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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敵人視角”見證,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是如何在一戰中殞落的?

由 跟著地圖看世界 發表于 人文2021-06-26
簡介德皇麾下的一批東方學者,不斷強調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在伊斯蘭世界的“領導地位”,他們始終相信位在伊斯坦堡的哈里發,只要登高一呼號召聖戰,全世界穆斯林都會響應

土耳其帝國被誰滅

從“敵人視角”見證,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是如何在一戰中殞落的?

土耳其國家 3D 渲染地形地圖邊界

如果能和課本對話,你會問他什麼問題?

儘管世界大戰的戰場遍及歐亞非,但過去西方世界對於一戰的著作,仍以歐洲戰場為主視角,偶爾提到其他地區,多習慣由上而下的“高層凝視”,例如著重於英法之間的高層戰略;或過份強調“個人傳奇”,如所謂的“阿拉伯的勞倫斯”;但對於“敵人視角”——關於土耳其與阿拉伯的大戰敘述,卻是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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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圖上的土耳其

但為什麼是這段歷史?為何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又為什麼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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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地形圖

▌ 奧斯曼土耳其是什麼來頭?是怎樣衰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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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疆域

分合、興衰是歷史的必然

,強弱輪替在歷史中屢見不鮮;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源自匈奴、突厥。東西突厥分裂後西突厥往中亞、西亞發展,也逐漸接受了伊斯蘭信仰。

從古至今,土耳其優越的地理位置,讓她擁有許多先天優勢,但也同時讓她無法在各國角力中缺席。

1299年,奧斯曼土耳其建立在伊朗的塞爾柱帝國的根基上逐漸強大、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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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疆域擴張

1453年,位於歐亞交界處的著名古城君士坦丁堡易主,由新興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攻下,存續千年之久的拜占庭帝國(東羅馬帝國)正式滅亡。此後的百年間達到高峰,象徵回教世界領導權的哈里發頭銜,也在征服埃及後由奧斯曼土耳其皇帝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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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罕默德二世及其軍隊進入君士坦丁堡。

攻下君士坦丁堡的喜悅並未鈍化奧斯曼土耳其的攻勢,軍隊持續往邊境邁進,使黑海幾乎成了奧斯曼土耳其的“內湖”。而在東地中海多處設有據點的威尼斯共和國,大概是最早直接感受到奧斯曼土耳其擴張壓力的西歐國家,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間,這股壓力只增無減。奧斯曼土耳其在16世紀初成為地中海世界中另一個橫跨歐、亞、非三洲的龐大帝國。西至巴爾幹,東抵兩河流域,北接克里米亞,南跨阿拉伯半島,掌握君士坦丁堡、麥加、開羅、耶路撒冷等重要城市,這些領地構成了日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最核心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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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1-1566奧斯曼土耳其

但內在王位爭奪、軍政渙散等原因,外在的民族獨立潮流與殖民國家的擴張等因素,終於導致弱化中的帝國走向覆亡之路。蘇丹勢弱時,宮內派閥掌握實權,最後甚至可以隨意廢立蘇丹。

16、17世紀起奧斯曼土耳其還將面對發源於北方的新興大國俄羅斯。1683年,奧斯曼土耳其再次發兵圍攻維也納,出乎蘇丹預料,他的軍隊以大敗收場,奧地利軍後跨越邊界,試圖一舉殲滅奧斯曼土耳其在匈牙利的勢力,從此土耳其不敢進攻歐洲。蘇丹進行改革,但程序甚慢。希臘王國在歐洲列強的支援下於1832年獨立。奧斯曼土耳其蘇丹也意識到必須要推行徹底改革的必要性,但質疑聲浪始終有增無減。奧斯曼土耳其變成歐洲病夫。1877年8月,俄土戰爭中,土軍大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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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風景

▌ 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東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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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曼帝國領土動態圖

1914年6月28日,奧匈帝國王儲斐迪南大公在塞拉耶佛訪查時,遭到塞爾維亞民族主義者刺殺,並在一個月後正式引燃了第一次世界大戰。長達4年慘烈血戰,戰場遍及歐亞非三塊大陸,死於戰爭者更超過了160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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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的奧斯曼帝國

直到戰後百年的現在,關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討論熱潮,都未在西方消退。以英國為例,近半數的民眾曾聽聞親屬參與一戰的故事,每年的國殤紀念日前後,英國街頭、名人、甚至體育活動,人人都會在身上別一朵紀念的虞美人花;然而這樣的儀式,紀念的印象卻多集中在西線戰場——在世界大戰的彼端,協約國部隊與奧斯曼土耳其在中東地區的他方戰爭,卻都是次要且遙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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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0年至1683年之間奧斯曼帝國的領土變遷

一百年前,位居歐亞非交界的奧斯曼土耳其是個衰弱的大帝國,既面臨英法德俄各國的覬覦,多種族、多宗教的結構也使得帝國內部紛爭不斷。

1914年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雖然一度尋求加入協約國陣營,但英法兩國政府卻拒絕承諾伊斯坦堡“免於俄國侵略”的庇護;甚至在英國宣戰的兩天之前,時任海軍大臣,同時也是日後二戰名首相丘吉爾,更直接下令皇家海軍“沒收”了2艘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重金訂購的無畏艦,逼得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投向了同盟國的懷抱,並在德軍的要求下,由哈里發發動了聖戰,企圖號召全球穆斯林,於東方戰線與協約國部隊兵戎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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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地圖

廣大領土且與多國為鄰,使得奧斯曼土耳其在一戰中戰火四起。原以為是個會被輕易打敗的舊帝國,無人料想得到,反倒使一戰無限期延長,讓歐洲戰爭搖身一變成為一場世界大戰,當“西線無戰事”時,東線戰局正如火如荼的展開……

德皇麾下的一批東方學者,不斷強調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在伊斯蘭世界的“領導地位”,他們始終相信位在伊斯坦堡的哈里發,只要登高一呼號召聖戰,全世界穆斯林都會響應;而這樣的期待,同時也是英國與法國貫穿大戰的最深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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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曼歷史上的勒班陀戰役

當時,西方對於穆斯林的聖戰想像是“狂熱”的,無論是柏林、莫斯科、巴黎或是倫敦,各國都認為聖戰將席捲伊斯蘭世界:協約國從南亞、北非所徵召而來的穆斯林部隊將會因哈里發的呼喚而倒戈;提供戰時後勤的殖民地,其境內一億四千萬名穆斯林也將出現叛亂,逼迫協約國土崩瓦解。

但這都只是西方世界一廂情願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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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15年,駐守於達達尼爾海峽地區的奧斯曼土耳其軍隊。

▌ 聖戰!聖戰?奧斯曼土耳其號召力不再

現實中,當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在1914年11月14日釋出聖戰後,穆斯林世界的反應首先是“錯愕”,但這種驚奇並未響應成激情,在北非、埃及,日常的生活幾乎照舊;南亞地區的伊斯蘭學者甚至釋出譴責宣告,指責奧斯曼土耳其的蘇丹“操弄聖戰的符號”;而西線戰場上,法國的阿爾及利亞士兵、英國的印度軍團,也都沒有出現同盟國期待的投降或叛變風潮;甚至在德國戰俘營裡的穆斯林士兵,也都對加入奧斯曼土耳其的聖戰大旗興趣缺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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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曼

這是怎麼一回事?如果穆斯林世界當真毫無反應,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聖戰號召除了尷尬之外,又有什麼意義呢?

奧斯曼土耳其蘇丹的聖戰號召,在信仰情感上並未打動遠離伊斯坦堡的穆斯林,但這並不代表這次的“聖戰”口號盡是徒勞,至少對於土耳其人來說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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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坦布林土耳其 3D 渲染地平線鳥瞰

根據前線士兵的第一手記錄,聖戰的概念在戰場上確實成為奧斯曼土耳其軍人凝聚部隊士氣的重要號召,前線的指揮官亦將“衛國義舉”與聖戰的概念相互結合,並以此取得指揮士兵赴死、徵調百姓人物力的命令正當性。但相對的,在帝國的邊陲貝督因部落和阿拉伯人,並沒有與土耳其士兵一樣的認同情感,聖戰的號召也就變得虛薄無力。

“即便是後來推翻奧斯曼土耳其、建立現代土耳其的凱末爾,也曾借用過聖戰號召所帶來的認同凝聚力。”

在大戰之前就已經接受世俗主義理念的凱末爾,雖然在建立共和後確定了土耳其“政教分離”的世俗政治傳統,但在大戰期間、以及戰後對抗協約國佔領軍分割土耳其時作戰中,凱末爾都曾多次“妥協”地借用聖戰口號來鼓舞土耳其軍隊計程車氣,而這樣的曖昧關係一直延續到了1920年代,直到土耳其共和國的政局穩定之後,凱末爾才敢公開地推出“世俗主義”的政壇鐵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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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攻塞普勒斯島的奧斯曼軍隊。

▌ 狂熱信仰?誤解與恐懼的自我迴圈

但即便如此,西方國家對於聖戰概念的恐懼還是依舊。在大戰期間,協約國始終將奧斯曼土耳其視為最弱的一環,但卻又擔心奧斯曼土耳其的聖戰號召會誘發穆斯林的反叛,因此在大戰初期,英國與法國才會在西線吃緊的同時,拼了命地把一批批的年輕士兵送進苦戰泥淖的達達尼爾戰役,以期待能一次“了結”奧斯曼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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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今日的加里波里戰爭紀念公園。

在戰場上失利、吃到苦頭之後,英國與法國反而更加擔心。這些決策者認為,那怕是任一次失利,都有可能成為奧斯曼土耳其的“聖戰宣傳”而引發殖民地叛變。但他們越是擔心,對中東戰場的涉入就越深,遭遇失敗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然後協約國隊於聖戰的焦慮就越深,中東戰事也就從次要的目的,變得越來越“輸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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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1915年,加里波里壕溝中的奧斯曼土耳其士兵。

比如,加里波利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經歷8個月戰鬥的地點,那裡有43000英國人,15000法國人,8700澳大利亞人,2700紐西蘭人,1370印度人和20000土耳其人死亡。

輸不起的恐懼,讓英法對於中東難以自拔,但對中東戰線大舉投資之際,國內的政治壓力亦促成了帝國決策者

將中東視為“必要的戰利品”

,各種秘密條約、分割條款因此因應而生。讓戰後的勢力分割,埋下了當今中東複雜的族群組成與彼此間糾結的衝突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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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1915年,加里波里前線的凱末爾(淺色戎裝,持望遠鏡者)與眾將士。

實際上,聖戰的號召對於一戰中的中東,雖然並未有立竿見影的決定性效果,但在戰爭中這些口號與概念,卻矛盾地助長了民族主義的興起——原本所有穆斯林都該團結在伊斯蘭共同社群的庇廕下,但彼此對戰爭所採取的對立立場,也讓族群之間的差異性迅速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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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1915年,亞美尼亞境內村中,遭到屠殺的亞美尼亞人骸骨。

在區分他者的過程中,土耳其本土的認同武裝也走入極端,並演變為嚴重的排他情緒,促使奧斯曼土耳其政府發動了堪稱“20世紀第一場種族滅絕”的亞美尼亞種族大屠殺;在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核心本土之外的敘利亞、兩河流域與阿拉伯半島等地,一戰的內外局勢,也加速了阿拉伯民族主義的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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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1914年,宣佈參戰後的伊斯坦堡,大批民眾與官員、軍士舉著各種旗幟,在戰爭部大樓前遊行。

▌ “阿拉伯的勞倫斯”、“沙漠女王”:他們不都來自牛津?但都是為大英帝國服務

至今,仍有土耳其人無法原諒阿拉伯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背叛”。

大戰進入中期後,阿拉伯半島爆發了“阿拉伯大起義”。當時的聖城管理者——麥加謝里夫胡笙(1854-1931)在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的支援下,與英國秘密結盟,在阿拉伯半島、兩河流域與大敘利亞地區揭起了反對奧斯曼土耳其的大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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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阿拉伯半島上,反對奧斯曼土耳其統治的部族起義軍。

這段部族起義的故事,後來透過彼得·奧圖的名電影《阿拉伯的勞倫斯》而知名至今,而當時協助阿拉伯人的起義的英國軍官T。 E。 勞倫斯(1888-1935)也因此城為了浪漫的西方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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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奧圖的名電影《阿拉伯的勞倫斯》。

在這段期間裡,英國透過模糊的約定(胡笙-麥克馬洪)與阿拉伯部族簽訂了“建國盟約”,但另一邊卻又和法國確立了勢力劃分、瓜分奧斯曼土耳其領土的《賽克斯-皮科協定》,戰後的巴黎和會中,又以“託管國”的設立,拖延了阿拉伯人的獨立要求,種種作法也被認為是不顧民族意願,併成為如今中東亂局之所以無法收拾的惡因之一。

當時的阿拉伯世界,仍有不少“西方誌士”致力於協助阿拉伯人的獨立大業,例如被浪漫化的勞倫斯、或者是深受伊拉克國王費瑟信賴的“沙漠女王”戈楚·貝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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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參加巴黎和會之前,勞倫斯(後排右二)與費瑟(前排中)的合影。

勞倫斯與戈楚.貝爾都來自於牛津大學,兩人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在西方世界中就算不是傳奇、也是一代“中東通”。但為何這些“有識之士”無力影響英國政府的錯誤決策或刻板印象?在這段形塑現代中東國家系統的過程中,這些來自西方的東方學者,又扮演著怎樣的歷史定位?

勞倫斯確實來自於牛津大學,但他並不是正統的東方學學者,他與中東之間的羈絆來自對於考古學的興趣,包括阿拉伯語與歷史文化,都是他在中東歷練後自修而來,因此他對於阿拉伯世界的認知充滿著個人的經驗與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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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的勞倫斯(左),沙漠女王戈楚.貝爾(右)。

戈楚則是另一種狀況,她在牛津時就以東方研究聞名。精通阿拉伯語、波斯語和土耳其的她,對於中東各地部族歷史與政治風俗的研究,對於英國學界的影響相當巨大,甚至到了今天,戈楚留下來的研究資料仍是史界重要的權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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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8月8日,加里波利,隆派恩的南方海溝。

但無論是勞倫斯或是戈楚·貝爾,兩人都是為大英帝國服務。

不管是目的還是現實,這些東方研究者都不可能違反帝國政府的利益,而僅能為其政策與意志服務,而這樣的相互配合,也才是這兩位“傳奇”之所以來到阿拉伯世界、並留下歷史定位的理由。歷史是殘酷的,儘管這樣的現實,遠不如彼得·奧圖的演技一般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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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一站百年後的中東:困局真的無解?

第一次世界大戰雖然距今已過百年,但從國界與族群劃分,到帝國主義角色的更迭與介入,這場大戰所遺留下來的後遺症,至今在中東仍清晰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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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

一戰後,身為戰勝國的英、法兩國決定按照自己的利益瓜分奧斯曼土耳其,曾橫跨三大洲的帝國就此正式畫上句點。1924年新共和驅逐奧斯曼土耳其王朝成員,徹底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歷史過往決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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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海灘

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因戰勝國的瓜分而殞落,原本在其政權治理之下的

美索不達米亞平原、阿拉伯半島、北非等地區隨後受到西方國家宰制,也就成為現今中東混亂局勢的源頭

一百年後的今天,西方各國仍舊無法擺脫聖戰的陰影。

對於聖戰一詞的誇大恐懼,在百年之後,我們也依稀能透過美國的特朗普、法國的勒龐或者是其他政治人物的口沫橫飛中,看見戰時協約國政府高層的虛妄與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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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風景

在百年前時,穆斯林世界無法體會奧斯曼土耳其聖戰呼喚的“迫切感”;但接下來的百年,取代奧斯曼土耳其位置的西方帝國,卻不斷經由直接或間接的統治,“製造”出各種怨懟的記憶,並迫使部分極端者得以透過信仰號召為包裝載具,將人們的憤怒集中為失控的暴力,而無奈地完遂了西方對於穆斯林恐懼想像的自我預言應證。

在19世紀中期,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對外不僅屢遭歐洲列強擊敗,對內的族群政治也遭到列強強力干涉,以俄羅斯與法國為主的歐陸帝國,屢次藉由“保護東正教徒”、“維持基督教信仰為由”,向奧斯曼土耳其境內的少數民族提供“特殊保護”,並以之為買辦視窗,在巴爾幹半島、地中海東岸打通勢力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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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利亞的阿爾及利亞英雄阿卜杜.卡迪爾(圖中白袍蓄鬍者),在1860年大馬士革暴亂中,解救城中基督徒的故事

但到了1856年間,為了避免法國再次藉故介入內政,奧斯曼土耳其政府遂與黎巴嫩山區的馬龍派基督教徒達成改革協議,除了免除基督徒原本該付給穆斯林政府的宗教稅,原本為了保護穆斯林商人與地主的各種特權,也自此下放給馬龍基督徒。但此舉卻引發了非基督徒社群的不滿,雙方自此摩擦不斷,黎巴嫩地區的基督徒與德魯茲派穆斯林更在1860年間爆發流血衝突,騷亂氣氛更在1860年7月10日延燒到了敘利亞的大馬士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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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加里波利半島

當時在奧斯曼土耳其政府從中鼓動下,大批穆斯林暴民闖進了市中心的基督徒區,並在連夜燒殺擄掠之後,屠殺了五千多名基督徒,約莫是原本總數四分之一。這樣的暴行震撼了世界,並提供法國國王拿破崙三世絕佳的介入機會,並藉著“人道救援”的名義向敘利亞進軍,而緊張的奧斯曼土耳其政府這才緊急派出高階官員,盡一切手段安撫大馬士革城內的族群秩序,並與外交手段結合,在最後關頭重建了混亂的都市、讓失去留駐藉口的法國大軍悻悻然地班師離去。

黎巴嫩貝魯特南方的貧民社群裡,巴勒斯坦裔的居民至今還揹負著1948年大逃難以來的難民稱號,家戶牆上總有一幅耶路撒冷圓頂清真寺的影象,映著寄人籬下的每一日。當今的歐洲難民潮裡,亦有當初逃離至敘利亞的巴勒斯坦後代,堆疊出世代以來另一個難民身分。

今日中東地區不間斷的離散與混亂,與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崩解、列強瓜分、以色列建國息息相關。

從“敵人視角”見證,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是如何在一戰中殞落的?

“中東困局就是無解”的消極詛咒。

儘管路還看不到盡頭,但經由彼此理解,仍有可能突破“中東困局就是無解”的消極詛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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