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游教育詩的生成因素都有哪些？

長期的歷史實踐證明：任何事物的產生、出現，都有特定的原因，受到內在因素與外在因素的制約

。當然，陸游教育詩的大量出現，也不是偶然的，若將陸游的教育詩放到整個宋代社會文化的狀況中，從中可以看到非常清晰的歷史因素、社會因素及個人因素。

生活在社會這個大環境中，任何人做任何事都不會超出這個社會，

所以陸游教育詩的生成，社會因素肯定也佔據著不可忽視的地位。

在這裡，筆者將視角放在宋代教育上，從這個切點入手，探討宋代的教育政策對陸游及其教育詩產生的重要影響。

一、重文傾向的文教政策

宋代開國皇帝宋太祖趙匡胤在陳橋兵變中“黃袍加身”，稱帝建宋結束了唐朝末年至“五代十國”長期藩鎮割據的局面。

趙匡胤統一宋朝之後，吸取了唐末武將掌權導致割據的教訓，同時也考慮到自己的帝位也是透過“兵變”而得來的。

為了防止歷史重演，就產生了著名的“杯酒釋兵權”事件，迫使為他打天下的將帥紛紛交出兵權，進一步加強了封建專制主義的中央集權統治。以文治國，則成了統治者治國的指導方針。

宋太祖明確提出：“宰相需用讀書人”，宋太宗趙炅則主張：“興文教，抑武事”。

縱使是在丟掉半壁江山的南宋王朝，統治者們仍然是抱著得過且過的態度，拼命調整時戰時和的政策，盡力壓制將帥的權利，風雨飄搖的小朝廷也由文官把持，竭力維護東南一隅表面上的繁華。

這種文教政策具體表現在尊孔崇儒、大力興辦學校及科舉制度的發展三方面。

宋初的統治者都非常努力地抬高孔子的地位，不斷宣揚儒家思想。

古代皇帝有去泰山封禪的傳統，宋代皇帝也不例外，曾先後多次率領文武百官，到泰山去祭奠孔廟，拜謁孔墓。在宣揚儒家思想方面，提出“王者雖以武功克定，終須用文德致治”的思想，任用大批文臣執政，提高儒學地位。

另外，統治者一方面親自著作讚揚儒學的文章；另一方面，又下令編輯校定儒家經典著作，作為官方指定教材。

這一系列的措施是孔子及其儒學的地位更加牢固，對世人有著深刻的影響。

學校教育的興起也是宋代社會的一個特點，是統治者重文傾向的具體行動。

宋代統治者多次興辦宮學，對私學也採取支援的態度，從而改變了以往對官學倚重的局面，使我國封建教育制度和學校教育發展到一個新的高度。

宋代的官學主要發展時期是在北宋，從設定機構看可以分為中央官學和地方官學兩個型別，

中央官學主要由國子學、太學、武學、辟雍、廣文館等各種性質的學校組成。地方官學則是按照地方行政區劃而設定的，它從普及程度、建制規模到管理情況等方面都得到很大的發展，大大超過了前代。

書院的發達也是宋代學校教育的一個獨特之處

。書院自產生後與官學和私學並存，以私人創辦、國家輔助的形式得以生存和發展。北宋初期和南宋是宋代書院發展的興盛期，前者是因為國家高層的重視科舉、重視讀書人，而官學在這時期未曾興起，書院則承擔了教育的責任。

南宋以後，官學日趨衰敗，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重心南移，各種學術思想也逐漸開始發展和繁榮，自由的講學之風促進了書院的興盛。

宋初就產生了全國著名的書院，南宋的呂祖謙稱嵩陽、白鹿洞、應天府、嶽麓為“國初四大書院”，而嶽麓、白鹿洞、麗澤、象山四所書院則被後人稱為“南宋四大書院”。

宋代初期便開始提倡科舉，後來官學、私學及書院的大力發展也是為科舉服務的，

讀書人在學校受教育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考科舉，走上仕途。對科舉制度的提倡則促進了學校的興盛，但同時學校的發展又反過來為科舉提供了大量的文人，壯大了科舉的隊伍。

宋代的科舉較唐代有了很大的改變，如考試性質、錄取名額、地位和作用等。

宋代科舉考試取消了吏部考試，士子一旦中第，便可直接做官，使科舉考試的性質發生了改變。

在錄取名額上，據史料記載，宋代更是超越唐代的數倍之多，

唐代取士比較慎重，每年錄取不過六七十人，而在宋代幾乎每年錄取都上百，至南宋理宗寶慶二年一次錄取竟達987人。

科舉制度的興起影響了整個世人的心態，促使許多人都擁有透過讀書考科舉進而走上仕途的理想。

出自官宦世家、書香門第的陸游更是秉承了這一理念，所以他在教育詩中一再對子孫強調讀書學習的重要性，鼓勵他們走上科舉之路。

二、陸游與事功學派

宋代的重文政策及科舉制度的發展，影響世人心態，使文人數量增多，

導致了具有獨特的學術群體的興起，形成了學術人才輩出、百家爭鳴的局面。

這些文人，他們有的入朝為官，投身於國家和社會的改革事業，

如范仲淹、王安石；有的授徒講學、著書立說投身於國家的教育事業，如胡瑗、朱熹；有的為國家民族事業拋頭煩、灑熱血，書寫滿腔愛國熱情、羈旅生涯的詩詞，如辛棄疾、文天祥。

陸游和這些文人志士有許多的共同點

，畢竟他們生活在相同的社會背景中，既擁有驅逐異族侵略、建功立業的夢想，又懷抱考取功名、入仕為官的心願。

但是陸游又是不同的，具有自身的獨特性。

跟陸游生活在同一時期陳亮、葉適、黃震等人則形成了具有時代特色的愛國教育思想，

他們和陸游一樣主張抗金，反對投降政策，堅持收復失地，

撰寫了大量的文章或著述，來表達自己的愛國情懷，以至於形成了一個流派，即事功學派。

他們秉持愛國主義思想，堅持收復失地的信念，向朝廷上書，直言勸諫，揭露朝廷公卿的投降主義傾向，

把矛頭直指朝中位高俸厚而靦顏事仇的當權者。

在陸游的教育詩中，可以看到他主張抗金、收復失地及對當局統治的不滿，但他並沒有運用直接的方式表現出來，而是藉助詩歌的典故、借古諷今等比較委婉隱晦的手法表達，

說明了陸游並不是一個鋒芒畢露，而是一個內斂有內涵的人。

事功學派的學者一生的活動有一定的規律：

一是堅持以天下為己任，中興復仇，抗金愛國；二是參加科舉考試，以實現自己的參政夢想

；三是授徒講學和著書立說。

前兩條也同樣是陸游所追求的，但是

陸游和他們最大的不同是，用實際行動來表達自己的決心，

他早年間的軍旅生涯，退隱歸鄉後也不忘鼓勵自己的兒孫走向戰場，知道只有用武力才能趕走異族的侵略者。

重文輕武是當時整個社會的傾向，事功學派也不例外，他們想透過科舉走進朝廷，參與政事，實現宏圖偉業，沒

有如同陸游那樣投身戎馬事業。

這就體現了陸游的獨特之處，重文也不輕武。

當陸游的前兩條路走不通的時候，並沒有立即放棄而轉入授徒講學的教育事業和著書立說的個人事業之中，而是

堅持寒窗苦讀，提升素養，努力做到稱善鄉里，造福一方百姓。

另外，雖然他沒有開設書院、教書育人，但是他並沒有忽視教育，反而更加重視家庭教育，培養了一批優秀的兒孫，

他沒有系統的學術著作，卻形成了散落於教育詩中獨特而先進的教育理念。

跟程顧、程顧、朱熹、陸九淵等學者相比，陸游算不上真正的教育家，

但他積極的教育思想和獨特的教育方法推動了我國古代教育的發展，

對後來和現在的教育文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家學文化

雖然宋代官學的發展程度超越了前代，由於其獨特的性質，加上等級森嚴的社會制度，在官學中讀書學習的人大多是官僚地主階級的子孫，寒門子弟很少有機會入學。

宋朝南渡之後，官學更是名存實亡，官學的地位也日趨衰落

，人們對待師儒如同路人一般，不再受到重視，再也沒有北宋中期那樣的聲勢。

而這一時期，區域性的安寧促進了社會經濟、科技等方面的蓬勃發展，隨著生產力的進步，要求受教育的人數也不斷增加，而荒廢的官學已經無法滿足大眾的要求，於是

私學教育得以機會興起和發展，在宋代教育史上佔有很重要的位置。

宋代私學主要分師授和家傳兩種形式，本文所講的家學文化可以歸屬於私學之類。

所謂的家學文化，在形式上主要是以家族、家庭為中心，以父傳子受的方式來進行的，在內容上注重家庭成員的倫理道德與人倫關係的培養，主要包括為人處世和齊家守業兩個方面。

家學文化，源遠流長，從遠古時期的禪讓制演變成夏朝的世襲制，“家天下”的出現就孕育了家學文化的萌芽。

東方朔、陶淵明、韓愈、杜甫等人的教子詩也是家學文化的具體表現。“三曹”、“三蘇”也是家學文化的產物。

當然，家訓也是家學文化中的表現形式之一。

奴隸社會之前就出現了家訓。在兩漢三國時期，就有劉邦、曹操等帝王家訓的出現，有韋賢、楊震等傳德家訓的出現，有諸葛亮、嵇康、阮籍等名臣家訓的出現。兩晉南北朝時期的《顏氏家訓》更是我國古代家訓的典範。

唐宋時期我國的文化高度發展，家學文化達到了鼎盛，對後世產生重大影響。

宋代趙氏政權重視文人，建立龐大的文官體系，致使宋代文化高度發展。文人的重用為教育發展提供了契機，詩文有云：“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

宋代很多名臣貴族都有家訓傳世，如范仲淹、司馬光、包拯、蘇軾等。

山陰陸氏的家學文化形成已久

，據《放翁家訓》記載“在唐為輔相者六人”、“宋興，百餘年間，文儒繼出，有公有卿。子孫宦學相承，復為宋世家，亦可謂盛矣。”

陸游從小就受家族文化的薰陶，對自己的祖先產生崇拜之感，儘管自己所處時代不同，仍然希望自己也能夠向他們那樣有所作為，繼承他們的遺風。

儘管自己的願望未曾實現，但他並沒有因此讓家學文化中斷，反而寄託於後世子孫，

在這樣的情況下，教育詩和《放翁家訓》就應運而生了。

四、總結

現代教育理論中指出社會政治、經濟制度、生產力的發展水平及社會文化發展等因素都對教育有著制約的作用。

宋代的文教政策是統治者為了協調教育與社會現實諸因素之間的關係而產生的

，它既反映了當權者的旨意，同時也體現了當時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水平。

社會教育自然是當時文教政策的一個具體表現，

它的表現形式及涉及的內容都體現了統治者的思想理念，而家庭教育的形成不僅僅受到當下政治文化政策方針的影響，同時也是家族文化的薰陶和教育者本身意志作用下的結果。

總而言之，陸游教育詩的生成因素是多元化、多方面的，

既要看到宋代社會的教育政策的作用，同時也不能忽略陸氏家族的文化傳承及陸游的個人經歷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