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子昂：杜甫贊其名聲遠揚可比日月，他的詩風骨高邁，寄慨遙深

慷慨悲歌的主人公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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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幽州臺歌》是作者隨建安王武攸宜徵契丹時所作。盧戴用《陳氏別傳》記載甚詳：

子昂體弱多疾，感激忠義，常欲奮身以答國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參予軍謀，不可見危而惜身苟容。他日又進諫，言甚切至，建安謝絕之，乃署以軍曹。子昂不合，因籍默下列，但兼掌書記而已。因登藥北樓，感昔樂生、燕昭之事，賦詩數首。乃這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槍然而涕下！”時人莫不知也。

武則天萬歲通天元年（696），契丹陷營州。武后派建安郡王武攸宜率軍征討，陳子昂隨軍參謀。攸宜不諳謀略，驕橫自恃。陳子昂屢獻破敵之計，皆不被採納，反被降職為軍曹。詩人“束身塞上，奮命賊庭”的報國之志，連遭打擊，心情鬱悶，因而在登上幽州臺（即薊北樓，遺址在今北京市）時，觸景生感，慷慨悲歌，寫下了《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袋用七首》和這首《登幽州臺歌》等著名詩篇。

全詩四句，抒寫懷才不遇的激憤，悲涼慷慨，即興幽婉，風力道勁。“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兩句從時間悠長的視角寫起，高屋建瓶，弔古悲今，展示了廣闊的胸懷和歷史反思意識。此處的“古人”是有所指的。詩人在與此詩同時寫作的《薊丘覽古贈盧居士藏用》詩中，謳歌了燕昭王禮遇樂毅、郭魄，燕太子丹禮遇田光等的史蹟，後者之所以勳業卓著，名垂青史，顯然是與昭王、太子丹禮賢下士、知人善任分不開的。

詩人在《燕昭王》一詩中寫道：“丘陵盡喬木，昭王安在哉？霸圖今已矣，驅馬復歸來。”對昭王式的民主風範歌頌嚮往之情，溢於言表。這當然不是單純地發思古之幽情，而是對自身滿腔悲憤和不平遭際的寄託。他以樂毅等歷史上的英雄人物自比，感慨燕昭王、太子丹那樣賢明之主早已成為歷史的陳跡，未來的明主又無緣見到，自己眼下卻是明珠暗投，空懷報國宏願而英雄無用武之地，這是何等痛苦和悲哀！

次二句從遼闊的空間落筆：“念天地之悠悠，獨槍然而涕下。”詩人極目遠眺，茫茫宇宙，無始無終，無窮無盡，而人生是多麼短暫和渺小。聯想到自己，雖然胸懷遠大的理想和抱負，卻不被時代所理解，得不到明主的賞識和信用，想要建功立業、追求生命價值的永恆和無限而不可能，不禁百感交集，悲從中來，清然淚下。“獨”字蘊含深厚。“獨”，是孤獨，孤寂，孤憤，是對人生和世路的發自內心的憂慮感、失落感。

由於歷史的原因，舊時代文人的這種苦悶和孤獨無法得到徹底解脫，因而是一種非常典型的情境和心理現象。這也正是此詩在舊社會中，總是會從那些身處逆境和懷才不遇之士的身上，引起強烈共鳴的原因。

唐初詩壇承襲齊梁詩風，文氣未振。高宗至武后初年，方有“以文章名天下”的“初唐四傑”肩負起詩文革新的時代使命。但從理論和實踐上堅決反對齊梁頹風，篤志創造革新的詩人，則是陳子昂。他在著名的《與東方左史虯修竹篇序》中，猛烈押擊“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的齊梁間詩，倡導“漢魏風骨”，標舉“骨氣端翔，音情頓挫，光英朗練，有金石聲”的新詩風，從理論上鮮明地提出了詩歌革新的主張。他創作的《感遇詩》三十八首，以及此篇《登幽州臺歌》等作品，則有力地實踐了自己的創作主張。

本篇憂慮時事，感嘆人生，體現了深沉的歷史意識和剛健充沛的思想情感。從蒼茫遼闊的時空氣氛和背景下，表現了一位胸懷博大、思想崇高而又孤獨悲憤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富有深厚的感染力。語言渾厚蒼涼，用辭造句不受“齊梁格”詩體的限制，採用長短參差的句式和抑揚變化的音節構成，完全服從表達思想情緒的需要，體現了高超的藝術技巧。

陳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省射洪縣）人。睿宗文明元年（684）進士。武后執政時，一再上書陳事，受到前者的重視，任麟臺正字，後遷任右拾遺。然卒因敢言直諫，一度以“逆黨”罪下獄。赦免後，曾先後兩次赴邊塞出征。38歲時，辭歸鄉里，後被武三思指使縣令段簡害死獄中。死時年僅42歲。有《陳伯玉集》。

杜甫稱他：“公生揚馬後，名與日月懸。”韓愈稱讚：“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對他在唐詩革新和發展中的歷史功績，給予了高度評價和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