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有沒有出土過比他們還早的文物嗎

如今我們的考古上能到二里頭，下能到晚清民國，那麼在古代有沒有出土過比他們更早的文物嗎？答案是有的。

天啟朝出土“天啟”年號錢

明朝天啟帝定年號之前皇帝和閣老們商量很久後最終定了“天啟”這個年號，

正式用這個年號之前剛好南方挖出來了一批以“天啟”為年號的銅錢。

“天啟”這個年號被南朝梁思帝蕭莊用過，錢幣可能是那個時候的，其實那錢幣也有可能是元朝末年明朝初年割據政權徐壽輝所鑄，因為他也用過“天啟”這個年號。

宋朝有前蜀時期的文物

無獨有偶，宋朝初年的一天，趙匡胤在府庫裡瞎逛，突然看到了一個銅鏡，看著還不錯，於是拿起來仔細端詳。結果這一看把自己看得一驚。因為鏡子上的年號為“乾德四年”，他心想不對啊！這才乾德初年，咋就有乾德四年的鏡子，仔細看鏡子已經很舊了，不想是新鑄造的。結果找來大臣詢問才知道，當時五代前蜀後主王衍也曾用過“乾德”這個年號。鏡子是那個時候鑄造的，然後後蜀滅了前蜀，宋朝又滅了後蜀，這些東西也一併收入宋朝的府庫中。這可是典型的文物，最後因為年號重複，趙普還被罵了一頓。

南宋時期有南唐時期的文物

2016年發現的被譽為“南宋衣櫥”的趙伯澐墓就出土了一件南唐的投龍玉璧，

是南唐皇帝

李昪

的，異常精美。

李昪是南唐的開國皇帝，公元889年生人，943年去世，

而趙伯澐是南宋時期的人物，生於1155年，1216年去世，

那件投龍玉璧至少比趙伯澐早了200年多，對趙伯澐來說，也是那個時代的文物了。

然後這件投龍玉璧和也作為隨葬品一起放入了

趙伯澐墓了

。這件投龍玉璧應該是南宋時期南唐的文物。

唐朝出土先秦時期陳倉石鼓

石鼓是唐代人挖出的先秦文物，

上面記錄了某個君主的出遊（具體時代有爭議，古人最早有說周的，現在一般是認為裡面的君主是秦統一前的某個秦公）。

後來這些石鼓在安史之亂中又失蹤了，韓愈專門上奏要找，後面又埋沒荒野，

宋仁宗懸重賞、由司馬光的父親司馬池又找到，再後來又跟著徽欽二帝被搶到北方而丟失，

到南宋和蒙古人一起滅金時又被隨軍的南宋文化人找到，放在孔廟裡儲存。

後來輾轉，到了博物館裡。

詛楚文

北宋嘉祐年間，即公元1056～1063年，鳳翔府（今陝西鳳翔）出土了一件秦代石刻，上面刻有古樸文字，共三百二十六字，內容是秦王遣使宗祝（巫師長）向大神

巫咸

詛咒楚王不道，祈求打敗楚國的文章。這塊刻石被稱為告巫咸文石刻。

告巫咸文出土的時候，蘇東坡正好在鳳翔府做籤書判官，作為州府幕僚。蘇東坡愛好古物，非常興奮，將石刻移送到州府的便廳保管。

毛公鼎出土於清道光二十三年

毛公鼎為西周晚期青銅器，因製作該鼎者為毛公而得名，於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陝西岐山（今寶雞市岐山縣）出土，

咸豐二年（1852年），大清翰林院學士、金石學家、收藏家陳介祺又從蘇億年之手購得，並賞給蘇億年1000兩。陳介祺研究鼎內銘文含義，乃是周武王之弟毛公叔鄭敬獻給周宣王的治國之策，於是將此鼎命名為毛公鼎。

西晉年間，一個盜墓賊在汲縣挖了一座春秋戰國時期的大墓，內有大量竹簡。

朝廷知道後，派人將竹簡運到洛陽，請了當時最著名的學者一起來研究。

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學者們終於成功破譯出了竹簡上的文字，確認其為戰國時魏國使用的科斗文。

竹簡內容除了一些百家典籍之外，其餘均是史書，從堯舜禹一直到戰國都有記載。

學者們將這些史書統稱為《竹書紀年》。可惜未等完全解讀，西晉就滅亡了，竹書紀年也隨之失傳。

宋代，古本《竹書紀年》散佚。明朝建立著名藏書館天一閣的範欽手裡，又出一本，即今本《竹書紀年》。直至現代，對《竹書紀年》內容的考據仍在進行。可以說現在的《竹書紀年》是後代人編寫的！

可悲可嘆！

西漢廣川王劉去，封國內的古墓，都被他盜了個遍，從晉靈公墓裡挖出來個玉蟾蜍，被他用作盛水器。

唐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第一批禁止出境展覽文物，明天啟年間出土於西安，儲存完好。現在存放於西安碑林博物館。

其實古代應該是沒有考古行業的，不過盜墓賊很多，他們出土文物售賣，然後流行於世。

折戟沉沙鐵未銷，自將磨洗認前朝，唐人能識別出漢末的戟的形制。

古人的明天，就是我們的今天。

幾百年，幾千年後，我們也成為未來人的古人，他們可能會研究我們的文化，生活規律，或者研究我們通訊方式，或者一些電子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