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越史話（十一）兩宋江南

南朝時期江南地區指哪裡

第十一章 兩宋江南

從這章起，七絃不再強調吳越，而代之以江浙、江南。吳越國後，趙匡胤立宋，吳越這個名字漸漸不再被人提起，在行政劃分上，出現了江南道，也從此，隨著江浙地區經濟文化的崛起，逐漸成為江南的代名詞，也逐漸取代了吳越這一特定的文化地理名詞。

在一定程度上，這是不公允的，江南，遠不止江浙，而江浙，也不能涵蓋吳越文化區，但江浙地區自兩宋以後成為吳越文化的領軍者，這也是不爭的事實。

好在吳越地區經過上古時候的爭強好勝、互相征伐的血之洗禮，後來又融合了中原文化，氣質發生了改變，不再崇尚肢體和語言上的爭強好勝，形成了一種文弱外表之下的堅強。所以竟也沒聽說江浙以外的其他吳越文化區域對此表示嚴正抗議，但是暗戳戳的競爭是免不了的。比如江西、皖南，在大量考古證據表明此地雖受吳越文化影響，但主要是楚文化的情況下，也還時不時的弄出些證據來說我們其實也有吳越文化基因，所以這個江南，是不是應該算我們一份？

甚至湖北，也常常引經據典，說我們這裡是荊楚江南。

這些都對，但是由於江浙地區在經濟和文化上的強大，自兩宋起，已經引領了千年，所以這樣的一種微言，實在是成不了氣候，江浙人根本不予理睬，哈哈，這也算是一種文化自信吧。

所以這江南，妥妥的變成了江浙地區的專有名詞，當然了，蘇錫常表示：長江以北的蘇中蘇北地區和茅山以西的寧鎮地區就不要摻乎進來了。

然而揚州表示不服：要不是當年我們抗元太給力，什麼蘇州杭州無錫，統統給我往後站！

南通表示：海派，我是海派文化！海哥在哪，我就在哪！

泰州表示：自古揚泰是一家！

無論大內鬥省的太保們怎麼爭，我們還是來說說這江南到底是怎麼回事吧。

“江南”是一個在地理、歷史以及文化上的多層次的概念。

在早期，江南的地域概念指長江以南至嶺南以北的廣袤的土地。兩漢時期，“江南”多指代長江中游洞庭湖南北地區，也就是荊襄地區。當然，在漢代，“江南”也可以指代吳越地區，也就是太湖流域及其周邊地區。魏晉南朝時代，“江南”表徵著以建康所在的吳越地區為主的長江中下游地區。但直到此時，江南一詞就地理概念上的表徵具有模糊性、隨意性。

到唐代，才形成了較為穩定的“江南”概念。

唐初，天下劃分為十道，江南道的劃分使其囊括了長江流域包括浙、贛、湘、閩、蘇、皖的大片土地，基本包括了長江中下游地區。這時候就形成了廣義以及狹義上的“江南”概念，廣義上的概念基本上與江南道的轄區重合。

相較於這種廣義上的概念，唐朝人更加頻繁地使用其狹義的概念。狹義上的“江南”實質上指代著的就是吳越之地，也就是說，指代太湖流域及其周邊地區。

宋代由於江南東路、江南西路的行政區域劃分，所以“江南”仍指代著具體的行政區域。但就狹義而言，仍然指代著吳越之地。

從中國文化的起源以及發展來看，江南文化的起源也就是長江文化實質上是獨立於黃河文化的，並且在新石器時代便已經發展地相當成熟。先秦時代，代表吳越文化的典型國家是吳國以及越國，並且在春秋時代的爭霸中接受了中原文化的衝擊。吳越兩國風俗、語言、民風基本相同，同屬於吳越文化，並且兩國在相互衝突中文化的聯絡更加緊密了。這一時期作為江南文化的前身吳越文化的表現為“尚武”。

永嘉之亂後大量貴族、知識分子南渡，帶去了先進的中原文化，在隨後的幾百年間南北文化發生了激烈的碰撞，使原本的吳越文化進一步地嬗變為“江南”文化。唐宋時代，這樣的江南文化仍然處於由尚武到崇文的變遷中，以至於到明清時代才得以定型。

初唐時代江南地區經濟並不發達，但發展迅速。中唐以後，江南迅速發展為重要的經濟重心與財賦來源，甚至是成為維持唐朝統治的經濟根基。在江南經濟發達的同時，江南文化也越來越繁榮，逐步從初唐的以北方為文化中心發展到中晚唐南北兼重的情況。

而“江浙”一詞來源於宋代的行政區劃。其中“江”指江南東路和江南西路“浙”指兩浙路。

今天“江浙”一詞主要指浙江、上海、蘇南以及皖南和贛東北一帶。從唐朝中後期開始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尤其是安史之亂、五季之亂、靖康之亂之間人口持續南遷，江浙成為主要遷入地之一。

兩宋時期江浙農業、手工業發展迅速為商品經濟繁榮提供了基礎，兩宋政府放鬆了對城鎮物資交易控制，產量大增的紡織品和陶瓷等流入尋常百姓之家，消費性商業發展為產業化的商品經濟體系，服務業、文化業、娛樂業等成為社會經濟體系中相對獨立的組成部分。

市民經濟的擴張，促使農村商業和市場活動的活躍，進而引發小農經濟的商品化，城鄉分離格局全面瓦解，傳統的城市與鄉村之間，崛起了許多新型的商業市場、手工業基地和工商業居民點，形成初具都市規模的“鎮”“市”。

到南宋時期，全國已經形成新的城鎮等級體系。

最高層次的是臨安，是全國性城市，是全國的政治、文化、教育中心，也是南宋全境工商業最為發達和市場輻射範圍最廣的城市，圍繞杭州有三個層次的市場圈：

近距離市場圈包括城郊附郭市鎮，以及下屬縣及鄰近縣鎮；中距離市場圈北以蘇州—鎮江為界，南以明州—嚴州為界；遠距離市場圈包括北方市場、長江中上游和閩粵。

此外還有區域性城市如建康（江寧）、平江（蘇州）、明州（寧波）等，影響東南各地；地區性城市如溫州、處州（麗水）等，是地區最大的政治中心。

發達的經濟必然為文化的發展帶來強勁的助力。

江浙地區屬於吳越文化圈，吳越文化初步形成於春秋戰國時期，以尚武逞勇為風氣，重巫鬼、重祭祀。秦漢之時，漢文化逐步滲入，尤其是晉室南渡後，士族文化深刻影響地域審美取向，向精緻典雅、剛柔並濟發展。中唐以後，江浙學風日漸興盛，尤其是兩宋，以文教興國，科舉昌盛，士大夫輩出。

長江三角洲和杭州灣沿岸人才尤為集中，葉適《水心別集》卷九記載：“今吳、越、閩、蜀，家能著書，人知挾冊。”

宋室南遷標誌著中國文化“江浙時代”的開始，理學興起後，兩浙學派林立，在商品、貨幣、交換、市場的作用下，功利思想主張日益增加，一批思想家對傳統的“貴義賤利”價值觀進行猛烈批判，最終導致了“功利主義”經濟正義思想在江浙的興起，反對道學家空談性命、志存經濟的主張，“經世致用”“義利雙行”的商業不再被視為“末業”和“賤業”。

所以，今天的浙江人在生意場上的視野和精明，其實是有其文化基因的，那就是功利實用主義，與同樣源自古代傳統文化的閩商和潮商相比，浙商更講規矩，更講商業倫理，更多是在規則之下的極致運用，而不是破壞和重構規則。

前不久馬老師試圖重構規則，不是頭破血流了麼？所以，這也是吳越人的聰明之處。

前面扯了這麼多吳越江浙，下面重點說說這個時期吳越地區的文化，兩宋時期吳越文化的繁榮 ，主要以書院文化、園林文化、曲藝文化以及茶肆文化等的興盛為其主要表現形式。

一、書院文化

書院始於南唐，而大盛於南宋時的南方地區。伴隨著私人講學之風的出現，南宋時書院數量大增，許多德高望重的學術大師在山林書院讀書講學，收授弟子，並形成各種學派。據統計，在宋代的203所書院中，南宋佔75%強，除吳地的茅山、明道、學道、和靖、鶴山、龜山、丹陽、濂溪等書院外，越地又佔了其中的34所，成為當時的一大人文景觀。

書院的出現，與理學的興衰大有關係。理學醞釀於北宋，書院也始興於北宋；理學到南宋時大盛，書院也大盛於南宋。在吳越地區，呂祖謙的麗澤書院是浙東學派的代表。浙東學派在與朱程理學的抗衡中自身又分化發展，形成了金華學派、永嘉學派和永康學派三足鼎立的局面，而每一學派都將書院作為傳播理學思想的重要陣地。

與書院文化緊密聯絡的是刻書業和藏書業的興盛。南宋遷都和靖康之亂，使宋代的藏書損失慘重，宋紹興九年開始籌劃重新刻書。杭州以其紙張好，雕版印刷水平高而成為全國刻印、出版、發行、校讎的中心，並形成了官刻、私刻、坊刻等三大刊書系統。

據統計，南宋刻書地有170多處。其中，除吳地存有的各家及各類刻本外，越地的刻書業以當時的臨安府為最盛，較著名的就有棚北睦親坊南陳解元書籍鋪、太廟前尹家書籍鋪、杭州貓兒橋河東岸開箋紙馬鋪鍾家、錢塘門裡車轎南街郭宅書鋪等20多家。

其刻書內容之廣、品種之多也是空前的，有監本《晉書》、《隋書》、《唐書》、《廣音員》、《資治通鑑》，有經書《老子道德經》、《莊子南華真經》、《武經七書》，有醫書《黃帝素問》、《內經》、《千金翼方》、《補註本草》，還有許多官刻、私刻本及一些初學讀書和民間日用書等。

刻書業的普及、書肆的繁榮，促進了吳越地區文教事業的發展和人才的培養，也為學術文化的交流，文獻的儲存和傳播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與此同時，時興藏書也成了當時吳越地區的一道文化風景線。據載，南宋浙江公私藏書為天下之冠，嘉定十三年國家藏書已達近六萬卷，“中秘所藏，視前世獨無歉焉，始且過之。”

而南宋江浙的私家藏書者，據吳晗《江浙藏書家史略》統計，有名可考的就有33人，其中絕大多數在南宋，如山陰的陸宰、陸游父子，新昌的石公弼，會稽的諸葛行仁，揚州的陳亞，丹陽的刁約，吳興的沈思，吳縣的朱長文等，這中間像安吉的陳振孫和吳興的周密二人藏書均達4萬餘卷，松江的莊肅藏書達8萬卷，尤其是葉夢得藏書逾10萬卷。

在這種風氣影響下，吳越的藏書業形成了自己鮮明的特色：分佈廣、持續時間長，世代傳藏，廣泛收集，藏者中多為官僚兼學者，也有僧道藏書。他們不僅十分注重圖書編目工作，還樂於流通，有些甚至實行對外開放。由此，愛書、購書、讀書、藏書成為一種時尚，而這種文化氛圍對學術研究、儲存文獻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二、園林文化

在宋以前，北方園林一度曾處於全國領先地位，尤其是帝王宮苑的營造更是美不勝收，別具一格。其中洛陽便是當時北方有名的園林勝地。蘇轍雲：“洛陽遺俗，居家治園池，築臺榭，植草木，以為歲時遊觀之……貴家巨室園囿亭觀之盛，實甲天下。”

但金兵的入侵，宋室的南遷使北方園林的領先地位開始動搖，許多人由“丘園養素”的農村，“泉石嘯傲”的山林，“漁樵隱逸”的江湖，集中到繁華的臨安，並帶動了私家園林的興建，使吳越地區的私家園林，在繼南北朝以利用自然、順應自然、座落於深山峻嶺為主的特色以後，從形態到結構都發生了變革。

許多園林建築在城市的坊間巷旁並呈現出一種士大夫化、書卷氣濃的文化特色，出現了建築與園林相結合，融可居、可觀、可遊、可賞為一體的多層次的“文人寫意山水派”園林格局，使吳越園林的建築風格既有輕盈、素雅、靈巧的地方特徵，又融入了北方各地園林的一些長處，形成了以水為勝，以疊石為特色，融實用與觀賞為一體，追求詩意、畫意，講究清靜、雅潔的園林風格。

而滄浪亭、吳興園等則是宋代吳越園林文化的代表，可以說，宋代吳越園林所形成的玲瓏之中顯廣大、剛柔之中見自然、動靜之中隱變化、淡雅之中託精華的文化特色，是文人哲思的寫照，也是園主嚮往自然，擁抱自然，超脫塵世的精神寄託。

同時，吳越園林的興旺也造就了一大批怡遊山水、寄情山水的文人騷客，那一山、一水、一石、一溪，滋養了大批傑出的山水詩人，山水畫家；而文人學士對山水園林的流連、興建，又進一步促進了園林文化的發展。

三、曲藝文化

宋代，隨著城市經濟的發展和市民階層的壯大，出現了表達市民生活和適應市民情趣的文藝、雜耍、曲藝等，這在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和周密的《武林舊事》等書中敘述得很詳細。據這些書記載，兩宋說話類別有講史、說諢話、說經、小說等。

在各種曲藝形式中，“小說”和“講史”是最受市民歡迎的民間文藝樣式。正是在此基礎上，產生了文學史上值得大書一筆的新文學樣式——話本，也即白話小說。根據羅燁《醉翁談錄》的統計，宋代話本數目有115種之多，其中內容多為描寫和讚揚“市井小民”，反映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的，也有說歷史故事、談歷史人物的。

在宋代，話本講唱一般都在戲曲伎藝市場的勾欄瓦舍中進行。據載，南宋臨安的勾欄瓦舍較之北宋東京要多得多，城裡17處，城外20外，其中北瓦市的規模最大，在內設的13座勾欄中分別演出說史、小說、戲劇、相樸、傀儡戲、說唱、棍棒、教飛禽等，13個勾欄是場場有戲，晝夜不閒，而那些能容千餘人的大“棚”更是熱鬧非凡。在鄉村則是“負鼓盲人正作場”，“滿村聽說蔡中郎。”（陸放翁詩）“兒女相攜看市優”，“聽到虞姬直是愁。”（劉克莊詩）。

由此，民間曲藝在吳越風行的盛況可見一斑。如果說“活本”的出現帶來了吳越曲藝文化的生機，那麼南戲的出現就更使吳越曲藝文化具有了無可代替的獨特性和優越性。

南戲出現於北宋，到南宋時達到了高峰，當時稱為“溫州雜劇”、“永嘉雜劇”。大約在宋度宗鹹淳四年至五年間，《王煥》戲文曾在南宋臨安城風靡一時，至此，南戲在整個吳越地區盛行起來。正如元周德清《中原音韻》所稱：“南宋都杭，吳興與切鄰，故其戲文如《樂昌分鏡》等類。唱唸呼吸 ，皆如約韻。”

而在表演技藝中最能顯示水平的識拍、道字、正聲、清韻和民間編撰戲曲劇本的團體——“書會”及業餘作家的出現，都表明南戲在其時已具有一定的規模和藝術水準。作為一個地方性的劇種，南戲題材基本取自於現實生活和民間傳說，它的唱腔柔美動人，典雅婉轉，唸白甜糯圓潤，來源於吳越人柔和的性格，軟綿的方音以及山清水秀地理環境的陶冶。

加之南戲積極地從其他文藝形式中吸取養分，因而它在南宋就成為了一種已具有較完備戲劇形式的劇種，並由吳越傳入了江西、安徽等地，形成了具有影響力的海鹽腔、杭州腔、餘姚腔、戈陽腔、崑山腔和徽州腔等。隨著時間的推移，南戲在藝術體制上不斷地日趨完善，並逐漸嚮明清傳奇過渡。

四、茶肆文化

茶肆出現在唐代，但興盛則在宋代，其時的數量之大，形式之多，功能之全都是空前的。如果說唐代茶文化以僧人、道士、文人為主的話，那麼宋代則把茶文化向宮廷與市民兩個層面推開，尤其是市民茶肆文化在吳越這個集名茶、名山、名水為一體的天然大“茶寮”中得以繁榮。

茶肆是宋代人群集相聚的地方，也是一個社會資訊的傳播中心。它既保留著茶豐富的現實物質價值，又是交流資訊的媒介和溝通情感、追求精神生活的場所。人們在茶肆的消費中所獲得的已不只是口福的滿足，更多的是情趣的寄託、精神的享受、審美的愉悅，一如詠詩、觀畫、聽曲、談天等。

為了滿足不同茶客的需要，南宋臨安的茶肆開始出現了行業的分工，有為“士大夫期朋約友”而設的；有為商人洽談生意而設的；有類似傭工介紹所，“專是五奴打聚之處，亦有諸行借工賣伎人會聚”的；有為調解糾紛而設的，所謂“多有吵鬧 ，非君子駐足地”；亦有專供娛樂、消遣性的“掛牌兒”清樂茶肆等。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出宋時的茶文化既有品在意外，追求精神享受計程車大夫茶肆文化，也有意在消遣、休閒、洽淡生意、獲取資訊的民間茶肆文化。應該說，宋代的茶肆不僅是社會的一個縮影，也是一幅幅名符其實的“市井百態圖”。

此外，為了招攬生意，留住茶客，南宋時臨安的茶肆開始模仿北宋都城飲食業注重店面裝飾的做法。店主除了講究經營藝術，投合茶客四時不同的口味和四時俗飲外，更注重“金漆雅潔”的門面，店內列花架插四時花卉，安放奇松異檜，掛名人字畫。

可以想見，在這清心雅潔的環境中，飲四時奇茶異湯，觀四時花卉，賞名人字畫，聽民間小曲，茶客便會不由自主地沉浸在一種高雅的文化氛圍中。

宋耐得翁《古杭夢遊錄》載雲：“大茶坊掛名人書畫，在京師熟食店掛畫，所以消遣久坐。今茶坊皆然。”這表明，其時的吳越茶肆除夾雜著民間俗飲這一特色外，已開始講究整體環境，注重融品茶與書畫等為一體的藝術氛圍：繁忙者進入這種氛圍，便顯得悠閒；帶怒者進入這種氛圍，便趨於平和；粗俗者進入這種氛圍，便有了理度；性急者進入這種氛圍，便頓感舒緩；惆悵者進入這種氛圍，便始覺開朗。

茶肆裝飾不僅有美化環境、休閒養性的功效，更增添了飲茶的樂趣。

隨著吳越地區茶肆業的發達，安排娛樂、說書、博弈等消遣形式來招攬茶客也成了茶肆文化的又一特色。那吳儂軟語的茶肆絃歌，已“按管調絃於茶坊”，歌妓樂女，“諸處茶肆……莫不靚妝迎門。”（見《武林舊事》）此外，有的茶肆還安排茶客習學樂唱，“大凡茶樓多有富室子弟諸司下直等人會聚習學樂器，上教曲賺之類，謂之“掛牌兒”，還有的茶肆則安排說唱藝人說書。

宋洪邁《夷堅志》中記載：“乾道六年冬……四人同出嘉會門外茶肆中坐，見幅紙用緋帖尾之：“今晚講說《漢書》”。可見吳越茶肆文娛活動之豐富，它已是民間文娛活動的延伸。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宋代的茶肆文化不僅為中下層市民提供了休息的場所，而且也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養，繁榮民間文藝作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

一種文化的繁榮是諸種歷史因素和社會因素合力的結果，宋代時期吳越地區文化的繁榮，特別是在南宋的繁榮是與江南經濟的發展和宋都南遷密不可分的。趙宋王朝的經濟、政治、人口、教育人才中心的南移，給吳越文化的繁榮發達帶來了契機。

五、富甲天下

“靖康之亂”後，宋高宗定都臨安，偏安一隅，臨安雖然小點兒，但經濟發達，物產豐富，也使小朝廷能相對安穩。大大小小的政府官員們，在得知宋高宗定都臨安後，紛紛向其靠攏。此外，許多愛國志士和被金兵打散計程車兵，也聚集到了臨安，重整旗鼓，準備報效國家。這樣臨安也就不僅是名義上，而且在實際上取代了原京都——開封，成了全國的政治、經濟中心。

臨安能取代開封成為南宋都城並不是偶然的，早在宋都南遷之前，臨安已成了吳越地區經濟文化中心。

北宋時期的臨安已是十分繁華的都市了。遷都使吳越原本比較發達的經濟如魚得水，迅速取得了更大的發展。從北方逃難來的農民帶來了黃河流域較為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這些技術與吳越的農業生產技術相融合，使種植技術和灌溉技術得到改良，又開發了大量的新耕地，這一切都使吳越農業得到長足的發展，進而又促進了手工業、商貿業的發展。

《宋史食貨志》中載： “宋室南渡，雖失舊物之豐，猶席東南地之饒，足以裕國。”南宋李光指出：“二浙每歲秋租大數不下百五十萬斛，蘇、湖、明、越其數大半。”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吳越在南宋時已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之所在。

寧志新在《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問題淺論》一文中，根據我國現存史籍資料記載，經過分析得出如下結論：

神宗熙寧十年至元豐三年（1077～1080）之間，我國經濟中心已實現南移，這可由當時的戶口、人丁、墾田、租賦四項數字比例來證實。在南方，除戶口、人丁、墾田等三項數額比例均佔全國總數的65%以上外，租賦中（除草束外）其主要經濟作物的租賦額也均超過全國總數的60%以上，如谷佔69%、錢佔70%、銀佔9%，帛佔60%、絲棉佔69%。

此外，主產於吳越地區的金、銀、銅、鐵、錫、鉛等礦藏開發，以及農業、手工業、商業、運輸業的發展，海上貿易和交子鈔的出現等，都給南方經濟注入活力，並使宋朝的財政、賦稅收入，從宋初的歲收錢1600餘萬貫，上升到南宋孝宗時的8000萬貫，即增長了400%。

至此，吳越地區無可爭辯地成為了全國的經濟中心。可以說，吳越文化的繁榮，正是根植於經濟發達的基礎之上的。

從人口的遷徙看，“安史之亂”之後，中原人口大批南遷，南方人口開始增加。北宋末年，金兵兵臨城下，戰亂和黃河流域自然條件的不斷惡化，使人口重心出現真正南移。其時的北方，許多地方白骨蔽野，民不聊生，許多人拋家棄業，背井離鄉。而此時的南方，尤其是南宋時的吳越地區，卻人丁興旺。以臨安為例，人口從元豐年間20萬戶，猛增至南宋末年的38萬戶。移民不僅使吳越地區人口劇增，也使各行各業得到了競爭和發展，生產力得到了極大的提高，因而呈現出經濟繁榮、人丁興旺的景象。這樣，臨安不但成了全國經濟、政治的中心，也成了當時人口最多的城市。

在教育和人才選拔上，雖然當時大部分官吏仍出身豪門，但由於宋代相對地打破了嚴格的門第、貴族界限，因而一些有天賦的平民子弟也有了接受教育和走上仕途的機會。同時 ，世襲藩籬的崩解 ，重文輕武政策的傾斜 ，也使吳越地區的書籍出版和學校數目大增 ，進一步擴大了人們受教育的機會。而教育興旺又帶來了這一地區人才的輩出。

王會昌在《中國文化地理》一書中為我們展示了這樣一個人才分布化的曲線圖：即從戰國至清代，北方人才比重隨時間的推移由多變少，而南方則由少變多，並在北宋時出現了南北人才各佔50%的局面，至明清成了江南人才輩出的時代。

根據方如金在《南宋浙江文化的大發展》一文中對南宋時各地人才所作的統計看：

《宋史》中列傳人物共548人，吳越佔185人，約34%；

“道學”、“儒林”傳人物共45人，吳越佔15人，約33%；

宰相共65人，吳越佔25人，約39%；

詞人為502人，吳越佔181人，約36%；

畫家為222人，吳越佔118人，約53%。

從這些統計可以看出，吳越人才的輩出，不僅與政治、經濟、人口中心南移有關，也與吳越人注重教育密不可分。人才輩出給吳越一帶文化的發展帶來了強大的後勁，形成了文化繁榮的空前景觀：學派林立，結社興會，著書立說，百家爭鳴，吟賦填詞，校刻群籍，考證名物，收藏經典……。物華天寶，人傑地靈，正是吳越地區文化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