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號房”裡的26萬男會員，憑什麼喊“無辜”

【來源：澎湃新聞】

近日韓國“N號房”的事情引起了社會的巨大震驚，有兩點尤其讓人憤怒：一是其性質的惡劣。telegram聊天群上的運營者脅迫女性成為性剝削的物件，拍攝淫穢的影片（其中一些是有嚴重反人倫性質的），有的受害者甚至是未成年人；

第二點讓人更加不寒而慄，就是裡面的註冊會員有26萬之多，平均每100個韓國男性就有一個是會員，這些會員不只是付費看影片，他們甚至要求要去偷拍自己身邊的女性，才有資格繼續待在房間裡呆下去。

這意味著在韓國每一百個男性裡面就有一個偷拍過身邊女性，那些女性在自己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放到了色情網站上，這引發了女性對身邊男性的信任危機。

3月24號，“N號房”的主犯之一“博士”趙主彬被拘捕，他在運營“N號房”時期也在社會上繼續他的公益活動，甚至在網路中發表過女權主義色彩的言論（“限制女性穿著打扮的世界是禽獸的世界，因為它預設了男人是沒有理性的禽獸，不能控制自己”），從外表上來看他是個接受過良好的教育、樂於助人、尊重女性的人，評論中的女性說如果在現實中認識這樣的人的話，會願意和他交朋友。而那26萬會員裡面，也不乏受過良好教育、有體面職業，知道怎麼說話才能顯得“進步”、“得體”的人。

正是這一點讓女性非常恐慌，因為加害者的形象不再限於那些帶有歧視色彩的漫畫中的猥瑣、粗魯的中年男子，而是現實生活中風度翩翩的男士，女性無法從言行中判斷他是否會傷害到自己。

我們在這起事件裡看到，發源於美國的“政治正確”理念在韓國以一種讓人絕望的方式失敗了，它一方面作為一種西方時髦的泊來品被看作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勳章，但在另一方面，網際網路上依然大量存在不尊重女性的言論。為了理解這種分裂，我們需要借用精神分析的理論。

從精神分析視角，這可以被看作意識與無意識的分裂，這種分裂在所有人身上都是存在的：一方面是“公共”的身份，人們遵守著被社會普遍認可的習俗來言行；另一方面是私下的不能公開談論的慾望，它們只能被壓抑。那些不能談論的慾望在不同人或者不同歷史文化中，被壓抑到的層面會不一樣。

弗洛依德所生活禁慾風氣盛行的維多利亞時代，不被允許的慾望會被壓抑到無意識的層面上，一般只能透過症狀、口誤、夢來裡面冒出。弗洛依德也認為，在日常生活中不被允許的慾望也能夠透過詼諧笑話來表達，這種形式的表達既能夠釋放無意識慾望，又能夠有更少可能性冒犯到他人。

但是在今天我們看到的似乎是第三種情況：在現實中被壓抑的內容（性別歧視言論等）在網際網路上被表達，而一些在社會中更不被接受的內容在等更為匿名、隱秘的暗網中被表達了。也就是說網際網路像夢、症狀、口誤和笑話那樣，是一個供無意識得以成像的場所。

這一點和東浩紀在《公共意志2。0——盧梭、弗洛依德、谷歌》有提及到，他認為推特上碎碎念和在公共空間上深思熟慮的發言不一樣，它是關於無意識的語言。但這並不是說網上的發言和行動直接就是無意識的真相。

弗洛依德區分了夢顯示的影象和夢的潛在思想，夢的顯像只有經過闡釋之後才能發現它背後的潛在思想。網上匿名的發言和行動相當於夢的顯像，當事人做了，但他並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或者說只是賦予了一種犬儒的解釋（“道理我都懂，但我只是想要點樂子”），但是這些事情顯然並不簡單，他們做的事情可能和他們的的理念相悖，會陷入不安和內疚之中，但為什麼還是會去做呢？

這些可怕的行為背後的慾望連本人都不知道，它依然是需要去問詢的東西。而將深層的無意識慾望轉化成可以看到的影象的過程弗洛依德稱為“夢的工作”，這種轉化的工作在網際網路中可能是由通訊技術和網路社群的制度來完成的。

於是，我們不能簡單地將慾望（尤其是性慾）理解成本能，性慾是與話語（包括社會文化、律法、制度、技術等等層面）緊密聯絡在一起的，是後者將衝動轉化為可以被觀察到的東西，甚至可以說人們在意識層面感受到的性慾是話語塑造出來的。

齊澤克談到教會和戀童癖的關係（他引用了Garry Wills的書）時說，那些誘拐幼童的教父不是因為戀童才當上了神父，真相遠遠更加變態和黑暗：這種變態是教會本身的體制性秘密，原來是異性戀的人在進入教會之後變成了同性戀。

他們甚至動用了整個教會機制去教神父勾引小男孩，不是私下的“現在我們來講真心話……”，而是在懺悔會上讓人說“你是不是有什麼罪惡的念頭？給我看你做了什麼髒事，你是不是這樣做的？（親身示範……）”。

在這種體制裡面，沒有人對自己的侵犯行為抱有任何的自我批評意識。他們變態的性慾並不完全來自於他們自身，而是被體制塑造的，在這個社群裡面的人都認同著彼此，他們的慾望輕易被這個封閉集團裡的他人承認了。

“N號房”裡發生的不是同樣的事情嗎？“N號房”的管理者們動用了現代通訊技術建立了一個變態的“教會”，將很多男性塑造成平臺的資源提供者，讓他們毫無自我批評地踐行著惡。

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這個“邪教”是怎麼組織的：它透過最為匿名性和保密性的通訊軟體telegram執行，他們透過比特幣支付，以最為隱秘、去肉身化的方式參與到事件中去，最初他們僅僅是透過手機就可以完成這一系列的操作。

到了後面，他們被引導（利用平臺的獎勵機制和同伴的認可）去偷拍身邊的女性，但即使是這樣，對於他們來說也許同樣也是私密性的行為，他們在參與的是一個封閉的男性宇宙的交換儀式。然後社群裡面又會生成一種厭女症的氛圍：他們將女性說成是“帶著子宮的畜生”，宣揚受害者有罪論。在這過程中可能產生的內疚感都被排除在意識層面之外，他們對此一無所知。

更詳細地分析厭女症複雜的社會與心理成因不是本文的任務，在這裡需要被強調的是“暗網”提供了這樣一個平面，它處於與精神分析裡所說的夢的顯象和症狀的層次，這些厭女的觀念和行動作為“妥協的產物”（弗洛依德以這個詞描述神經症症狀）而產生：

一方面可以逃避現實世界“政治正確”的壓力，另一方面可以逃避自己精神世界更深的衝突（比如說自身男性的身份與女性的關係）。正如我們不能把黑市理解成市場經濟的反面，我們也不能不將暗網看成是網際網路的對立面。事實上，前者是後者的一種淫穢補充，它提供了那些被鎮壓之物返回的場所。

匿名化的通訊技術讓黑市的組織變得前所未有地輕易，也讓其中的倫理判斷變得非常模糊。在“N號房”被曝光後，還有會員在哀嘆自己的無辜，抱怨自己花的錢沒有換來“商品”。26萬男性共謀者的“受害人”心態，在事件被揭露後，激起了女性的憤怒。

然而除了整體父權社會的厭女症和群體性的認同外，技術也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事實上，通訊與支付技術遮蔽了他們對於所做之事可能造成之後果的意識，讓他們覺得自己只是一個普通的消費者。這是在分工細化的資本主義裡的一個通病，就算人們知道“沒有買賣就沒有殺害”這個道理，那也只是意識層面上的事情。就像人們把已經經過屠宰、清潔、包裝、放在超市貨架上的肉食買回來裝入冰箱那樣，消費者乃至包裝流水線上任何一環的員工對動物被屠殺的殘忍性並沒有實感，只是“知道”這個事實而已，於是人們才能心安理得得購買和享受肉食。

暗網（乃至網際網路本身）開啟的是這麼一個“否認”的空間，即用“我知道，但……”這個句式來拒絕自己知道的東西。“N號房”的那些參與者也許知道自己做的事情是多麼殘忍，但是他們會用很多“但是”（但是我只是一個消費者，我並沒有參與這個過程）來否認這一點。

這起事件的主謀“博士”，正是很大程度上利用了公共的無意識，組織了一個能夠“釋放”（成因各異、複雜的）性別怨恨的社群。網際網路的危險在於群體的無意識變得如此容易被利用，因為他們很容易與自己“觀念相同”的人形成共同體，而罔顧在這之外的人，這種觀念固化的共同體只要稍微被煽動，就會做出非常瘋狂的行為。

在“N號房”之外，一些“正規的”色情網站裡面也有一些製作出來的色情影片，裡面的內容很多是“演出”的強姦、要挾、虐待等在真實生活中是犯罪的情節，為了追求真實的效果，製作方甚至會採用如同現實中的偷拍那樣非常粗糙的拍攝手段。人們可以宣稱產業化的運作背後是所有人的“自願”，但是“出演”的邊界與“現實”的邊界卻越來越模糊了，開始丟擲倫理的問題。

當色情網站開始啟用使用者上傳內容的，消費者本身也構成生產者這樣的社群網路模式後，就難以分清裡面到底有沒有涉及到剝削。這種邊界的模糊或許存在著一個精神和倫理上的後果：所謂的“真實”正在悄然泯滅。

那26萬個註冊“N號房”的會員在現實中不見得真的會強姦女性，但是他們即使在看著真實的、記錄性的、殘忍的色情影片時，依然認為那是虛構的。“知道”那是真實的和“相信”那是虛構的，兩種態度可以並存，純粹的真實本身已經泯滅——真實本身就帶有著虛構的標籤，成為可供選擇的一種商品。

或許這可以解釋“N號房”的房間名可以用“幼童”、“護士”、“偷拍”等標籤來命名，彷彿觀眾只是在消費這些符號屬性，而“真實”本身也只是這些符號屬性中的一個，真實與表演的對立並不是倫理意義上的對立，僅僅是資料庫裡面兩種不同的消費符號而已。所有的會員都被變成了只是消費符號的動物了，可以假裝忘記符號背後那些真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