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抗清英雄史可法，其名文《復多爾袞書》，據考證居然是代筆？

1645年前後，對於明王朝來說，已經是日迫西山，勉強撐持：崇禎帝已吊死，清兵早已長驅直入北京。在南方不願意投降計程車大夫，擁戴起朱由崧，是為南明弘光朝。

在這場殊死的困獸猶鬥中，內閣大學士、督師史可法實際是中梁頂柱。而此時坐鎮京城，身為滿清實際掌控人的攝政王多爾袞，貓哭耗子假慈悲，竟然假惺惺地給誓死頑抗的史可法寫了一封長信。

這封信，表現是致意，實際是恐嚇新建立的政權，什麼“兵行在即，可東可西，南國安危，在此一舉”。同時，是意在威逼利誘史可法，希望能勸降他，不費吹灰之力，坐享其成，說他可仿效吳三桂，“列爵分土，有平西之典例在”。

史可法接到此信後，不假思索就領會到多爾袞的真實欲求，根本不為所動。他畢竟文人進士出身，士大夫的風度即便再飛矢箭雨中也要維持，也很得體地給多爾袞回了長信，在溫文爾雅的詞章中明誓了與國家共存亡的決心。

這封信，史稱《與多爾袞書》，是歷史上的名文。因文辭極美，又慷慨激昂，精光奕奕，忠憤耿耿，300多年來一直激勵著中國的仁人志士，一往無前，乃是明清之際一大有關係之文。就在幾月前，南京博物院有個晚明書法展，其中一件展品，就是就是這篇文章的原稿影印件，引起不少參觀者駐足，且為之唏噓不已。

一般意見，認為此書信乃出自史可法之手無疑。史公本身就是書生，少年就展露才華，也很用功。當年左光斗擔任學政，微服私訪，雪夜古寺，深夜所見的那位剛寫完漂亮文章，伏案而臥的書生便是史公。

史公本身也是晚明士大夫高層中有名的善文者。他留下的文集，如《史可法遺集》裡，所收錄的家書、奏摺、及許多雜文，都是文采斐然的佳作。照理說，《與多爾袞書》這等文字他寫出來也沒啥疑惑。

可問題在於，這篇文章的“著作權”到底該歸誰，明末清初以來一直就眾說紛紜。多數人都認為該作是代筆。何以故？

一，當時戎馬倉皇，像史可法這類將軍，根本無暇握管，文書委託身邊幕僚代作，也是通例。這類例子舉不勝舉。比如，多爾袞的這封信，就是江南大文士李雯所代寫。

二，更為重要的是，《與多爾袞書》這篇文字，拿去和史可法文集所有文章比對，就會發現無論用詞、佈局、體類、風格等等，都與他一貫的文風差異太大。

所以，自明以來，多認為此篇實為代筆。至於代筆人選，實也有多爭論。清人一般都認為這是桐城人何亮工所作。彭士望《恥躬堂集》認為是樂平王綱所為；而昭槤《嘯亭雜錄》則斷定出自侯方域之手。傳聞不同，莫衷一是，但大體都認為不是史公自己的文字。

晚清時的大文人李慈銘，在其《越縵堂日記》中，經過詳細考證，則認為說，王綱、何亮工的文字他都仔細比對過，發覺不類，唯有彼時四公子之一的侯方域，其文筆與《與多爾袞書》如出一轍。此說一出，後來漸漸為共識。

到了當代，經過張舜徽等先生翻覆辯難，則更接近事實的“真相”漸漸水落石出：當時，史可法身邊的文人幕僚有侯方域、何亮工、王綱以等人。《與多爾袞書》當是這些人一塊商量，商榷後由侯方域主筆的。在擬好回信後，史公認為有些言辭口吻不佳，便親筆做了增刪，而後就有了此大文。

所以說是“草創討論，多資眾力；而刪定潤色，悉出史公”，“即謂全文皆出史公之作，亦無不可”，“使無史公義憤填膺、剛毅不撓之氣，亦何能成此佳作！”

這封信發出沒半個月，史可法鎮守的揚州城破，史公拒降遇害。屍體腐爛的遺骸無法辨認，一代英雄從此長眠於地下。而據說，多爾袞收信後，臣僚念給他聽，他神色黯然，眼角若有淚光，說了八個字，“人才可惜，忠義可憫”，接連嘆息不已。

這封信也被清人完好地儲存了下來。原藏清宮內閣冊庫。近百年後，乾隆看了，感慨不已，說“可法孤忠”，“仍明臣尊明之義”，許其流傳。很多人說，史可法將一腔忠臣之血，都獻給了故國，是真大義，永遠見證滿清的殘酷嗜血，也將永遠都要羞死那些無良才子“李雯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