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念海｜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淵源和發展

2022年是史念海先生誕辰110週年，史念海先生是中國現代歷史地理學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之一、著名歷史地理學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正是由史先生在1981年7月創設的，從1981年第1輯開始到2000年第1輯幾乎每輯都是先生親自主編（1988年第3輯為陳橋驛先生主編），同時幾乎在每輯上均有文章發表。為緬懷史念海先生對中國歷史地理學的貢獻及其對本刊的開創、籌辦之功，表達對先生的崇高敬意，弘揚先生“有用於世”的理念，本刊公眾號將陸續推出先生在《中國歷史地理論叢》上發表的文章，以茲紀念。

期刊索引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3輯，（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3頁。註釋從略。

本文原為一篇，篇幅較長，為便於公眾號讀者閱讀，特拆分為上下兩篇釋出。

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淵源和發展（上）

史念海

中國歷史地理學在我國是一門既古老而又年輕的科學。說它古老是因為它有悠久的淵源，可以上溯兩千多年以前。那時當然還沒有現在這個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名稱，而是作為歷史學範疇中的地理學，逐漸由附庸成為大國。說它年輕是因為建國以後，它在舊有的基礎上增加了新的因素，其中有一點乃是它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有了這樣一些新的因素，才使它以嶄新的姿態成為現代的科學。探索其淵源所自和發展的歷程，使這門古老而又年輕的科學不斷得到充實，這在當前不是亳無意義的事情。

一

早期的歷史學範疇中的地理學

人和地的關係在遠古時期就已經受到重視。人不能離開自然，也就不能不受到自然的制約和影響。為了能夠不斷生存下去，人就不能不從事利用自然並進一步改造自然。人最初開始生產勞動，就是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發端。那時對於居住地址的選擇，顯然是經過悉心籌劃的。在鑿井技術尚未發明之前，人為了飲水就不能遠離大河小川，可是一旦河水上漲，卻使人不能過分靠近水邊。現在發現的那時的文化遺址大多是在河畔的階地之上。這差不多已成為那時人選擇居住地址的一個規律。因為這祥既便於取水，又利於防水，如果違背了這個規律，必然會招致若干的困難，甚至還會遭遇更大的災害。這自然只是一個例證。其他若干事物也都可以作為證明，人不能離開地，也不能離開自然，其間的關係就不能不受到重視。這種重視還會長期延續下去，成為傳統的習慣。

這種有關人與地的關係的規律的發現還只能是屬於自發的，是相當長期為了趨利避害的結果。由於時代的推演，這種關係受到更多的重視，這已經由一般的傳說交流而見諸文獻的記載。這裡可以提出兩種比較早期的文獻的記載，就是《禹貢》和《周禮》。《禹貢》述九州，著眼於山川、丘陵、原隰和土壤、物產。《周禮》的夏宮，有司險一職，掌九州之圖，為的是要周知山林川澤之阻，以達其道路。而地官司徒一職，則以天下土地之圖，周知九州之地域廣輪之數，辨其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像這些自然的要素都有專門的人去職掌，可見那時重視的一斑。《禹貢》為戰國時的著作，這在現在已經是了無疑義的。《周禮》所論述的官制，自然也難於就可認為是有周一代的政治制度。但至少可以顯示那時的人對於人地關係的重視，對於一些自然事物不能等閒置之的態度。像這樣的記載，在《左傳》一書中也還不少。襄二十五年，楚國蒍掩書土地的所宜，就一曾經“度山林，鳩澤藪，辨京陵，表淳滷，數疆潦，規偃瀦，町原防，牧隰皋，開沃衍”，然後“量入修賦”。這裡所說的山林，自是指山林之材，澤數乃是湖泊；京陵則是很高的大阜；淳滷為埆薄之地；疆潦為疆界有水潦的地方；偃湘是下溼之地；原為高平之地，防為堤防，這裡二字連言，則是堤防間的高地；水岸下溼為隰皋，平美之地為衍沃，總的說來，大都是不同的地形。對於不同的地形要講究利用和改造，就不能不專門下一定的功夫。

這裡所提到的幾種有關的文獻，都是儒家的經典。它們並非地理學的著作，其中所記載的地理現象和有關的事物，只是相應的涉及而已，初非專門的著述。《禹貢》所記載的相當廣泛，應該是一部地理著作了，可是它的撰述目的卻是為了闡明統治大一統國家的方式和方法。《左傳》還是有關春秋史事的著作，《禹貢》的撰述則已到了戰國時期。這就是說，人和地的關係在那些時期雖早已受到重視，而且還能見之於記載，但作為一門學科來說，在分枝並不甚多的若干學科之中，還難得居有相當的地位。

地理學的建立應該肇始於東漢班固時。班固著《漢書》，於十志之中明確地提出了《地理志》。這不僅首先使用地理這個名稱，而且志中也確實記載了若干不同的地理現象和有關的事物，這是切合當時實際的記載。論所記載的專案是和《禹貢》有所出入的。雖有出入卻還顯得一脈相承。可以說這樣的記載自《禹貢》始肇其端倪，到《漢書·地理志》就已經近於具體。當然這不是說《漢書·地理志》所記載的已經囊括全域性，包羅無遺。實際上以後的繼承者仍然各有較大的增損，並非前後都是一律。說地理學的建立始於《漢書·地理志》，而不始於《禹貢》，這不僅是因為班固首先使用《地理志》這個名稱，而是明白無誤地記載著一代的地理現象和有關事物。《禹貢》卻不是如此。《禹貢》雖也記載了一些地理現象和有關的事物，卻自有著作的目的，而不是為了撰寫成地理著作。

如果說地理學在班固時已經成一個體系，可以和其同時的別的學科一樣，並駕齊驅，那卻也未必。《漢書·地理志》誠然記載著相當多的地理現象和有關的事物，也注意到人和地的關係，不過沒有更多闡明。這不是苛責於班固，因為如前所說，至遲《春秋左氏傳》中在這方面已經有了相當的基礎，甚至所闡明的比較《漢書·地理志》還不見得少到什麼地方。班固的《漢書》可以比肩於司馬遷的《史記》。可是《河渠書》和《貨殖列傳》所闡明的似乎還稍多一些。

實際上說來，忖度班固的意思，並沒有把地理學抬高到和當世其他顯學居有同等的地位。在《漢書》中，《藝文志》同樣為膾炙人口的名篇，這雖是採擷劉向歆父子《七略》的舊規，班固卻也曾費過斟酌，即所謂“今刪其要，以備篇籍”。他省去了兵家六篇，而入三家五十篇，可見並不完全是劉向歆父子的原貌。可是這篇《藝文志》中，就沒有地理學的地位。班固自己的著作，自然不能列入其內，其他更無別的著錄。當然可以說是時無作者，就難免無書無目，不能以此而對班固有所非議時。再往後說，《藝文志》這樣的篇目幾乎成了絕作，直到唐人撰前五代史，才在《隋書》中增添了一篇《經籍志》。唐人這篇著作並非無所依傍，而是在荀勖、李充、王儉、阮孝緒諸家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經籍志》以四部分類，與《藝文志》的七略迥異。雖有如此改革，地理學也並沒有佔到重要的地位，卻還是和以前一樣的。《漢書·藝文志》撰述時，還可推諉當時沒有地理名家，難得有著作著錄。由兩漢迄於隋時卻並不是如此。這一期間，有關地理的撰著卻前後相望，代不乏人。據《隋志》所著錄的就有一百三十九部一千四百三十二卷之多。至於象《三輔決錄》和各地的先賢傳、耆舊傳之類，則另入《雜傳》之中，不在《地理志》內。其實這倒沒有可以詫異的地方。這裡可以提出的，是這一百三十餘部的地理書，只是作為史部的一個類別而見於著錄的。這樣的著錄決定了千數百年的地理學的地位。明白地說：當時的地理學只是史學的一個門類，居於附庸的位置。

這樣的位置並非出於某些人對於地理學的好惡，而是決定於地理學本身的發展。如前所說，地理學應該闡述人與地的關係。這本來是自有人的從事生產勞動以後的必然的歸宿。那時雖然還沒有地理學這個學科的名稱，如果循序發展，並不是不可能達到新的境界。過多的記載地理現象和有關的事物，遂使人與地的關係的闡述未能彰明顯著，甚至難於更多地向這方面發展。

地理現象是自然昭示於人的。在人最初從事生產勞動以後，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也是必然的發展，地理學的著作中，不僅記載地理現象，也應該記載人在這方面的成就。事實也是如此。這在《禹貢》中本來就已經體現出來，《禹貢》在山川、丘陵、原隰、土壤之外，也記載著道路、物產、田地和部落。然而更重要的則是九州的區劃。九州制度雖是某些人的理想，卻是利用自然的一種成果。如何劃分九州？自然和山川形勢有關。若不是山川形勢瞭然於心目之中，九州也是難得區劃出來的。

這種於記載自然的地理現象之外，兼記載人的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方式和成就，到班固的《漢書·地理志》得到進一步的鞏固和擴大。從此以後，作者前後相繼，論述的範圍或涉及全國，或僅限於地區，記載的專案雖間有出入，繁簡亦容或有所差異，大體都是秉承班固的舊規，沒有新的突破。他們所記載的，不論其為地理現象，或是人為設施，都和人的社會活動有關，其間來由和委曲，往往也非短促時期所可了結。山脈丘陵一般是少有變化的，但有的名稱也許會因時而有改動。河流溪澗就與山脈丘陵不盡相同。有的河道難免有所變化。有的變化也許相當頻繁，甚至竟然成為經常性的。這些純為自然的地理現象還是如此，至於人為的設施當然更是有所變化的。前面說過，疆域區域是和山川形勢有關，其他的關係也還不能盡免。不論出於何種因素，其間也難免有改革。其他如古城的位置以及戰爭的場所，更與人的社會關係相當密切。歷史載籍和歷史學本是記載和研究人的社會關係的。人的社會關係不能和地理迥然無關。而瞭解了有關的地理變化，對於記載和研究歷史是有相當大的助力，而不能絕然分開的。地理學能夠在早期的歷史學的範疇中形成和發展也就不是沒有原因的。說到發展，這是事物應有的過程。不過地理學的發展在以前悠長時期中卻顯得相當緩慢。如前所說，由於地理學在早期的歷史學範疇中形成不是那麼過早，所以在劉向歆父子所撰的《七略》中還未能居有一定的地位。後來在《隋書·經籍志》的四部中僅居於史部的地理類一個類目。四部分類的使用相當長久，清人所撰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較諸隋唐諸史的經籍志和藝文志影響皆大，而時代又最後，地理學的著作在其中的位置仍未有所變更，依舊為史部的一類。這不是這些撰修人士的泥古不化，而是這樣的地理學沒有更多的發展。

二

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途徑的尋求和總結

上面已經

提到：在早期的歷史學範疇中的地理學尚未形成之前，在一些著作中就已經對所認識的自然有所記載。這樣的地理學形成之後，這種記載就逐漸趨於繁多。這顯示著對於自然的認識日益增長和普遍。人對於自然不僅要認識，更重要的是在於利用和改造。前面提到春秋時楚國蒍掩書土地的所宜，已經不限於認識不同的地形，而是要講究利用和改造。對於山林之材就是要加以度量，使之能夠供應國家的用度。對於可以匯成澤藪的田間水流，必須把它鳩聚起來，空出土地，作為田獵的場所。對於那些很高大的丘陵，也要辨別清楚，因為這樣的地方只好作為墓地。對於那些瘠薄之地，就要特加表異，以作為減輕賦稅的根據。至於那些有水潦的地方，同樣也要計算清楚，減輕它的稅收。對於那些下溼的地方要規度它能受水多少，以便田中餘水可以有所排除。至於原防間的面積不大的高地，更要作好田畔的畦埒，以免受到來往行人的踐踏。那些水岸下溼的地方，不可以耕種，不妨闢為放牧的場所。剩下平美衍沃可以耕種的良田，自然要以之作為井田，期望取得更多的收成。

蒍掩的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措施，在春秋時期已經算是相當典型了，戰國時期的《禹貢》在這一方面，論規模卻遠為宏大，措施也更為具體。《禹貢》是為了治理可能行將實現的大一統的國家而設計的藍圖。為了能夠更好的發揮治理作用，它對於自然的地理現象有了相當深刻認識和了解，這是在前面已經論述了的。然而更為饒有意義的，則在利用和改造方面。它不僅在尋求利用和改造自然的途徑，甚至已經達到總結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貢獻。如何治理這個可能行將來臨的國家呢？首先應使各地都能夠聯絡起來。未來的國家應有一個都城，全國各地都應圍繞這個都城而發揮其向心力的作用。根據原作者的規劃，這樣的國家將有一個規模宏大的交通網。由於水運較陸運便捷省力，這個交通網應是一個即繞都城的水道交通網。規劃這樣的交通網有其容易致力的地方，也有不易克服的難點。這在所論述的荊州和梁州可以體現出來。所說的荊州乃在黃河和荊山之間，這是說有今河南和湖北兩省大部分的土地。這裡有漢江流貫，可是漢江乃是向東南流去，和它所設計的都城不僅相去過遠，而且方向相反。這個州由南往北流的河流只有一條洛河。於是洛河就成為規劃中的交通網的組成段落。這樣就可以說是利用了。然而梁州卻還要困難。梁州為今四川省地，梁州誠然有長江及其若干支流，這和荊州的漢江一樣，都是流向東南，對於所設計的都城說來，同樣是愈流愈遠，難以利用得上。可是《禹貢》的作者卻規劃出大體以水道為主的交通路線，就是所謂“浮於潛，逾於沔、入於渭、亂於河”的道路。這是說由梁州到當時的都城，要由潛水越過巴山到沔水，再由沔水越過秦嶺到渭河，然後再由渭河到黃河，進入黃河就可達到都城。這條道路上雖說是有巴山、秦嶺，還是可以儘量利用水道。就是這條道路上當時還添上一段支線，即所謂“西傾因桓是來”。西傾山在今青海省東南黃河側畔，桓水則是今白龍江。由西傾山順白龍江而下。白龍江入於嘉陵江，而嘉陵江就是所謂潛水。可見當時是想方設法用水上交通。《禹貢》的作者撰著的目的，是為了抒發治理國家的理想。為了抒發這樣的理想，因而就尋求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途徑。這不僅見之於水道交通網的規劃，整篇《禹貢》都可顯示出這樣的精神。如果說《禹貢》一書是當時人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總結，諒不為過。如前所說，戰國時期地理學還沒有能夠建立起來。雖說那時還未能有所建立，象《禹貢》一書這樣的探求對自然的認識，並從而加以記載，又進而尋求利用和改造自然的途徑，最後還對於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貢獻作了總結，這是建立地理學的先行者。對於以後的建立地理學是有一定促進的。

這種尋求利用和改造自然的途徑並加以總結的精神，繼續得到發揚。司馬遷《史記》的《貨殖列傳》，自來不以之作為地理著作，實際上卻充分顯示出這種精神。《貨殖列傳》說：“山西饒材、竹、轂、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多出楠、梓、姜、桂、金、錫、連、丹沙、犀、玳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這雖是簡短几句話，卻是當世的經濟區劃的藍圖。按照所說，這個經濟區劃的藍圖一共分為四個部分，各部分都各有其特點，不是對於當世經濟瞭然於胸際，是難以制定出來的。這裡所說的山西和山東是以崤山為分界的。崤山在今河南省靈寶、陝縣境，是秦嶺向東延伸的部分。有名的函谷關就在崤山上，函谷關是戰國時期秦國和關東諸國分界處。作為政治和軍事的要地，在秦漢時期仍有它的重要意義。江南是指長江以南，這是用不著說明的。這裡所說的龍門，乃指今山西河津縣和陝西韓城市間橫於黃河兩岸的龍門山。而碣石山則在今遼寧省綏中縣境。所謂龍門碣石北，乃是由龍門至碣石一線以北各地。這條龍門碣石線經過今北京、太原以北，呂梁山脈的南端。在當時這是一條農牧業的分界線。這條分界線之北是畜牧區域，故其地多馬牛等畜產。

這個經濟區劃當不是司馬遷隨意劃分出來的，而是相當長久時期全國有關方面尋求利用和改造自然的結果。在農業區城和畜牧區域之間本來是應該有一條分界線的。這條分界線卻因為人為的原因而未能穩定下來。司馬遷所說的這一條分界線也只是他這一時期所顯現的，以後還在變化中。在此以前的分界線乃遠在其南，至少汾河中游都應該在其北邊，更不要說太原附近各地了。這條分界線往北推移，就不僅限於利用自然，而是改造自然。因為這樣就把相當多的畜牧區域改造為農業區域了。以長江劃分南北，這和現在的秦嶺淮河一線是不相同的。這可以說現在劃分自然地區的一些條件不為那時的人所知。不過在當時人來，江南是和中原不相同的。不僅氣候物產不同，就連土壤也比不上黃河流域的肥沃。司馬遷所說的山西、山東這兩個地區的概念是和現在迥然不同的。但以崤山分東西卻不是隻有司馬遷這一時代才有的，而是沿用了相當長的時期。因而司馬遷以之作為經濟地區的一條分界線，是不足為奇的。這幾條分界線是當時及其以前長時期經人們尋求探索出來的。這是那時的人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貢獻，也是司馬遷總結出來的成就。

這四個經濟地區只是有關當時全國的區劃，一些地區還會各自成為較為狹小的經濟地區。在這較為狹小的經濟地區，同樣也可顯示出當時的人在尋求利用和改造自然的途徑。這樣較為狹小的經濟地區在當時是有相當數目的，關中就是其中之一。司馬遷論述關中，說是其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司馬遷對於這樣現象的形成，總結了兩點，一是土地肥沃，一是交通便利。由於土地肥沃，故農業一直髮達。交通便利，商業也相當興盛。關中不僅以褒斜道綰轂巴蜀，而且也居於隴西各地的要道，關中先後有幾個都城，無論是雍和櫟陽，還是咸陽和長安，都能使“四方輻湊，並至而會”。土地肥沃，又有便利的交通條件，這是自然地理本來的現象，惟其能夠利用和改造，所以那時的關中就顯得特別富庶。司馬遷這樣論述，確是接近於地理學。可是《貨殖列傳》究竟還是《史記》的一篇，而且他也沒有正式提出地理這個名稱，所以地理學的建立還要向後推移。

班固所撰的《地理志》，不僅遠紹《禹貢》，而且也上承《貨殖列傳》。甚至它的《後序》的文欄位落都採擷自《貨殖列傳》。這樣的採擷是合乎當時行文習慣的，初無損於班固的令譽。班固採擷了《貨殖列傳》，卻不囿於《貨殖列傳》。《地理志·後序》也和《貨殖列傳》一樣，劃分全國為若干地區，而略有出入。不過所論述的並非僅限於經濟，政治、文化以及風俗等亦在其列。當然所說的政治、文化、風俗等的表現也是和地理有關的。班固於此舉出了富庶的地區，也未遺漏了貧瘠的地區。鄭國的“土陋而險，山居谷汲”，趙、中山的“地薄人眾”，魯國的“地陋民眾”，宋國山陽的“地薄民貧”，都受到注意。對於這些貧瘠的土地，有的就未能設法改造，因而影響到風俗的澆薄。譬如趙國，就“丈夫相聚遊戲，悲歌憂慨，起則椎剽掘冢，作奸巧，多弄物，為倡優。女子彈弦跕躧，遊媚富貴，“偏諸侯之後宮”。魯國雖然也是“地陋民眾”，卻“頗有桑麻之業”，其“俗難免儉嗇，愛財趨商賈，好訾毀，多巧偽，喪葬之禮，文備實寡＂，可是“好學猶愈於它俗”。顯然能否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是會有不同結果的。這樣的總結是合乎各地區的實際情況的。如果能推而廣之，可能會取得一定的影響。可惜以後再未多見與此有關的記載，難知其究竟。說不定是由於地理之學尚屈初創，還不易引起一般人的注意。

在這一方面致力最多的應該數北魏的酈道元。《水經注》雖以注《水經》得名，實為千古絕作。《水經》志水，只有一百三十七條，《水經注》卻增加到一千二百五十二條。幾乎達到有水必錄的程度。這是對於認識自然的記載。水和人的關係至為密切，人是不能離開水的。人能善於利用，就可得到水利，不善利用，或防患未及，就難免受到災害。正因為這樣，酈道元對於前代和當世的水利事業，靡不詳為徵引備錄，認為這是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途徑。黃河流經砥柱，自來為運道必經之地，而水道險阻，行者視為畏途。象《河水注》所說的：“雖世代加工，水流漰渀，濤波尚屯。及其商舟是次，鮮不踟躕難濟”這顯然是需要繼續改造的。不過象東漢初年打算利用滹沱河的水道，轉山東的漕糧，再由汾河漕到太原。從表面看來，這確是一條捷徑，本應是對自然的很好利用。但是這條水道卻相當艱苦，轉運所經凡三百八十九隘，因而苦役連年，死者無算。終於廢止；酈道元在《汾水注》中特加記載。這不是說不應該對自然從事改造，若為現實條件所不許，空言改造，不惟無益，反會有害。酈道元還記載了許多自然的變化。自然的變化不一定就是受到人為的影響，但還是會影響到人對於自然的利用。現在北京城南的永定河，那時稱為水。水在這裡會合高梁河，而分出清泉河。高梁河“微涓淺薄，才足津通，憑藉涓流，方成川甽”。而清泉河下游，“所在枝分，更為微津，散漫難尋”。這是兩條特殊的河流，如何利用？須善為處理。故《水注》引俗諺說：“高梁無上加，清泉無下尾”。酈道元還在《伊水注》中，特別記載伊闕左壁的石銘，說是黃初四年六月二十四日辛巳，大出水，舉高四丈五尺，齊此已下。這樣的自然變化，不僅對於當時趨避水患有關，就是對於現在研究水文變化，也是一條珍貴的材料。

酈道元這樣的致力，顯然使地理學達到一個較高的高峰，使當時治此學者難以企及。就在後世也是等閒不易超過的。雖然如此，這樣的致力還是符合於地理學的尋求利用和改造自然途徑的要求，並促成它繼續發展的。因此，後來的作者還是代不乏人，也不是就沒有名家的。唐時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圖志》，宋時樂史的《太平寰宇記》以及清代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都是值得提到的著作，也是各有所長的。

三

沿革地理學的肇始和發展

沿革地理學本為地理學的一個部分。這在早期的歷史學範疇中的地理學亦是如此。前面說過，地理學的肇始乃在《禹貢》之後，《禹貢》從其撰述的目的說，也不拘泥於地理書。可是《禹貢》之中卻講了許多地理，而且所講的地理都可說是和沿革地理學無關。這其中的道理本來也是很明白的。

沿革地理學的肇始也應追溯到班固的《漢書·地理志》。《地理志》敘述漢時的百三郡國，追溯其原委，不僅追溯到漢初，而是追溯到秦時。郡國之下的縣邑鄉聚還追溯得更遠，不以秦時為限。如京兆尹的鄭縣，其先為周宣王弟鄭桓公之邑，而杜陵亦為故杜伯國。河東郡的安邑，本是春秋時魏絳舊都，而梁惠王亦曾以此為都。右扶風枸邑的豳鄉，則為《詩經》，所詠豳國。河東郡大陽的吳城，又為周武王時大伯後裔的封國。這樣說來，是不是沿革地理學就已相當於早期的歷史學範疇中的地理學呢？那卻未必。早期的地理學雖脫於歷史學範疇之中，可是還要探索人與地的關係。前面已經說過，《漢書·地理志·後序》曾採擷《史記·貨殖列傳》的語句，對於人與地的關係亦曾有所論述，不過不如司馬遷所說的深邃。《漢書·地理志》雖冶兩者於一爐，其間的分野卻是相當明白的。沿革地理學實際上就是考據一地的因襲廢省，和人與地的關係初無干涉，固不能混之為一。

班固雖肇始建立地理學，但他究竟是一位史學家，而《漢書》又是一部重要的史書，所以對於其以後的修史就有影響。所謂紀傳體的正史中的《地理志》、《州郡志》、《地形志》，名稱雖稍有差異，莫不組紹班書，競述沿革。有的只論本朝，有的則遠征前代。劉宋承東晉之後，黃河流域早淪為十六國起伏之地，版圖已告蹙縮，複雜有相當繁多的僑州郡縣，職方所掌頗感困難。故沈約著《宋書·州郡志》說“地理參差，其詳難舉。實由名號驟易，境土屢分，或一郡一縣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離合。千回百改，巧曆不算，尋校推求，未易稍悉”。就在這樣難於定論之際，遠要追溯往昔，至於秦漢之時。所以沈約接著又說：“今以班固、馬彪二《志》，《太康》、《元康》定戶，王隱《地道》，晉世《起居》，《永初郡國》，何徐《州郡》及地埋雜書，互相考覆。且三國無志，事出帝紀，雖立郡時見，而置縣不書。今唯以《續漢郡國》，校《太康地誌》，參伍異同，用相徵驗。自漢至宋，郡縣無移改者，則注云漢舊。其有回徙，隨源甄別。若唯雲某者，則前此皆有也。若不注置立，史闕也”。沈約《州郡志》既為《宋書》一篇，循名責實，自應以劉宋一代，為主。可是競越俎代庖，遠論前代。三國無志，固猶可說。前後兩漢，自有班固及司馬彪兩志，而此兩志又復詳瞻確實，何勞一一併舉，並且還上及於羸秦。多費篇幅，文涉繁瑣。然六七百年間，建置省並，歷歷如繪，可以一目瞭然，其功有足多者。其後各史地誌，雖無沈書的詳瞻，一代沿革還都能條理清晰，博覽境域的分合者，實可多所取資。

紀傳體的所謂正史中的《地理志》及有關志書，誠然是沿革地理學的著作，其實這些只是沿革地理學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則當於紀傳體所謂正史中的地理志以外的地理書求之。早期的地理書雖屬於歷史學的範疇，作者還是眾多的。尤其是東漢以下歷魏晉南北朝的作者就已不少，據《隋書·經籍志》所載，南齊陸澄曾經合《山海經》以下一百六十家的地理著作，編成《地理書》一百四十九卷。後來到梁時，任昉又增添了八十四家，編成《地記》二百五十二卷，數目是相當繁多的。陸任以後，作者還不斷增多。唐初撰《隋書·經籍志》，合陸、任兩家所編的見存者，再加上其後的著述，猶著錄了一百三十九部，一千四百三十二卷。就是這一百三十九部，到現在亡佚的已不在少數。清人王謨曾輯有《漢唐地理書鈔》，陳運溶也曾作過輯佚工夫，見所刻的《麓山精舍叢書》中。這些書中當然有些並非專講沿革地理學的著作，不過涉及沿革地理學的確也不在少數。舉其著者，如京相璠的《春秋土地名》，應劭的《地理風俗記》，不必探求其內容，僅就書名亦可略見一斑。樂資的《九州要記》，闞駰的《十三州志》，黃恭的《十四州記》皆為一時全國的總志，也皆無例外的從事沿革地理的敘述。至於專記某一區域的地理書，如陸廣微的《吳地記》，山謙之的《丹陽記》，盛弘之的《荊州記》以及《辛氏三秦記》，更是原原本本記載一地的沿革。這類區域地理書，現在大致可以考見的無慮三數十種，大體都是相彷彿的。然而更有甚者，如沈約在《宋書·州郡志》中所徵引的《太康地記》、《元康地記》和《永初山川記》，所涉及的時期都很為短促。太康原晉武帝年號，前後只有十年。元康為晉惠帝年號，前後也只有九年。永初為劉宋武帝年號，歷時更短，僅僅只有三年，這些《地記》和《山川記》既以年代為書名，自應就涉及的年月立論，可是從現存輯本中看到的並非僅限於此，而是不厭其詳，同樣追溯既往。《太康地記》、《元康地記》、《永初山川記》還是如此，就不必苛求論述有宋一帶歷年流失的《宋書·州郡志》了。

此風歷經扇揚，推波助瀾，可以使人感到後來居上。唐時魏王泰屬下文士所撰的《括地誌》及賈耽所撰的《郡國縣道記》，在當時都屬於名作。雖久已失傳，就輯佚本可以看見其論述體例竟和沈約的著作差相彷彿。現存的唐宋兩代卷帙浩繁的兩部地理書，即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圖志》和樂史的《太平寰宇記》亦皆未能免俗。李吉甫自言其書重在“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清嘉慶年間孫星衍為此書刊本作序，卻稱道它“載州郡、都城、山川、冢墓，皆本古書，合於經證，無不根之說，誠一代之鉅制，古今地理書賴有此以箋經注史，此其所以長也”。可見講沿革還是其中的重要部分。樂史自序其書，曾譏賈耽、李吉甫為漏闕，故採摭繁富，以賅博自賞，然其體例大體仍依李吉甫的舊規。樂史自所增添的，則為人物、藝文等部分。這雖是後來各家方誌所多遵從的規範，作為地理載籍，則未免失之於冗雜。《元和郡縣圖志》和《太平寰宇記》既同為唐宋時期地理鉅著，而《太平寰宇記》的體例除小有增損外，實未軼出《元和郡縣圖志》的範圍，這就對以後的撰述多有影響。王存等所撰的《元豐九域志》，歐陽忞的《輿地廣記》，王象之的《輿地紀勝》，祝穆的《方輿勝覽》，雖各有其特色，然於沿革卻皆未嘗疏略。歐陽忞的書，前三卷先敘歷代四域，自堯舜以至五代，曾在論述之列。第四卷則專載宋時郡縣名稱，五卷以後，乃備載宋朝郡縣沿革離合，確是昭昭顯著的。

作為沿革地理學，不能不一提及元、明、清三朝的《一統志》。嶽璘等所修的《大元一統志》，共為一千卷，於地理書中最稱繁博。惜其書久已散佚，無從窺其全豹。然從其殘本中亦可略見其體例。其書雖網羅山川、古蹟、形勢、人物、風俗、土產之類，於古今建置沿革，尤稱詳備。明人修《大明一統志》時，猶得以此書為藍本。《大明一統志》多舛誤牴牾處，最為清人所譏刺，四庫館臣舉其書“以唐臨朐為漢縣，遼無章宗而以陵在三河，金宣宗葬大梁而以陵在房山，以漢濟北王興居為東漢名宦，以箕子所封之朝鮮為在永平境內”，認為俱乖迕不合。然其書既一遵元人舊規，建置沿革固仍其中一重要部門。清人雖頗譏《大明一統志》，而所修的《大清一統志》，於各省統部及諸府和直隸州中，固皆先冠以圖表，接著敘述分野，再接著就是建置沿革。而所追溯的建置沿革是從《禹貢》以後歷代變更皆稍無遺闕。更附以歷代沿革表，則古今變遷可就以一覽無遺了。

元、明、清三朝一統志皆為官修的地理書。其時私家著述亦富，成就不在官修以下。這裡可以舉出清初顧祖禹所著的《讀史方輿紀要》。顧書凡一百三十卷。其前九卷皆論述歷代州域形勢。全書雖皆以論述形勢為主，沿革建置卻也相當詳細。就是論述各省以及所屬的府州，直至諸縣，也都歷歷考據，曾不少有遺闕。顧氏此書既以讀史為名，則論述沿革建置也應是不可缺少的。顧氏這樣論述，可以遠紹南宋王應麟的《通鑑地理通釋》。王氏的論述，也是先敘歷代州城，然後再敘山川、都邑、形勢。王氏僅限於《通鑑》的地理，彷彿為《通鑑》所涉及的地理作註釋，不似顧祖禹的涉及全史。然其書中的《歷代州域總敘》和顧祖禹書中的《歷代州域形勢》皆可作為研習沿革地理學的入門的讀物。而其書之所以見重於世人者，這兩部分是有相當關係的。

從班固以來，沿革地理學確是不斷得到發展。作為早期歷史學範疇中的地理學固然是歷史學中的附庸，沿革地理學在最初似乎連附庸還不可及。經過長期的發展，作者前後相望，到了後來，可以說逐漸由附庸攀升為大國。沿革地理學在最初還應只是早期歷史學範疇中的地理學的一個部分。後來不斷髮展，由一個部分幾乎可以取代全體。早期的地理學雖隸屬於歷史學的範疇之中，但是人與地的關係實為其論述的主要關鍵。可是沿革地理學對於這樣的關係的論述，卻顯得薄弱，甚至有的彷彿無所關係的樣子。如果說早期的地理學隸屬於歷史學的範疇還有一點勉強的話，沿革地理學作為歷史學範疇中的一個部分，應該說是名符其實的。

四

輿地考證之學的發達

歷史學應該要求其所記載的歷史事實不失其真實性。作為早期的歷史學的範疇中的地理學也應該有同樣的要求。這時期的地理學在這方面的要求應該比歷史學為多。歷史學只要求所記載的事實不失其真實性。地理學不僅要求人為的設施不失其真實性，而且還要求符合有關的自然面貌。達到這樣的要求，要從事一定的考證工作；要符合有關的自然面貌，還應進一步從事實地考察的工作。

歷史學和早期的歷史學的範疇中的地理學固然應求完全真實，符合於事物的本來面貌，可是事實上並不一定就是如此。顏師古為《漢書·地理志》作注，就曾經說過：“中古以來，說地理者多矣。或解釋經典，或撰述方誌，兢為新異，妄有穿鑿，安處附會，頗失其真。後之學者，因而祖述，曾不考其謬論，莫能尋其根本”。正因為這樣，從事考證是研治當時地理的學者所不能或缺的。作為沿革地理學來說，更是不能稍事忽略的。

其實不僅象顏師古所說的自中古以來才多有這樣的訛誤，就在那時，班固的《漢書·地理志》也受到懷疑。班固於京兆尹鄭縣下，自注：“周宣王弟鄭桓公邑”。臣瓚就對這條記載的真實性有所懷疑，因而說：“周自穆王以下都於西鄭，不得以封桓公也。初桓公為周司徒，王室將亂，故謀於史伯，而寄帤與賄於虢會之間，幽王既敗，二年而滅會，四年而滅虢，居於鄭父之丘，是以為鄭桓公無封京兆之文也”。顏師古代班固辨正。根據《春秋外傳》所說的，幽王既敗，鄭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並指出穆王已下無都西鄭之事，而認為璞說非是。可是在沛郡公丘縣下，班固又自注說：“故滕國，一週懿王子錯叔繡文公所封”。這一條顯有誤文，甚至顏師古也難於代為解釋。顏師古說：“《左氏傳》雲：‘部、雍、曹、滕，文之昭也’。《系本》亦云：‘錯叔繡（滕），文王子’。而此《志》雲：‘懿王子’。未詳其義耳”。連班固都免不了有這樣訛誤的記載，所以訂正考證工夫確實也是少不了的。

酈道元撰《水經注》，於訂訛糾偽最費心機。《水經注》一書自是註釋《水經》，經文時有謬誤，注中隨即訂正，這種例證不少，無煩一一列舉。酈亭最為博雅，廣引前賢舊說。然稍有舛乖，即加駁斥，略不寬假。東漢鄭玄為一代經師，其釋《尚書》河水“東過洛消，至於大伾；北過降水，至於大陸”，以洪水為降水，並以共城為降城。酈亭即在《濁漳水注》駁斥其說，說是“稽之群書，共縣本共和之故國，是有共名，不因惡降而更稱。禹著《山海》，淇出沮洳；《淇澳》衛詩，列目又遠，當非改絳，革為今號。但是導源共北山，玄欲成降義，故以淇水為降水耳”。周處撰《風土記》，謂舊說舜葬上虞。又說舜“耕於歷山，而始寧、刻二縣界上舜所耕田，于山下多祚樹。吳越之間，名柞為櫪，故曰歷山”。酈亭在《河水注》中予以駁斥說：“餘按周處此志為不近情。傳疑則可，證實非矣。安可假木異名，附山殊稱，強引大舜，即比寧壤？更為失志記之本體，差實錄之常經矣”。

這種用考證的方法來去偽存真，在沿革地理學的載籍中似已成為通例。清人孫星衍為其所刻的《岱南閣叢書》中的《元和郡縣圖志》作序，謂“志載州郡、都城、山川、冢墓，皆本古書，合於經證，無不根之說，誠一代之鉅製”。這是以為李吉甫的著作率引前人成語，無暇多事辨難。《元和郡縣圖志》的確是言簡意賅，甚而亦少徵引前賢舊著，不如《括地誌》和《太平寰宇記》的以繁博見長。然於最關節處卻是不惜筆墨的。河南府濟源縣論濟水淵源，曾徵引《尚書·禹貢》及孔安國注，並引《漢書》、顏師古《注》以證明古時濟水入於黃河，並由黃河流出，東北入於海。接著就指出“濟水因王莽末旱，渠涸，不復截河南過。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於海，謂之清河。實菏澤、汶水合流，亦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本濟水也。而《水經》是和帝已後所撰，乃言濟水南過榮澤，至於乘氏等縣，一依《禹貢》舊道，斯不詳之甚也。酈道元又從而注之，尤為紕繆”。這段議論針對的只是《水經》和酈道元的註文，至於沔州漢川縣赤壁草市的一段話，卻是力排眾議了。赤壁草市在漢川縣西八十里處。據說，“古今地書多言此是曹公敗處”。李吉甫根據《三國志》所載曹公南征及赤壁戰後退守江陵等史事，指出：“據此而言，則赤壁不在漢川也。何則？曹公既從江陵水軍至巴丘之下，軍敗引還南郡，周瑜水軍退，並是大江之中，與漢川殊為乖繆。蓋是側近居人見岸崖赤色，因呼為赤壁，非曹公敗處也”。與《元和郡縣圖志》並傳的《太平寰宇記》，清代四庫館臣稱“史書雖卷帙浩博，而考據特為精核”。然清人洪亮吉為此書作序，卻指出“甚者佛肸叛之中牟在河北，而此於開封所屬中牟載入佛肸墓，並雲墓有二所。《漢書地理志》雲陵、雲陽並左馮翊縣，而云雲陵即雲陽。至以宋蒙門當漢蒙縣，以唐陵當楚堂谿。蓋以訛傳訛，多不參考如此”。此書卷帙浩博，自難免有不照應處。

以考證方法治沿革地理學，愈到後來愈顯得賅博精審。清初顧祖禹撰《讀史方輿紀要》。其書縱論天下險夷形勢，求其攻守利害，為當時後世所稱道。然亦多方從事考證。於前賢牴牾闕略處多所是正補罅。祖禹也多以此自詡。所以他在此書的《凡例》中就曾經說過：“餘讀《元和志》，善其敷陳時事，條列兵戎，然考古無乃太疏。《寰宇記》自謂遠軼賈（耽）、李（吉甫）之上，而引據不經，指陳多誤。《紀勝》山川稍備，求其攻守利害則已迂。《廣記》考核有餘，而於形勝夷險，則未盡晰也”。

顧祖禹時，沿革地理學已頗受當世稱道，而名家也因時駢列。閻若璩和胡渭皆其中佼佼者。閻若璩著有《四書釋地》。多校正前人關於古地名附會的繆誤處。別有《潛邱札記》，也多富於新意。《潛邱札記》論古濟水故道，就訂正了舊誤。他說：“以《水經注》、《元和志》、《寰宇記》諸書考之，濟水最南，漯水在中，河水最北。今者小清所經，自歷城以東，如章丘、鄒平、長山、新城、高苑、博興、樂安諸縣，皆古濟水所行，而大清所經，自歷城以上至東阿，固皆濟水故道。······蓋唐宋時河行漯川，其後大清河兼行河漯二川，其小清所行，則斷為濟水故道”。今按其說，雖於水道小有出入處，大體亦近於實際，迄今說者亦莫能外此。

胡渭精嫻《禹貢》，所著《禹貢錐指》，當時即有名於世。其書精於考證，故能言之娓娓動人。其論碣石，曾於全書《略例》中指出：“碣石在漢之絫縣，而《水經》雲在臨渝，《後魏志》雲在肥如，《隋志》雲在盧龍。地名四變，而山則一，要皆在今昌黎縣東公縣故城之南也”。其論嶓冢，也曾指出：“嶓冢在漢之沔陽，而《後魏志》雲在冢縣，《隋志》雲在西縣，《括地誌》雲在金牛，《寰宇記》雲在三泉，《元大一統誌》雲在大安，《明一統志》雲在寧羌。地名六變，而山則一，要皆在今寧羌州北與沔縣接界處也。至若嶓冢在漢中，而班固謂在隴西之西縣，積石在羌中，而杜佑謂在西平之龍支，此又謬誤之大者，辨之不厭其詳”。胡氏所論，大體如此。故其書尚能在可能範圍內說明若干問題。當然限於時代，胡氏亦有未能辨別清楚處，是待後人的繼續致力。

輿地考證之學到了乾嘉時期，達到了一個高峰。這一時期治沿革地理學的學者前後相望，絡繹不絕。錢大昕、全祖望等皆其中最為翹楚者。前面曾經說過，沿革地理之學可以追溯淵源於班固的《漢書·地理志》。此書記載西漢一代郡國制度，漢承秦制，故書中亦兼及秦時諸郡。所說的秦郡，稱秦置者二十七，稱秦郡者一，稱故秦某郡者八，合之則為三十六。此數字適符合《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載始皇二十六年的廷尉李斯議，分天下為三十六郡的說法。這是說《漢書·地理志》所載為秦一代的郡數，史家於始皇二十六年追記一筆。可是裴駰《史記集解》和《晉書·地理志》卻認為所謂的三十六郡只是始皇二十六年所置者，不能包括其後的所置。於是論秦郡者分為二派，時起爭端。宋王應麟撰《通鑑地理通釋》，胡三省為《資治通鑑》作注，皆本裴駰之說，清初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亦從其說。乾嘉時期，爭端再起，姚鼐仍主裴說，而錢大昕則主班說。錢大昕主班說是因為班為後漢人，去秦漢之際未遠，其言較可信。且《漢志》所言三十六郡，適與《史記》冥合。全祖望撰《漢書地理志稽疑》，亦以始皇三十三年所置的南海等四郡不在三十六郡之數。而所謂三十六郡者應退九原郡於南海四郡之列，而進廣陽以足三十六郡之數。晚近王國維又作《秦郡考》，主張以《漢書》證《史記》，不若以《史記》證《史記》。據其所考，則秦郡當得四十有八。實際上問題還沒有解決，還有待後學的繼續努力。

在沿革地理學中，秦郡的問題只不過難以數計的許多問題裡面的一個問題。對於這樣的問題許多學者都參加討論研究。雖然還沒有得出一個取得所有有關的學者皆能信服的結論，其認真仔細的精神，就足以使人敬佩。因而說是輿地考證之學在乾嘉時期達到了高峰，諒非過分虛美之言。

不過這裡另有一個問題，值得注意。治沿革地理學的一些學者雖著文論說相當謹嚴，可是對於人與地的關係往往接觸甚少，甚至毫無接觸。對於人與地的關係不能多所接觸，甚或接觸很少，因而只能說沿革地理學為歷史地理學的一部分，面不能代替整個的歷史地理學。

五

古老而又年輕的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形成

中國歷史地理學這門科學，正如它的名稱所顯示的，是研究我國曆史時期的地理，它所研究的範圍，可以上溯到人類的最初從事生產勞動的歲月，也就是新石器時期，這時期已到了全新世，而下與現代地理學相銜接。歷史時期各種地理現象在繼續不斷演變和發展，這些演變和發展必然會對於人類的生產勞動有一定的影響。人類的生產勞動以及其他一些活動都是在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這樣的利用和改造也必然會影響到各種地理現象，而促進它的演變和發展。這樣的相互影響，相輔相成，迄未有所休止。這樣廣泛的研究範疇顯然是以前的沿革地理學所難於勝任的。這樣一門科學是怎樣形成的？這是應進一步探索的問題。大要說來，形成這樣一門的科學，可能有幾種不同的因素。不憚煩瑣，闡述於下。

如上所說，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範疇相當廣泛，遠非以前的沿革地理學所能勝任。沿革地理學不能代替中國歷史地理學，中國歷史地理學卻可包括沿革地理學，使之成為它的一個組成部分。不過若往前溯，中國歷史地理學卻是在沿革地理學的基礎上形成的。前面已經追溯過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淵源，最早可以上承《尚書·禹貢》和《周禮·職方》以及《漢書·地理志》。這些著作固然都論述到人和地的關係，《漢書·地理志》卻已兼載前代，初具沿革地理學的芻形。後來沿革地理學形成它自己的體系，由這個體系擴大，就可逐漸成為中國歷史地理學中的歷史政治地理部分的具體基礎。而且沿革地理學的一些研究方法，也還可以在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中斟酌運用。正因為如此，原來一些從事沿革地理學的研究者接著從事研究中國歷史地理學，實際上是順理成章的。

論述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形成，不能不涉及禹貢學會。這個學會成立於1934年2月，1937年7月以抗戰爆發中途夭折。這是一個專門從事於沿革地理學的研究的學術團體。沿革地理學在當時僅是歷史學的輔助學科，禹貢學會會員又多是歷史學的研究者，可以想見，這樣的學術團體及它的治學範圍，和現代地理學還有一定的差距。不過這一時期的沿革地理學的研究和以前究竟不盡相同，已經逐漸由歷史學轉入地理學，這樣的發韌點雖還相當微弱，卻已經顯得極不尋常。在《禹貢半月刊》的《發刊詞》中就曾明白宣稱過，既要講地理沿革，還要注重到現代中國的經濟地理方面去。後來又公然宣稱：“本會以研究地理為目的”。這裡泛言地理，自不侷限於沿革地理學。甚至它還曾經主張：“尋討事理，書本之誦求實不若實際之調查”。這在當時顯然已經設法採用地理學的治學方法。這樣一再闡述，就起到融合歷史和地理兩門學科的作用，促使沿革地理學逐步加強“地理化”，而為形成新的學科奠定基礎。禹貢學會雖然中途夭折了，這種“地理化”還不斷在加強，初期所奠定的基礎也逐漸在穩固和擴大。一些本來從事沿革地理學的研究者，也相繼重視和鑽研地理學科，這就為沿革地理學轉變和發展成中國歷史地理學建立了更為有利的條件。

解放以後，全國到處都是一片興隆的景象。除舊佈新，百廢俱舉。由於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需要，新時代對於中國歷史地理學也有了更多的期望，期望它能夠解決更多的問題，做出較大的貢獻。這就推動了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發展，使它由古老變為年輕，以嶄新的姿態，成為一門現代的科學，使它不再以沿革地理學為限，而涉及到歷史時期地理學的各個方面。

那時建國伊始，城市建設首當其衝。而包括首都北京在內的重要城市皆是在前代已有的基礎上整修擴建的。這就要探索前代都邑的舊規，作為新猷的借鑑。黃河本來為一條容易氾濫的河流，建國之前，剛剛恢復花園口以下至山東省的故道，如何防止再行氾濫，並進而探索治黃的根本策略，也是舉國關懷的要務。就是長江、淮河和海河也有氾濫的情況，同樣需要探索各自水道的變遷。這些河流的容易釀成災患，原因各有不同，而由植被的破壞所造成的影響，殆無例外。因之各個地區植被的變遷，也為舉國所關心。特別是黃土高原植被的破壞，影響更為嚴重。黃土組織疏鬆，容易受到侵蝕，迄今溝壑縱橫，使農牧業的生產都不易得到發展。而被侵蝕掉的黃土，大部衝入黃河，隨波逐流，陸續沉澱，河床因之淤高，促成河水氾濫。那些沒有隨處沉澱的泥沙，則順流入海，使河口及其附近的海岸也有了變化。我國海岸的變化，原因也是很複雜的，黃河及其他諸河流的泥沙堆積只是其中的一個原因。不論其原因如何，造成海岸的升降伸縮，都關係到交通、軍事以及港口的規劃和建設，不能等閒視之。我國北部多沙漠，有些沙漠已經顯出還漸趨於擴大的徵候，甚至有的還向南伸延轉徙。流沙所及，肥沃的上壤就相繼為沙漠所覆蓋，而化為磽瘠的棄地，不僅農牧業難於繼續經營，就是附近的居住聚落也不得不擇地另遷。如何防止沙漠的擴大轉徙，也為國人所縈心。凡此種種皆須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者撰寫論著，提出可供各有關方面參考的見解和主張。而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者也都能克盡厥職，作出一定的成果。1980年出版的《中國自然地理》一書中的《歷史自然地理》分冊，就是建國三十年來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在自然地理各領域中主要成果的彙集。這裡面彙集了對於歷史時期的氣候、植被、水系、海岸、沙漠等的研究，雖然這個彙集並沒有包括所有歷史自然地理領域中的各個部分，甚至沒有包括當時在這方面已經取得的所有成果，卻已經大大地軼出了原來的沿革地理學的範圍，而豐富了中國歷史地理學的內容。當然，中國歷史地理學不僅限於歷史自然地理的一個方面，還應該涉及到歷史人文地理。歷史人文地理的領域中也諸多分支，約略可以舉出的有歷史經濟地理，歷史人口地理，歷史文化地理，歷史軍事地理，歷史城市地理，歷史政治地理等部分。其中有的部分也和歷史自然地理一樣，由於國家和社會建設的需要，有關方面提出任務，期望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者提供研究的成果，因而也有較多的發展。1982年正式出版的《中國歷史地圖集》，就是具體的例證。雖說歷史人文地理各個分支的發展還未能趨於平衡，甚至有的還是空白，需要作更多的努力。但論其所涉及的範圍，也和歷史自然地理一樣，遠非以前的舊規。在歷史人文地理之中，沿革地理學無疑地還居有相當的地位。譬如歷史政治地理要說明歷史時期疆域區劃的變遷，就不能不從沿革地理學著手。就是其他各個部分也不能就截然和沿革地理學無關。不過論述其間的關係，總是不能以沿革地理學來包括或代替中國歷史地理學的。

中國歷史地理學形成為一門科學，也由於在建國以後得到唯物辯證理論的指導。黑格爾在所著的《歷史哲學》中就提出“歷史的地理基礎”。他指出“助長民族精神的產生的那種自然的聯絡，就是地理的基礎”。他並且還指出“我們不得不把它看作是‘精神’所從而表演的場地，它也就是一種主要的、而且必要的基礎”。看來要了解歷史就不能不先了解有關的地理的基礎。黑格爾既提出了“歷史的地理基礎”，還指出首先必須注意的乃是“各種自然因素和自然環境”。他又說“現在我們必須規定那些比較特殊方面的地理上的差別，我們要把這些差別看作是思想本質上的差別，而和各種偶然的差別相反對。這些特殊的差別計有如下三種：1、乾燥的高地，同廣闊的草原和平原。2、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所流過的地方。3、和海相連的海岸區域。這三種地理上的因素是主要的，我們在地球各部都是可以看到這三種差別”。黑格爾顯然是把各種自然因素和自然環境看得十分重要，所謂地理的基礎就是包括自然因素和自然環境以及相應顯示的地理上的差別。他所指示的標的，遠非從事沿革地理學的研究所能達到。而應從中國歷史地理學中從事探索。這就使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從以前僅僅注意到地理的沿革一方面進而考究地理因素，並以此來解釋歷史發展中的各種差異。

馬克思更重視自然條件在社會生產方面的作用。他說：“撇開社會生產的不同發展程度不說，勞動生產率是同自然條件相聯絡的”。他指出，“這些自然條件都可以歸結為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種等）和人的周圍的自然。外界自然條件在經濟上可以分為兩大類：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魚產豐富的水等，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如奔騰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屬、煤炭等等”。他還指出：“在文化初期，第一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在較高的發展階段，第二類自然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例如，可以用英國同印度比較，或者在古代，用雅典、科林斯同黑海沿岸的地方比較”。他還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人對自然的支配為前提。過於富饒的自然‘使人離不開自然的手，就象小孩子離不開引帶一樣’。它不能使人自身的發展成為一種自然必然性。資本的祖國不是草木繁茂的熱帶，而是溫帶。不是土壤絕對肥力，而是它的差異性和它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並且透過人所處的自然環境的變化，促使它們自己的需要能力、勞動資料和勞動方式趨於多樣化。社會地控制自然力以便經濟地加以利用，用人力興建大規模的工程以便佔有或馴服自然力，這種必要性在產業上起著最有決定性的作用”。馬克思在這裡雖然是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自然條件的關係，在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一樣能起到作用。因為他接著說：“如埃及、倫巴第、荷蘭等地治水工程就是例子。或者如印度、波斯等地，在那裡的人們利用人工渠道進行灌溉，不僅使土地獲得必不可少的水，而且使礦物質肥料同淤泥一起從山下流下來。興修水利是阿拉伯人統治下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島產業繁盛的秘密”。普列漢諾夫也說過：“周圍的自然環境、地理環境的貧乏或豐富，曾經給予工業的發展以無可爭辯的影響。但是此外地理環境的性質在文化史上還起過另一種非常值得注意的作用”。他還說：“社會人和地理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是出乎尋常地變化多端的。人的生產力在它的發展中每進一步，這個關係就變化一次。因此，地理環境對社會人的影響在不同的生產力發展階段中產生不同的結果。但是人與人的居所之間的關係的變化並不是偶然的。這些關係在它們所產生的後果中構成一個有規律性的過程。要辨明這個過程，必須首先考慮到，自然環境之成為人類歷史運動中一個重要的因子，並不是由於它對人性的影響，而是由於它對生產力發展的影響”。這些經典作家都論述到地理環境對於社會生產方面的作用。凡是論述到社會的生產方面，這些地理環境都是不應不涉及到的，也是不能漠然視之的。這些經典作家的論述雖都沒有具體提到中國歷史地理學，但亳無疑問，這些都見中國歷史地理學所應闡明的問題。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者必須正確認識地理環境在歷史發展中的作用。建國以來，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正是遵循這樣的方向努力邁進，而且也取得若干有益的成就。前面曾經提到植被的變遷問題。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證明我國在遠古時期森林地區相當普遍。由於農牧業生產的發展，森林地區有過大規模的改變。原來的林區變成農田或牧場，而天然植被也多為栽培植被所代替，這樣的變遷，使農牧業的生產更得到促進，為我國各族人民的繁衍生息奠定了鞏固的基礎。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也還指出，由於過份破壞森林，造成了水土流失，嚴重的水土流失，不僅破壞了農田，也促成有關的水系氾濫成災。黃土高原的受到嚴重的破壞，就是顯明的例證。這裡還應該提到的，是普列漢諾夫所說的，“地理環境的性質在文化史上還起過另一種非常值得注意的作用”和“社會人和地理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是出乎尋常地變化多端的。人的生產力在它的發展中每一進步，這個關係就變化一次”。雖然普列漢諾夫的論述還不是全面的，但已經顯示出地理環境在人類社會活動中是無處不存在的，是有影響的。不著限於地理環境對於社會上的影響，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將會成為了無意義的舉動。我國遠古時期的文化以黃河流域的中下游之間最為發達，這可能有各種不同的原因，當然也有地理的因素，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從河流、湖泊、植被、氣候、土壤各方而都證明了它和現在有所不同。當時這裡的河流縱橫，湖泊羅布，森林茂盛，氣候又較溼潤，而土壤又適於當時的生產能力，所以文化能夠發達起來，超過它的鄰近地區。後來人為的作用，使當地的地理環境有了很大的改變，失去了有利的地理因素，因而文化就哀落下來，而為其他更有優越條件的地區所超過。

斯大林又曾經說過：“地理環境無疑是社會發展的經常的和必要的條件之一，它當然影響到社會的發展，——加速或者延緩社會發展程序。但是它的影響並不是決定的影響，因為社會的變化和發展比地理條件的變化和發展快得不可比擬”。斯大林這段話說得明確具體。地理環境對於社會發展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論。它是具有一定的影響，但這種影響不能成為社會發展的主耍原因和決定原因。斯大林在這裡所說的社會發展，指的是社會制度，諸如原始公社制度，奴隸佔有制度，封建制度等。對於這樣重要的社會制度的變化和發展，地理環境是不能成為主要原因和決定原因的。在此之外，地理環境的影響還應是無處不存在的，正如斯大林所說的，乃是“經常的和必要的條件之一”。應該指出，這和所謂地理環境決定論應是迥然不同的。不能因噎廢食，把地理環境的影響也都置而不論。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正是爭取把地理環境對於社會發展的作用置於適當的地位，既不過分抬高，也不漠然視之。這就是中國歷史地理學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具體成就。黃河是我國一條大川，流域範圍相當廣泛。它的中下游之間，也就是太行山和泰山之間，由於地理條件的優越，經濟相當繁榮，成為一個富庶的地區。這個富庶地區歷時雖然長久，對於我國整個社會的變化和發展，它的影響卻並不是決定的影響。

恩格斯特別指出：“事實上，我們一天天地學會更加正確地理解自然規律，學會認識我們對自然界的慣常行程的干涉所引起的比較近或比較遠的影響。而這種自然規律是和那種把精神和物質、人類和自然、靈魂和肉體對立起來的荒謬的、反自然的觀點，是格格不相入的”。恩格斯對於自然規律是這樣的重視。其實，馬克思主義就是重視規律的探索，並以所探索出來的規律改造世界的。而“辯證法的規律就是從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歷史抽象出來的”。自然規律乃是自然本身演變的規律。人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也各有若干規律。發現和闡述這樣一些規律，正是中國歷史地理學所不可避免而亟應承擔的任務。如果不能發現和闡述這樣一些規律，就失去了研究中國歷史地理學的意義。也是由於不斷髮現和闡述這樣一些規律，才可以提高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理論水平。掌握了這樣的一些規律，人們才能更好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也正是由於這樣的原因，中國歷史地理學就可以為社會主義建設和四個現代化建設服務。前面說過，我國北部的沙漠有逐漸擴大和向南延伸的徵候。為了防止這樣一些變化，就須瞭解它的變化規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指出了毛烏素沙地沙漠化的程序是由西北而東南逐漸推進的。而沙區內許多歷史遺蹟具有由西北而東南按朝代順序分佈的規律，就是具體的證明。他如科爾沁沙地和烏蘭布和沙漠的變化也都是有規律可尋的。

正因為這樣的緣故，從事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必須掌握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只有這樣才能正確地認識和解釋地理環境變化的過程以及人和地的關係。地理環境是各個有關的自然現象組合形成的。這樣的形成並不是偶然的堆積，也不是彼此孤立，不相依賴的，而是有密切的內在的聯絡，互相制約的。同時，這樣的現象也不是永恆靜止的，而是時時在變化之中。這樣的變化更不是往復迴圈，而是前進和上升。就其內部來說，還是包括若干內在的矛盾。既然是這樣，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在探索地理環境時，就必須注意其間各組成部分的聯絡，而不能孤立地看問題。既觀察變化的過程，還必須分析所有的內在的矛盾。更不能有靜止的觀點，把一切都看成永恆不變的現象，一切都應依時間、地點和條件為轉移。前面曾經提到遠古時期黃河流域中下游之間乃是一個文化最為發達的地區。能夠促成文化發達的地理因素有河流、湖泊、植被、氣候、土壤等各方面。這些因素互相依賴，互相聯絡，互相制約，才能相得益彰，如果失去發展的平衡，就會顯露其間內在的矛盾，譬如河流遇到氾濫或改道，就會使湖泊淤澱，失去調節水源的作用，也會使土壤受到泥沙的覆蓋，肥沃的田地頓成磽瘠的荒原。事實上那時期黃河流域文化的趨向衰落，黃河的泛濫改道應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而促成黃河的泛濫改道，氣候和植被的變化也不是沒有關係的。而且每個因素的變化都會影響到其他各個因素。這些都屬於自然方面的原因。其實人為的原因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因為人的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就不能不使地理環境受到影響，而促其發生變化。這個地區由於當時自然條件的優越，農業得到不斷的發展。農業有了發展，森林和草原勢必相應的縮小或改觀，致使水土流失。流失的泥土堆積到河道里，抬高了河床，遇到霖雨洪水，便容易氾濫成災，甚至河流也因之改道。這些互相依賴，互相聯絡制約的因索及其由於內在的矛盾而引起變化的種種現象，都可根據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得到認識和解釋。正是由於掌握了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有了更為廣大的研究範圍和正確的研究方法。

建國以來，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正是在原來的沿革地理學的基礎上，運用現代地理學的方法，適應社會主義建設的需要，並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逐漸壯大起來的。當前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雖已經取到了若干成就，不過這樣的成就還是有一定的限制的，正如有的同志所指出的“這樣的現狀是遠遠不能令人滿意的”。這就需要中國歷史地理學的研究者努力不懈，百尺竿頭，再進一步。就是這樣，它已經和建國以前悠久年代中的舊規模迵然不同。呈現出一種新的面貌，成為一門嶄新的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