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內庫的支出方面是什麼情況，朱元璋捐內帑之資的目的是什麼

公共開支是什麼

洪武時期，除皇室開支外，賞賜是內庫極其重要的開支，其他還包括官俸、賑濟、軍餉及雜支等項。首先是皇室開支，因為內承運庫所存諸物主要就是供皇帝使用的，而供用庫則“掌御用香米及內用香燭、油、米並內官諸人飲食、果實之類”。不過，其收支數額及規模卻沒有相關記載。可以確定的是，洪武時期，內庫中的皇室財政開支相對於後朝而言是非常簡約的。比如洪武初年，后妃等支用金、銀、錢、帛等物都須遵循嚴格的程式，“尚宮先行奏知，然後發遣內使，監官監管覆奏，方許赴戶部關領。”。

《明太祖實錄》記載

直至洪武后期，皇室成員所需冠服、器用、緞匹、儀仗等仍多系內府相應各局製造。洪武時期，“內府所貯錢糧，內官、內使纖毫不敢動，雖東宮、親王不得取用；欲用者必奏請。第二，賞賜是洪武時期內庫非常重要的一類開支。朱元璋對賞賜一事極其重視。。不過，雖然朱元璋強調“國之大權，惟賞與罰”，但他亦認為“賞無私賞，必因民之所共好而賞之。”因此，洪武一朝，雖《明太祖實錄》所記賞賜眾多，但這些賞賜大多都是從有利於國家統治的角度來進行的，並非是皇帝出於私恩對貴戚、寺、宦等個人的濫賞。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賞賜徵南將校時說：“府庫之積，皆民所供，是為天財。君特主之，以待有功者耳。”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閱內藏”後，說：“此皆民力所供，蓄積為天下之用”，因此“封賞之外，正宜儉約以省浮費”。《諸司職掌》規定：“凡民間一應桑株，各照彼處官司原定則例，起科絲綿等物……札付承運庫收納，以備賞賜支用”；加凡在京賞賜該用鈔錠、胡椒、蘇木、銅錢等，“本部量數具奏，於內府關支”。

至於賞賜物件，首先有諸番國、四夷朝貢人員及公、侯、官員等人，“凡賞賜金、銀、鈔錠、匹帛之類，金、銀詣長隨內官關領，匹帛系內承運庫收貯，冠帶、衣靴系工科工部官收掌，鈔錠系戶部官收掌，主客部官分投關領”。其次，“在外如有欽依賞賜官軍”等項，亦由戶部“約量會計鈔錠，具奏委官，赴內府照數關領”。第三，俸米、月糧等是內庫的常規支出。洪武九年（1376年），戶部奏準“文武官、吏俸、軍士月糧自九月為始，以米、麥、鈔兼給之”。

洪武十八年（1385年），“命戶部凡天下有司官祿米以鈔代給之”。由於中央財政中的紙鈔收入都是儲存於內庫，所以，這種以鈔折支官員祿米的規定意味著內庫的大量支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時，“凡在京上十二衛守衛隨駕軍人，每名一直三日，食錢鈔三百文”，這筆鈔錠亦是從內府關支。第四，賑濟災情也是內庫的一項重要開支。“其在外如有欽依……賑濟饑民等項，本部約量會計鈔錠，具奏委官，赴內府照數關領。”

朱元璋的目的

此外，朱元璋還“捐內帑之資，付天下耆民糴粟以儲之”，從而達到“備荒歉以濟饑民”的目的。牆第五，在出現緊急軍情時，洪武朝也會支出內庫財物予以財政支援。這種情況的發生頻率雖然較之明代中後期低很多，但由於具有“祖例”的重要意義，因此也當予以注意。比如，洪武十九年（1386年），因納哈出數次侵擾遼東，為“分兵置衛以控制之”，朱元璋“詔戶部出內庫鈔一百八十五萬七千五百錠，散給北平、山東、山西、河南及迤北府州縣，令發民夫二十餘萬，運米一百二十三萬餘石，預送松亭關及大寧、會州、富峪四處，以備軍餉”。

最後，戶部所負責的“雜支”專案中，有一部分需從內庫關支。《諸司職掌》規定：“凡倉庫一應關支錢糧及工部成造軍裝等項，必須計其所用物料，轉行本（戶）部札付各該倉、庫照數支給。”比如鑄器“合用銅、鐵、木炭等項”，需“明白具數，呈部行下丁字型檔、抽分竹木局放支”；鑄錢“合用銅、炭、油、麻等項物料”、“大小車輛若有成造及修理者…··合用木植、魚膠、鐵箍等項物料”也是下丁字等庫放支。綜上所述可知，洪武時期，內庫既負責皇室財政支出，也負責國家公共財政支出，且後者在內庫財政中佔據重要地位。

最後

在內庫管理方面，洪武初期，內承運、外承運及甲字等庫都位於內府，且都由內官進行管理；洪武中期以後，外承運及甲字等內府各庫改由文官管理，主供御用的內承運等庫則仍由宦官負責。在內庫收入方面，既有專供御用的收人，也有來自戶部、禮部、工部、刑部、都察院及兵部等其他中央公共部門的收入。在內庫支出方面，除皇室開支外，賞賜、官俸、賑濟、軍餉等國家公共開支佔據重要地位。終洪武一朝，內庫一直集皇室財政與中央各部門公共財政為一體。那種認為明代內庫是皇帝“在皇宮中的私人的內庫”，“主要關心的事務是供應皇宮”的觀點至少與洪武時期內庫的財政制度不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