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為什麼要將遊俠趕盡殺絕？遊俠不是被殺絕，而是逐漸凋零

殺死大俠郭解的直接劊子手，是御史大夫公孫弘，並不是漢武帝。就這起事件而言，我們很難判斷漢武帝的真實態度。

他到底是背後操盤手，還是壓根不知情？只能說兩者都有可能。但無論哪種可能，我們都不能說漢武帝要對遊俠趕盡殺絕。

“自是之後，為俠者極眾，傲而無足數者”。

郭解被殺之後，做遊俠的，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但司馬遷認為這些遊俠質量太差，傲慢無禮、不值稱道。

在《遊俠列傳》中，司馬遷列舉了一些勉強尚可的遊俠，如長安的樊仲子、槐裡的趙王孫，等等；也列舉了一些不怎麼樣的遊俠，如南道的仇景，東道的趙他，等等。

如果漢武帝對遊俠趕緊殺絕，那郭解之後的這些遊俠就不會出現。所以，對這件事，我就不能草率斷言。

先說俠，再說遊俠，順便提一下俠客和大俠，這幾個概念其實都是一回事，僅是俠的不同存在狀態。

所謂俠，簡單說就是殘留貴族精神的體制外豪傑。

之所以說殘留貴族精神，是因為這夥人本是“舊時代”的貴族階級。具體來源，主要有兩類人：

一類是“士”這一階層，即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中的“士”，他們雖在平民之上，卻在貴族最下；

一類是沒落的貴族階層，“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奔走”如喪假之犬的諸侯和卿大夫，不再是諸侯、也不再是卿大夫，自然更不是貴族，卻可以成為“俠”的來源。

最初的“俠”，或“俠”的父祖們，都是貴族。

所以，“俠”自帶貴族精神。國可以破、家可以沒，甚至財產地位都可以丟，但貴族精神不會一夕間灰飛煙滅。

之所以說體制外，是因為這些人既不在宗法分封的舊體制之中，又不容於變法圖強的新體制。

舊體制崩潰了，這些人才會遊離於體制之外。士，失去了可效忠的主人；貴族，失去了宗法分封的地位。所以，他們無法繼續依存於舊體制。

那新體制呢？“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變法圖強的新體制，需要為君主打工的代理官僚，需要為國家耕戰的編戶齊民。但儒和俠，既不給君主打工又不給國家耕戰，自然不容於新體制。

“俠”之豪傑，與“武”相關，於是也就有了匡扶正義、除暴安良的標籤化形象。“儒”之精英，與“文”相關，於是也就有了仁義禮智、溫良恭儉的標籤化形象。

但在最初，這兩夥人沒有那麼大的區別，其實是一夥人。

貴族，首先是軍事貴族，其次才是文化貴族，貴族既文又武。直到戰國後半期，文武才出現專業化分工。而這之前，文武不分家，三代精英統統文武兼備。

我們一般認為孔子是溫文爾雅的師者典範。實際上，孔子卻是文武兼備的老師兼教練。孔子主要教授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其中的射和御，恰是當時的上乘“武”學。放在現在，相當於輕武器射擊和坦克車操作，都是拿來殺人的，而且是殺很多人。

孔子的學生子路，其人生履歷堪稱大俠傳奇。“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劍”。子路完全是大俠做派。衛國爆發內亂，身為孔悝家臣的子路，雖然已年過六十，卻仍然仗劍挺身出、戰死不旋踵。

所以，文與武，不能作為儒與俠的區分標準。真正的區分標準，只能在立場和觀點層面。因此，還是魯迅說的比較到位：孔子之徒為儒，墨子之徒為俠。

孔子和墨子都不滿現狀。同時，孔子和墨子都是當時“意見領袖”。簡單說，這倆人都能帶節奏，都有一定改變現狀的能力。但怎麼改變現狀呢？

孔子主張復周禮，也就是回到從前，理想世界應該是哪個“鬱郁乎文哉”的西周。

墨子主張“兼愛”“非攻”，但是不是也要回到從前呢？不知道，反正就是都要愛、不要戰。

墨子推崇大禹，直接幹到了夏商周三代以前。復古過分了，就不是復古，而是拿復古說事，實際則是向前看。

既然不滿現實世界，那就想辦法改造世界。而在具體改造上，儒墨兩家出現了分叉，即如韓非子所說“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

儒家是拿嘴說，他們寫文章批判社會、談王道諷刺現實。而墨家則直接動手，不僅自己是群武裝鬥士，而且還身體力行，以戰止戰、改造亂世。

一般認為蘇秦、張儀這些縱橫家，才是成功遊士。實際上，孟子也是遊士。如果拉長尺度來看，孟子這個遊士更成功。蘇秦、張儀只謀取了當世富貴，而孟子卻立萬世之名。

所以，要論遊士之最，當屬儒家。

儒家從孔子開始，就遊士列國，孔子當時聞名、死為聖人；從孟子開始，又遊士列國，孟子也是當時聞名、死後聖人。諸子百家，只有儒家游出了兩位聖人。

儒家這夥人都是用嘴改造現實世界的人，方法就是遊說列國君王。那“墨子之徒”呢？

從墨子開始，他們就沒把希望寄託在春秋諸侯和戰國君王身上，而是自己動手、踐行理念。

諸侯要打仗，墨家就勸阻；勸阻不成，那墨家也動手。而怎麼動手呢？方法簡單、手段乾脆，就是以暴制暴、以戰止戰，墨家弟子仗劍走天涯、扶危拯亂世。

公元前440年，楚國發兵進攻宋國。墨子立即派大弟子禽滑釐率三百弟子支援宋國。同時，自己疾行十晝夜、趕赴郢都，勸阻楚王和魯班停止對宋用兵。

這就是墨家風範：你出戰士欺負弱國、我出弟子對你亮劍。此等風範，儒家做不到、法家做不到，縱橫家更做不到，即便是今天的聯合國也做不到。它只屬於墨家。

既然動手，那就必須要有動手的實力。所以，墨家弟子不僅“文明其精神”，而且“野蠻其體魄”。在諸侯爭霸和戰國爭雄的大勢之中，墨家竟形成了一股誰也無法忽視的“江湖”力量。

於是，可以簡單認為：儒家以及其他動嘴的，都成了遊士。墨家與眾不同，他們不僅動嘴而且動手，於是成了遊俠。遊士和遊俠，形成了一組成對兒的概念，即“好文者為遊士，好武者為遊俠”。

而俠這個概念，從本源產生上說，就是遊俠。

遊，是指遊離於體制之外。所以，遊俠這個稱謂，更能精確地描繪其本源特徵和淵源狀態，即遊離於體制之外。

儒者和遊士，或早或晚，都回歸了體制，即投靠朝廷。但遊俠一直沒有迴歸體制。他們不僅拒絕投靠朝廷，而且身體力行地抗拒朝廷。

為什麼這兩夥人分道揚鑣了？

遊士太慫、沒骨氣，忘記了初心、放棄了理想，所以才向現實低頭、才會投靠朝廷。這麼看問題，就過於偏激了。實際上，應該是遊士改造了朝廷、也改造了世界。

無論是秦朝還是漢朝，其制度設計、國家想象都出自遊士之手。遊士們，或用法家爭雄戰國，或用道家醫治亂世，或用儒家重立秩序。經過多少代人的努力，遊士從遊說列國君王到輔佐帝國皇帝，最終華麗轉身、等級提高。從某種程度說，遊士用自己的言說改造了世界。

但是，這個改造了的世界，仍然很暴力、仍然缺少愛，它完全不符合墨子的理想世界。那“墨子之徒”會怎麼辦？

只能不服從、不順從、要反對。

既然是立場和觀點的不同，那遊俠的立場和觀點又是什麼呢？

雖然脫胎於舊體制的舊貴族，但他們的立場卻站位到了平民階層。所以，遊俠見容於平民，卻不容於朝堂。而且，越是亂世，遊俠就越有用武之地。因為它本就是平民的信仰。但是，立場雖然平民，而觀點和手段卻是貴族的。遊俠是貴族社會的流風餘緒。

墨子說“士損己而益所為”，意思是說一個真正的俠義之士，往往做損害自己的事情而成全他所追求的正義事業。墨子說“為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急”，意思是做那些對自己有害的事情來救濟他人的急難。墨子說“興天下之利，出天下之害”，這就是金庸小說中的“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捨生取義、捨己救人、興利除害，就是遊俠所秉持的道義觀點和人生方法論。

然而，從來都是形勢比人強。越來越多的遊士歸於體制，越來越多的資源集於君王，越來越多的暴戾恣睢流毒於天下。這時候，遊俠還能有什麼作為？

墨家的衰落，實際就是遊俠的衰落。

遊俠，只是遊離於體制之外，並非沒有組織。墨家就是他們的組織。但是，到了戰國尾聲，儒家完敗、墨家也完敗，勝出的只有強君的法家。此時的墨家，還能有什麼力量阻止戰爭、實踐兼愛？

亂世不需要愛，它只要競爭。競爭的壓力，也必然傳導給遊俠群體。因為遊俠也要吃飯穿衣，甚至還要顯當世之名。

於是，俠客出現了。

所謂俠客，就是大貴族所供養的遊俠，是遊俠的另一種生存狀態。可以不服從、可以不順從，但只是不服從體制、不順從朝廷，棲身於貴族之家、做食客，這還是可以的。

始皇帝橫掃天下，遊俠流於草莽。

但遊俠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因為始皇帝掃蕩了整整六大戰國的貴族。這些人會往哪去？成了遊俠、成了遊士。刺殺始皇帝的張良，就是貴族到遊俠的典範履歷。從韓國貴族就草莽遊俠，張良做遊俠一直做到陳勝吳廣起義。

西漢代秦，天下再歸一統。這時候，遊俠還會怎麼做？

主導權不在遊俠手中，而在朝廷手中。你要看大漢朝廷怎麼看待遊俠、怎麼對待遊俠。在遊俠問題上，大漢帝國相當寬容。漢初天下，恰是遊俠茁壯成長的豐美草場。

一個原因是開國皇帝劉邦，劉邦早年就有做遊俠、當俠客的經歷，曾攜三尺劍、去客信陵君。

一個原因是無為而治，朝廷忙朝廷的、你們忙你們的，這就是大漢帝國的統治演算法，心特別大。山東六國，喜歡諸侯王，那就給你們封個諸侯王；關中秦地，習慣郡守縣令，那就秦法秦治。

再一個原因是可依託的貴族階層仍然存在，新封的諸侯王、戰國以前的貴族，甚至還有民間豪族，都為遊俠提供了棲身之地。在當時，做遊俠不僅能吃飽，而且還能贏得粉絲無數。

而其中最關鍵的原因，就是西漢初年的無為而治。

在和平且寬鬆的社會環境中，遊俠不僅可以做俠客，即貴族食客，而且還能成為新“墨家”，也就是形成組織化力量、社會性影響。

於是，大俠出現了。

所謂大俠，簡單說就是具有名望、有力量、有社會影響力的俠或遊俠。大俠既無需四處流浪地“遊”，又無需委質策死於某個貴族的“客”。因為他們本身就是一股力量、一個組織。那大俠的力量會有多強？

強可敵國。

七王之亂爆發，周亞夫臨危受命，前往河南平叛。當他聽說吳楚叛軍沒有求助大俠劇孟時，便當即斷言吳楚成不了大事。

條侯為太尉，乘傳東，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雲。

關鍵是這句話，“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雲”。周亞夫得大俠劇孟，就如同得到了一個諸侯國。一個諸侯國，這就是西漢大俠的力量。

所以，西漢大俠，那才叫大俠。春秋戰國的墨家，最多算是一個準軍事組織，或一個江湖門派。而西漢的大俠，卻能匹敵一個諸侯國。而後世大俠，更是不能與之同年而語：好一點兒的大俠，只能一事一議地除暴安良，算是“好撒瑪利亞人”的見義勇為者；而不好的，則成了頂著大俠頭銜的土匪流氓，即便有組織，也是黑社會組織。

大俠的影響力這麼大，朝廷會安心嗎？

肯定不會。

如此強大的一股社會力量，不跟朝廷合作，那就是危險。“是時濟南瞷氏、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濟南大俠太強大，漢景帝親自出手，派出欽差大臣專赴山東殺大俠。為什麼“使使”，也就是派出欽差大臣？只能說地方不敢管、管不了或不想管。被逼無奈了，皇帝才會派出使者、朝廷才會派出欽差。

但是，然後呢？

大漢帝國的大俠風和“追俠潮”，依舊洶湧澎湃。“其後代諸白、梁韓無闢、陽翟薛兄、陝韓孺紛紛復出焉”。殺了一個名動天下的大俠，就會冒出一堆名動郡縣的大俠，然後再茁壯成長為名動天下的大俠。大俠不死，也不會凋零，他們只會春風吹又生，然後星火可燎原。

既然大俠殺不盡，那皇帝和朝廷乾脆不殺了，放棄了、不管了。大漢帝國繼續無為而治的統治演算法，只要你們不造反，那就怎麼開心怎麼玩。

大俠郭解，是西漢武帝朝的標杆性大俠。

但郭解不是“俠一代”，而是“俠二代”。他老爹就是大俠，但被漢文帝殺了。然而，這一點兒也不影響郭解子承父業、當大俠。

郭解的父親是“俠一代”，但不夠出名，即便被皇帝殺了，也沒在史書留名。但郭解的姥姥，卻名動大漢好幾朝。

郭解的姥姥，就是秦漢之交的奇女子、相面大師許負，被高祖劉邦封為“鳴雌亭侯”。混名媛圈的女人，僅是昇天的雞犬；混權力場的女人，才是真正的豪傑。

所以，郭解的出身，不平凡，更不草莽。像以前那樣，靠“砥行立名”當大俠，實在太難。在大漢朝，要取一世俠名，必須要有不平凡的出身。

因此，到了“大俠”的時代，遊俠已經變質。

墨子時代的俠，立場是平民、作風是平民，行俠仗義是為了平民（PS：墨子不是平民，是貴族，比孔子還貴）。但是，西漢的大俠呢？必須“得夫子而名益彰”、必須“附驥尾而行益顯”。

漢武帝遷徙天下富人到茂陵。大將軍衛青求情說，郭解家貧、不當遷徙。漢武帝當即反駁：布衣權至使將軍為言，此其家不貧。能讓大將軍開口說話的布衣平民，怎麼能說“貧”呢？

權，足以交通“大將軍”。這才是西漢大俠的帝國“範”兒。但是，武帝不講理、衛青不給力，大俠郭解只能離開河南、徙入關中。

但郭解不是河南大俠，而是大漢大俠。關鍵是大漢帝國遍地有大俠、處處有豪傑。於是，“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遷入關中之後，郭解從河南大俠升級為關中大俠，從江湖之遠的大俠晉級為天子腳下的大俠。

這就是囂張。

放在明朝和清朝，郭解這麼炙手可熱，一定會引發皇帝“關心”、招致朝廷“關注”。但，放在漢朝，或許就沒事。

淮南王劉安組織編輯了《淮南子》。胡適認為“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而淮南書又集道家的大成”。這是啥意思？大漢帝國堅持黃老無為而治。道家就是大漢帝國的官方意識形態。但這個官方意識形態的解釋權，竟不在漢武帝和大漢朝廷手中，而在淮南王手中。但是，那又如何？大漢帝國就是這麼個心大帝國，無所謂、請隨意，你說我說都一樣。

比之淮南王和《淮南子》，大俠郭解以及帝國的“追俠潮”，又算得了什麼？而此時的漢武帝，主要關心兩件事：一件是打匈奴、一件是找錢花，打匈奴要花錢、花錢是要打匈奴。至於帝國大俠和大漢的“追俠潮”，那都是民間事務，不值得他這個皇帝分心。

文帝殺郭解之父，景帝殺山東大俠，僅是朝廷的一般個案，或者說是皇帝的一時任性。其中原委，已經難以考證。這些“殺俠”個案，根本不能證明：皇帝和朝廷已經把大俠當成了當時主要矛盾而非要趕緊殺絕。如果從文帝、景帝就開始追殺遊俠，那武帝朝不會大俠遍地、粉俠成風。

甚至，這股“追俠潮”還延續到了東漢。班固《兩都賦》寫到：鄉曲豪舉，遊俠之雄，節慕原、嘗，名亞春、陵。遊俠儼然就是超級都市的標配。有大俠，你才能說自己是大城市；沒大俠，你最多也就算二線城市。

那大俠郭解是怎麼死的？

西漢雖然管理粗放，卻一直在照抄秦朝作業。秦朝作業的特點，就是違法必究、執法必嚴。早年讀《史記》，一個最大疑惑就是：西漢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王侯將相違法犯罪？翻看別家史書，特別是唐朝，王侯將相多是政治鬥爭落敗。而唯獨漢朝，或者說唯獨西漢，不是這個貴族違法了，就是那個大臣犯罪了。政治鬥爭不顯著，違法犯罪最顯著。而其原因就是秦朝的流風餘緒。

西漢的社會風氣是“一飯之恩必償，睚眥之仇必報”。動不動就自殺的，特別多；動不動就結仇的，也特別多。在大漢帝國，大家從來都是能動手就不嗶嗶，快意恩仇才是帝國民風。所以，司馬遷的《史記》不僅專設刺客列傳，而且還極力地“粉”刺客，甚至把刺客當成時代英雄來謳歌。這種事，你在別的朝代，根本無法想象。

而郭解就是這麼死的。

首先郭解與人結仇。“軹人楊季主子為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為仇”。楊季主的兒子做縣掾，檢舉了郭解，所以導致郭解舉家遷往茂陵。但更大的可能是楊家兒子嚴格執行了朝廷命令，趕上了遷徙郭解的苦差事。“睚眥之仇必報”，大俠郭解一家快意恩仇，直接割了楊縣掾的腦袋，後來又殺了楊縣掾的老爹楊季主。

其次朝廷違法必究。殺了執行朝廷法令的縣掾，這是在挑戰皇權。同時，楊季主一家不依不饒，跑到長安喊冤。但郭解一家更狠，直接派出殺手在宮門外殺了告狀人。這就有點兒過分了。而漢武帝也不能繼續坐視不管。“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

實際上，楊季主及其子被殺，大機率跟郭解沒啥關係。這種事不需郭解出手，郭解的家人和粉絲就能夠操作。

但殺人殺到宮門外，就真心不給皇帝面子了。而更嚴重的問題是漢武帝抓大俠郭解抓得太費勁。後來，漢武帝抓大俠朱安世也費勁。在西漢，大俠都不好抓。

無論郭解跑到哪裡，哪裡都有郭解的粉絲。認識的、不認識的，都會幫助大俠郭解跑路。臨晉大俠籍少公，雖然不認識郭解，卻幫助郭解由臨晉出關、逃入山西。事發之後，朝廷追查籍少公。但是，這個傢伙竟然自殺了，以己之死斷查案線索。

所以，過了好久好久，漢武帝才算抓到郭解。但是，即便抓到了，郭解也沒事兒。因為他趕上了朝廷大赦，其殺人罪行全在大赦之前。因此，郭解完全可以不用死，甚至不用坐牢。

但成也粉絲、敗也粉絲。郭解死就死在了粉絲手裡。

這期間，一個儒生背後說了郭解壞話。隨即，就被郭解的粉絲殺掉。這是一起新的案件。而這起案件太考驗大漢官吏的司法水準：那個儒生的確因郭解而死，但郭解不僅沒殺人而且不知情，也就是說既沒殺人動機又沒主觀故意。

所以，案子一直上報到御史大夫公孫弘的案頭。官僚制低頭走流程，官吏們認為郭解無罪。但是，公孫弘不走流程、只講政治，認為郭解雖未殺人卻可以比附大逆不道：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

大俠郭解就這麼被殺了。郭解被殺，確因武帝而起。遷徙茂陵是因為漢武帝、天下緝拿也是因為漢武帝。但是，最終下了“政治高度”判決的，是御史大夫公孫弘，不是漢武帝。所以，從哪個角度都不能說漢武帝非要置郭解於死地，也不能說漢武帝要講遊俠趕盡殺絕。

那麼，為什麼感覺郭解之後便再無遊俠？

這個感覺並沒錯。自郭解之後，遊俠群體集體衰落，隨後逐漸消失。但之所以消失，不是被漢武帝趕盡殺絕，而是失去了存在土壤。

首先，貴族精神越來越淡蕩然無存。遊俠是貴族社會的流風餘緒。如果三代以來的貴族社會徹底瓦解，會怎麼樣？遊俠自然失去了最後賴以生長和生存的土壤。但有貴族精神一直延續啊？可以延續一百年、兩百年，但再長呢？不可能再長了。漢武帝幹廢諸侯王，就差不多幹掉了西漢的新貴族。而到西漢武帝朝，三代以來的貴族也幾乎絕跡。

第二，國家與百姓間的距離越來越小。秦制兩千年的執行邏輯就是：皇帝直接向百姓收租子，然後拒絕一切中間商賺差價。這個中間商有諸侯、有貴族、有豪族，甚至還有商人。而為了防止這些中間商賺差價，就要國家官僚制、百姓同質化。官僚制，這樣才能急急如律令。同質化，這樣才能一條政策管到底。皇帝-官僚-百姓，這個結構最秦制。所以，國家與百姓的距離只能越來越近，而粘合劑就是官僚。到這時候，也就難以再有遊俠的生存空間了。不服從體制、不順從朝廷，遊俠還可以當俠客。但如果連俠客也當不成呢？

貴族精神沒了、生存空間沒了，遊俠也就只能是漁舟唱晚的回憶。但回憶也是一種精神、一種情懷。那種捨生取義、捨己救人、興利除害的遊俠精神，既在廟堂之高又在江湖之遠。“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凡是一種反抗、一種執拗、一種革命，總會帶有幾分遊俠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