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倪說歷史之《罷黜百家 獨尊儒術》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

儒家思想的形成和發展，對中國社會的影響難以估量。

儒學興起的背景

秦漢之際，遭秦始皇焚書坑儒政策摧殘的儒家逐漸抬頭，陳勝、吳廣起義後，有些儒生參加了反秦鬥爭，如孔子後裔孔甲一度為陳勝的博士。西漢初年，著名儒生叔孫通被任為太常，協助漢高祖制訂禮儀。惠帝四年（前191年）廢除《挾書律》，進一步促使諸子學說復甦，陰陽、儒、墨、名、法、道六家比較活躍，其中儒、道兩家影響較大。漢初，由於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統治階級所面臨的主要任務是恢復生產，穩定封建統治秩序。因此，在政治，上主張無為而治，經濟上實行輕徭薄賦。在思想上，主張清靜無為和刑名之學的黃老學說受到重視。當時，五經博士僅為具官待問，在政治上並未得到重用。然而儒、道兩家在政治、思想上的鬥爭相當。激烈。武帝即位時，社會經濟已得到很。大的恢復和發展。武帝依靠文、景兩代積累的財富，大事興作。與此同時，隨著地主階級及其國家力量的強大，對農民的壓迫和剝削也逐漸加重，農民和地主階級之間的矛盾逐漸加劇。因此，從政治上和經濟上進一步強化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已成為封建統治者的迫切需要。在這種情況下，主張清靜無為的黃老思想已不能滿足上述政治需要，更與漢武帝的好大喜功相牴觸；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統思想，仁義思想和君臣倫理觀念顯然與武帝時所面臨的形勢和任務相適應。於是，在思想領域，儒家終於取代了道家的統治地位。

獨尊儒術

董仲舒，西漢儒家公羊學派大師，廣川（今河北棗強縣）人。少治《春秋》，漢景帝時為博士。漢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董仲舒應召，提出“天人三策”，被選為首列。此後多次上書、講學，著書立說，闡述維護封建統治的理論。董仲舒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相容法家和道家思想，建立了新的儒學思想體系。董仲舒依據儒家經典《春秋》，進行鋪陳演繹。認為君主與臣民的關係是“乾和枝，本和末”的關係。強調“強幹弱枝，大本小末”。宣揚“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主張“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提倡“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提出“災異論”，勸說皇帝順天行事，如日月蝕、地震、山崩等，即上天對皇帝逆天行為發出的警告，藉以限制封建統治者過分腐敗。董仲舒還主張“德刑並舉”，以教化為本。立太學，設庠序，加強封建思想統治。並提出“限民名田”，抑制貴族官僚豪強地主兼併的經濟主張。董仲舒的學說為漢武帝所採納，成為漢及以後封建統治者奴役人民的理論基礎。董仲舒曾任江都相、膠西相。年老辭官，終老於家。其著作今存《春秋繁露》、《董子文集》。

建元元年（前140年）武帝繼位後，丞相衛綰奏言：“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得到武帝的同意。太尉竇嬰、丞相田蚧還薦舉儒生王臧為郎中令，趙綰為御史大夫，褒揚儒術，貶斥道家，鼓動武帝實行政治改革，甚至建議不向竇太后奏事。竇太后對此不滿，於建元二年罷逐王臧、趙綰，太尉、丞相也因此被免職。建元六年，竇太后死，儒家勢力再度崛起。。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

長安，親自策問。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數變，百家無所適從。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地。”董仲舒提出的適應政治上大一統的思想統治政策，很受武帝賞識。與此同時，元朔五年（前124年），布衣出身的儒生公孫弘擢居相位。同年，武帝又批准為博士官置弟子員50人，根據成績高下補郎中文學掌故，吏有通一藝者則選拔擔任重要職務。此後，公卿、大夫、士吏都為文學之士，通曉儒家經典成為做官食祿的主要條件。治獄官吏張湯、杜周，迎合漢武帝的需要，也主張以《春秋》決獄，用儒術附會粉飾法律。儒術完全成為封建王朝的統治思想，而道家等諸子學說則在政治上遭到貶黜。

很多人將董仲舒當成罪人，把儒學迷信化、宗教化、封建化、專制化的導火線都往他的身上推。當然，也有不少學者試圖為他解脫，從學術發展的趨向（諸子並立邁向學術融合）、儒學體系的完成（為儒學建立形上學的依據）甚至是政治現況（ 為漢政權尋求學理上的合法性）來看待董仲舒的學說。雖然如此，但無可避免的，當研究者遇上董仲舒的陰陽五行、天人感應學說時，大多就此搖了搖白旗。消極的，就採回避策略，提過就算，把帳全算在鄒衍身上；積極的，就立一“宇宙論”名目來安置，認為董氏完成了儒學的全盤架構。董仲舒為什麼會提出陰陽五行、天人感應？這個問題是每個研究漢代思想的人的共同疑惑。一般認為，陰陽五行的提出，與鄒衍的五德終始說、《呂氏春秋》的十二月紀、《淮南子》的“時令訓”、《禮記》 的“月令”脫不了干係，是一種思維在流行發展下的產物。姑且不論董氏這部份的學說源頭是否真是如此，但此舉對儒學的發展造成一個時代性的轉化卻是不爭的事實。

漢武帝“獨尊儒術，罷黜百家”有其時代特點。他推崇的儒術，已吸收了法家、道家、陰陽家等各種不同學派的一些思想，與孔孟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有所不同。漢武帝把儒術與刑名法術相糅合，形成了“霸王道雜之”的統治手段，對後世影響頗為深遠。從此，儒家思想成為我國封建時代的正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