所謂宸極，《晉書》卷十七〈律曆志·中〉雲：「聖人擬宸極，以運璇機。」也就是北極星天帝所居的地方。此處的聖人，是比喻古代的王者，與《律疏》的王者，其實同義。所謂二儀，指天地，《周易·繫辭》雲：「易有太極，是生兩儀。」這一段的意思，說明王者居於天帝至尊地位，承奉天命，如同天覆地載施恩德於萬物，作為萬民的父母。所以作臣子者，應該盡忠盡孝。相近於這條規定，又見於〈賊盜律〉「諸謀反及大逆者」條（總248條）曰：

人君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齊明，上祗寶命，下臨率土。

這些規定，很具體指出王者是秉承天命而治天下，其權力來源，出自天命。足見先秦及秦漢以來的王權天命論，到唐而法制化。這是自古以來，有關王權論的重大結論。此後千年間的天命王權，不但有理論，而且有法制依據，乃更加鞏固，甚至獨裁。上舉十惡條其二曰：「謀大逆」。注云：「謂謀毀宗廟、山陵及宮闕。」宗廟、山陵及宮闕本都是皇家建築物，為何侵犯這些建築物成為十惡的「謀大逆」？ 《律疏》解釋「謀大逆」雲：「此條之人，幹紀犯順，違道悖德，逆莫大焉，故曰：『大逆』。」這是指冒犯法紀、天常，背悖道德，悖逆罪以此最大，所以叫「大 逆」。冒犯宗廟、山陵及宮闕，視同冒犯天理、人倫、法紀，顯然將宗廟等作為「皇帝權威象徵」。［15］所謂宗廟，《律疏》曰：「宗者，尊也。廟者，貌也。 刻木為主，敬象尊容，置之宮室，以時祭享，故曰宗廟。」所謂山陵，《律疏》曰：「山陵者，古先帝因山而葬，黃帝葬橋山即其事也。或雲帝王之葬，如山如陵， 故曰山陵。」所謂宮闕，《律疏》曰：「宮者，天有紫微宮，人君則之，所居之處，故曰宮。」所謂闕，《律疏》曰：「爾雅釋宮雲：『觀，謂之闕。』郭璞雲： 『宮門之闕也。』」唐代的宗廟，起初立四廟，後來增至七廟，乃至於十一廟。其建制，包括始封君、受命君等不遷之廟以及諸親廟等。［16］山陵是本王朝諸帝 王陵。所以宗廟與山陵兩者，皆指本王朝諸皇帝及其先祖，此等「祖靈」，均屬於現世皇帝承繼權力的由來；而宮闕則是現世皇帝執行權力所在地。整個說來，宗 廟、山陵及宮闕都是象徵皇權的有形建築物，所以規定為神聖不可侵犯。這是皇權源自祖靈說的法制化。

依此看來，所謂皇權，除皇帝本人所 執行的權力而外，同時還包括象徵皇權的有形建築物所代表的權力意義。創業君主的權力，著重於天命源頭，其繼任的皇帝則著重於繼承祖靈要素。天命與祖靈合而 為一，然後展現皇權的地方，就是宮闕。於是侵犯皇帝以及象徵皇權之有形標的物，成為罪大惡極，乃規定於十惡之前三惡，一曰謀反（注：謂謀危社稷），二曰謀 大逆（注：謂謀毀宗廟、山陵及宮闕），三曰謀叛（注：謂謀背國從偽）。據此可知《律疏》又將皇帝及其象徵皇權之有形標的物，廣義解為社稷、國家，明清律皆 同。［17］

令方面，從晉令、梁令篇目到隋唐令篇目順序的變動，也可窺知強化中央集權的意圖。此即晉令、梁令篇目順序，以戶、學、貢 士諸令居前，但自隋開皇令以後，直至明令，則取官僚制度的相關規定（如官品、職員、吏部等），置於戶、學、禮等之前，而作為篇首。這個變化，當與隋開皇律 設定十惡之科，以保障君權有關。易言之，西晉律、令成立之初，兩者在尊君、保民的立意上，一如法典性質所示，具有對等性；但自隋代以後，顯然有意屈令就 律，在尊君主義的前提下，訂定保民制度。隋唐時代的律令，形式上猶具對等性，實質上已經出現變化。宋代以後，令的特質又再褪色；相對的，在尊君主義的前提 下，除了律以外，乃將敕提高到第一位。因此，從隋代以後，在法制上很清楚可看出官方不斷建立皇權一元化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