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丨王軍：朱啟鈐“溝通儒匠”論探義——謹以此文紀念朱啟鈐先生誕辰150週年

原創 王軍 建築史學刊

《朱啟鈐“溝通儒匠”論探義——謹以此文紀念朱啟鈐先生誕辰150週年》一文對朱啟鈐提出的“溝通儒匠”之深刻思想內涵進行探析，將其概括為致力於打通經學與匠學、“一洗道器分塗”，並指出梁思成在《中國建築史》（1943 年完稿於李莊）中提出的“結構技術+ 環境思想”之研究體系正是“溝通儒匠”思想的發展；文章同時提出對經學、匠學的認識，並反思了近代以來經學傳統被中斷的歷史；作者進一步討論了北宋李誡在《營造法式》中對經學、匠學的融會貫通，並總結了朱啟鈐試圖融合經學、匠學以研究營造學乃至整個文化史的高屋建瓴的學術境界，重申其“溝通儒匠”思想對於中國建築史暨營造學、以至中國文化史研究的重大意義。

朱啟鈐“溝通儒匠”論探義——謹以此文紀念朱啟鈐先生誕辰150週年

To Commemorate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Zhu Qiqian

王軍

WANG Jun

1 “溝通儒匠”之提出

1930年，中國營造學社（下稱“中國營造學社”“營造學社”或“學社”）在北平正式成立，學社創始人朱啟鈐發表《中國營造學社緣起》一文，開宗明義地指出：“中國之營造學，在歷史上，在美術上，皆有歷劫不磨之價值”，“非依科學之眼光，作為系統之研究，不能與世界學術名家，公開討論。”

在朱啟鈐看來，對中國營造學之系統研究，須“一洗道器之分塗、重士輕工之固習”，“宜將李書讀法用法，先事研窮，務使學者，融會貫通，再博採圖籍，編成工科實用之書”。

所謂“李書”，即北宋將作監李誡於1100年編定之《營造法式》，這是一部中國古代罕見的貫通經學與匠學的建築鉅著（圖1）。朱啟鈐1918年在南京發現此書，即將之石印出版，後又參校諸本，於1925年刊行陶湘仿宋刻本（下稱陶本），廣為流傳。

圖1 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美術圖書館藏陶本《營造法式》

成立營造學社之前，朱啟鈐“研究中國營造學已二十餘年”，其研究方法，在他1930年發表的《中國營造學社緣起》和《社事紀要》中有明確表達，即“溝通儒匠，浚發智巧”，所列研究計劃包括：一、講求李書讀法、用法，加以演繹；二、纂輯營造辭彙；三、輯錄古今中外營造圖譜；四、編譯古今東西營造論著，及其軼聞；五、訪問大木匠師、各作名工，及工部老吏，樣房、算房專家。

此後，梁思成、劉敦楨加入學社，以被日寇虎視眈眈的華北地區為重點，展開大規模古建築測繪調查，取得了隋代石構趙縣安濟橋、唐代木構五臺山佛光寺東大殿等一系列重要發現。在此基礎之上，釋讀了《營造法式》大木作模數制度，將其溯源至唐遼建築實物，指出此種制度與西方古典建築之型範（即Order，今譯為柱式，梁思成譯為型範）原理一致（圖2）。此乃東西方建築史之重大發現，併為朱啟鈐1925年在陶本《營造法式》序中的宏論——“五洲萬國營造之方式，乃由隔閡而溝通，由溝通而混一，氣運所趨，不可遏也”，寫下注腳。

圖2 梁思成在《影象中國建築史》英文版中所繪《中國建築之（型範）“Order”

彼時，營造學社對古代建築的研究，以結構技術為先導，蓋因“先秦西漢傳記所載建築，率重其名稱方位、佈署規制，鮮涉殿堂之結構”。《營造法式》則廣記結構技術，在中國古代匠學著作中獨樹一幟，如不率先結合建築實測對此加以釋讀，則研求李書之讀法、用法，無從置喙。

儘管把研究重點先放在了結構技術方面，但學社諸君，對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古代經學之景仰，未有稍懈。1943年，梁思成寫竣《中國建築史》，在緒論中將朱啟鈐之“溝通儒匠”發展為“結構技術+ 環境思想”，指出“建築顯著特徵之所以形成，有兩因素：有屬於實物結構技術上之取法及發展者，有緣於環境思想之趨向者。對此種種特徵，治建築史者必先事把握，加以理解，始不至淆亂一系建築自身之準繩，不惑於他時他族建築與我之異同。治中國建築史者對此著意，對中國建築物始能有正確之觀點，不作偏激之譭譽”。

基於這樣的思考，梁思成對他所完成的《中國建築史》並不滿意。在他看來，這本書只是“明此結構系統之源流而已”，而“建築之見於史籍者，多見於五行志及禮儀志中。記宮苑寺觀亦皆詳其平面佈署制度，而略其立面形狀及結構。均足以證明政治、宗法、風俗、禮儀、佛道、風水等中國思想精神之寄託於建築平面之分佈上者，固尤深於其他單位構成之因素也”。這些定義了建築平面規劃的環境思想因素，皆關涉中國古代經學的核心要義。

梁思成決意對此加以探索，可在20世紀50—60年代，複雜的人生境遇相繼襲來，研究工作已無法展開。時至今日，在中國建築史暨營造學研究領域，如何“一洗道器之分塗”，“溝通儒匠，浚發智巧”，仍是一道待解難題。

2 對經學與匠學的認識

中國古代經學，狹義而言，指儒家之經典著作，至宋代，定為十三經，包括《詩經》《周易》《尚書》《孝經》《儀禮》《周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爾雅》《論語》《孟子》。廣義而言，則包含諸子百家經典著作，如道家之《道德經》、墨家之《墨經》、醫家之《黃帝內經》、歷算家之《周髀算經》《九章算經》、地理家之《山海經》《水經》、五行家之《葬經》等。這些經典著作，乃中國古代學術不可動搖之根系與主幹。

中國古代匠學，乃工匠之學。唐人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卷一《論畫山水樹石》記雲：“國初，二閻擅美匠學。”許逸民《箋》：“‘二閻’謂閻立德、立本兄弟。‘匠學’，閻氏兄弟皆嘗任將作大匠，職掌宮室、宗廟、路寢、陵囿之土木營建，其繪畫蓋工匠之事，故稱匠學。”

匠學本為經學之一部，十三經《周禮》（亦稱《周官》）之《考工記》即記匠人諸作法式。自茲以降，匠學與經學逐漸分離。對此，朱啟鈐有這樣的分析：

竊我國營造之學，肇源遠在三代，周官匠人營國經野，儕於六職，有世守之工，秦漢以還，迄於趙宋，將作匠監，代設專官，垂千餘年，而明清工部算樣二房述守相承，亦能世修其職，不墜家聲，由是可知文質相因，道器同塗，民族文化所關，初不因貴儒賤匠，遂斬其緒。惟自來興作大役，長吏綜核簿書，僅總其成，實際事權，操諸工隸，於是士夫營造知識，日就湮塞，斯學衰微之因，蓋非一朝一夕於此矣。

今據考古學資料，中國古代營造之學，已可溯源至新石器時代。一萬年前，中國所在地區獨立產生了種植農業，與農業生產力密切相關的知識與思想體系，不斷累積、演進，蔚為大觀，深刻定義了營造制度。

新石器時代生產力之發展，有兩大現象不容小覷，一是產生了大規模農業剩餘，以距今七千年的河姆渡遺址為代表，考古工作者在其地下發現約120 噸稻穀剩餘（圖3）。二是建造了大規模水利設施，以距今五千年的良渚遺址為代表，其受益面積100平方公里的水利設施，築有高壩、低壩、長堤，是人類迄今發現的最早最完備的水利系統（圖4）。

圖3 河姆渡遺址第一期文化層出土的稻穀堆積

圖4 良渚古城外圍水利系統

這兩大現象表明，早在文字誕生之前，先人對時間與空間的測定和管理已達到相當高的水平。而對時間的測定須以對空間的測定為基礎，由此衍生的時間與空間密合之人文觀念，奠定了中國古代知識與思想的基礎。文字產生之後，這些知識與思想紛紛被記錄於文籍之中。如成書於西漢初年的《周髀算經》所繪之圓方圖、方圓圖（圖5），廣見於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時代器物之中（圖6～圖8）；又如《淮南子·天文訓》所記之二繩、四鉤、四維圖式（圖9），距今六千年的西安半坡陶盆的口沿上即可得見（圖10）。這些圖案所見證的中華先人對時間與空間的規劃能力，與彼時生產力之發展水平相埒。今人若以為這些文籍所載之知識與思想，只是其成書時代的發明創造，則去事實遠矣。

圖5 宋嘉定六年（1213）本《周髀算經》刊印之“圓方圖”“方圓圖”

圖6 江蘇邳縣新石器時代大墩子遺址出土的彩陶缽繪有“圓方方圓”圖案

圖7 蘭州市博物館藏馬家窯文化馬家窯型別（約公元前3000—前2700年）之三聯杯

圖8 良渚博物院藏良渚文化玉琮以方圓相切造型

圖9 《淮南子·天文訓》所記二繩、四鉤、四維圖

圖10 西安半坡遺址（距今六千多年）出土陶盆口沿上繪有二繩、四鉤、四維圖案

農業生產關乎社稷安危、萬民生養，與之相關的知識與思想一經產生，就有加以記錄的必要。在未有文字之時，以物件記事之五行，以色彩記事之五色，以兩手之數記事之洛書，應運而生。新石器時代之建築遺址，每以平面比例、開間之數、色彩等表達特定的文化意義（圖11）。此種原始記事方式，並不會因為文字的誕生而被遺棄，與文字相比，這是更加穩定的記錄體系，匠人代代傳習，塑造了極具美學價值與文化內涵的建築形態，學者對此已有深刻揭示。

圖11 甘肅秦安大地灣仰韶文化F901房屋基址平面分析

種植農業產生之後，一萬年間，中國所在地區，未發現成熟文字的時代超過大半，對後世影響至深的思想與制度多於此期發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社會分工日益複雜，原本混為一氣的知識與思想析為百家，以至於戰國時期的莊子感傷：“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百家往而不反，不能重歸混沌，但其根本思想同出一轍。如在創世觀方面，道家之“道生一”與儒家之“易有太極”同義，皆言無中生有，再生天地、萬物。對於此種文化現象，《易傳》有言：“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王弼《注》：“夫少則得，多則感。塗雖殊，其歸則同；慮雖百，其致不二。苟識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貫之，不慮而盡矣。”

及至經學與匠學析別，則是塗雖殊，其歸難矣，如前引朱啟鈐所言：“斯學衰微之因，蓋非一朝一夕於此矣。”

所以，朱啟鈐特別重視《營造法式》之研究，因為“曏者已雲營造學之精要，幾有不能求之書冊，而必須求之口耳相傳之技術者。然以歷來文學，與技術相離之遼遠，此兩界殆終不能相接觸。於是得其術者，不得其原，知其文字者，不知其形象。自李氏書出，吾人然後知尚有居乎兩端之中，為之溝通媒介者在。然後知吾人平日，所得於工師，視為若可解若不可解者，固猶有書冊可證。吾人幸獲有此憑藉，則宜舉今日口耳相傳，不可長恃者，一一勒之於書，使如留聲攝影之機，存其真狀，以待後人之研索。非然者，今日靈光僅存之工師，類已躑躅窮途，沉淪暮景，人既不存，業將終墜，豈尚有公於世之一日哉！”

出於這樣的省思，他於1925年創立營造學會，1930年創立中國營造學社，以《營造法式》的研究為中心，廣募賢良，實地調查中國古代建築遺存。中國建築史研究之輝煌篇章，由此翻開。

3 《營造法式》之融會貫通

李誡編修之《營造法式》，乃北宋末年官定之建築標準，其正文包括五個方面，一為總釋，即名詞解釋；二為制度，即具體做法；三為工限，即用工定額；四為料例，即用料定額；五為圖樣，即具體圖形。在正文之前，又有《看詳》一卷，對全書涉及的基本概念予以說明、闡釋。

朱啟鈐認為：“先生撰書旨趣體例， 見於看詳之末。”李誡在《看詳》末篇有言：

今編修到海行《營造法式》總釋並總例共二卷，制度一十三卷，功限一十卷，料例並工作等第共三卷，圖樣六卷，目錄一卷，總三十六卷，計三百五十七篇，共三千五百五十五條。內四十九篇、二百八十三條繫於經史等群書中檢尋考究到，或制度與經傳相合，或一物而數名各異，已於前項逐門看詳立文外，其三百八篇、三千二百七十二條系自來工作相傳，並是經久可以行用之法。與諸作諳會經歷造作工匠詳悉講究規矩，比較諸作利害，隨物之大小有增減之法。各於逐項制度、功限、料例內創行修立，並不曾參考舊文，即別無開具看詳，因依其逐作造作名件內或有須於畫圖可見規矩者，皆別立圖樣，以明制度。

遂知《營造法式》與經史群書相關的內容計49篇、283條，與工作相傳相關的內容計308篇、3272條，前者關乎經學，後者關乎匠學，前者以篇計，約佔全書之14%，以條計，約佔全書之8%，佔比雖小，卻具有提綱挈領之意義。

《營造法式》首列《看詳》，對方圜平直、取徑圍、定功、取正、定平、牆、舉折、諸作異名予以解釋。正文之《總釋》分上下兩卷，其中，上卷23篇，下卷含《總例》共26篇，合為李誡所云“內四十九篇”。其49之數，蓋出自《周易·繫辭上》所記“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此乃揲蓍求卦之法，諸爻由此演繹推求。“內四十九篇”比附於此，誠可謂一法可道，變法萬千，其重要性可見一斑。

《看詳》與《總釋》奠定了《營造法式》之經學基礎，所引文獻不限於儒家經典，諸子百家悉入囊中，顯示了李誡廣博的經學修養與開闊的學術視野。

《看詳》首篇為《方圜平直》，其中引述《周禮》《墨子》《周髀算經》《韓非子》的相關記載，對匠人規矩制度予以闡釋、溯源，指出：

諸作制度皆以方圜平直為準，至如八稜之類及敧、斜、羨、陊，亦用規矩取法。今謹按《周官·考工記》等修立下條：

諸取圜者以規，方者以矩，直者抨繩取則，立者垂繩取正，橫者定水取平。

對此，《營造法式》卷一《總釋上》又據經文加以闡釋，其《定平》篇引《周禮·考工記》：“匠人建國，水地以縣。”其《取正》篇引《周禮·天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又引《周禮·考工記》：“置槷以縣，視以景，為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所引皆辨方正位之法，正位方可定時。對時間的測定，是天子承擔的最為重要的公共服務，即所謂“為治莫大於明時，明時莫先於觀象。《周禮》開篇即記“辨方正位”，已明此事關乎萬事根本。

學者指出，《周禮·考工記》所記辨方正位所立之表杆（即“槷”），及以表杆之基點為圓心所畫之圓（即“規”），乃漢字“中”所象之形（圖12）。《營造法式》卷二十九《壕寨制度圖樣》所繪之《景表版》，對此有形象表現（圖13）。同卷之《圜方方圜圖》又對規矩制度加以圖釋（圖14），該圖原出《周髀算經》，《看詳》將其解說引述如下：

圖12 甲骨文的“中”字

圖13 《營造法式》刊印之景表版、望筒

圖14 《營造法式》刊印之“圜方方圜圖”

昔者周公問於商高曰：數安從出？商高曰：數之法出於圜方。圜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萬物周事而圜方用焉，大匠造制而規矩設焉。或毀方而為圜，或破圜而為方。方中為圜者謂之圜方，圜中為方者謂之方圜也。

這是將《周髀算經》所記之兩條合為一條。其中，“昔者”至“九九八十一”一段，見載於《周髀算經》捲上之開篇部分，文字有所省略；“萬物周事”至“謂之方圜也”一段，見載於同卷之中後部分。

《看詳》和《總例》又對徑圍斜長的數理關係加以研求。其中，《看詳》記雲：

諸徑圍斜長依下項：

圜徑七，其圍二十有二。

方一百，其斜一百四十有一。

八稜徑六十，每面二十有五，其斜六十有五。

六稜徑八十有七，每面五十，其斜一百。

圜徑內取方，一百中得七十有一。

方內取圜，徑一得一。（八稜、六稜取圜准此。）

《總例》將此文重抄，陶本誤刻“圜徑七，其圍二十有一”，與《看詳》不合，其“二十有一”乃“二十有二”之誤。

在《看詳》《總例》所記諸數理關係中，“方一百，其斜一百四十有一”“圜徑內取方，一百中得七十有一”，是中國古代最為經典的“天地之和” 比例，源出新石器時代，事關測天之圓與測地之方的勾股關係，以及古人對萬物生養原因的一般性解釋（圖15）。學者對此已有深入研究（圖16，圖17）。

圖15 牛河梁圜丘三環構圖分析

圖16 王貴祥繪寧波宋代保國寺大殿簷柱比例圖

圖17 王南繪薊縣獨樂寺觀音閣閣像設計分析圖

在《圜方方圜》圖中，斜方（方之對角線稱斜，方之邊長稱方）之比值為（約等於1。414），匠人每以“方五斜七”（7/5=1。4）或“方七斜十”（10/7≈1。429）之天地數比例名之，十分方便記憶。而經學家必計其餘數以明制度。故李誡以為其疏略頗多，遂依《九章算經》及約斜長等密率加以修正，將數值推演至1。41（一百中得四十有一，即141/100=1。41）和1。408（一百中得七十有一，即100/71≈1。408）。

《看詳》引《墨子》，對方圜平直規矩之法的重要性加以強調，有謂：

子墨子言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雖至百工從事者，亦皆有法。百工為方以矩，為圜以規，直以繩，衡以水，正以垂。無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雖不能中，依放以從事，猶愈於已。

遂知方圜平直規矩之法，是匠人必習的法則，依此行事，“猶愈於已”，只會使工作越做越好。其重要性，又見《看詳》引《周髀算經》：“萬物周事而圜方用焉，大匠造制而規矩設焉。”及《看詳》引《韓非子》：“韓子曰，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班爾不能成方圓。”

朱啟鈐評價道：“書數為六藝之一，取準定平，非有此例，不足窮其理而神其用。”誠不易之論。

推求方圜平直，是辨方正位定時之基礎，農時由此確定，農業生產據此維繫，關乎古人生存之道。這樣的生產實踐，為匠學與經學奠定了共同的知識與思想基礎。

《營造法式》卷一、卷二為《總釋》，朱啟鈐記之為“凡建築上之通名，群書所恆用者，薈集而詮釋之，以求其正確。附總例，則以說明算術定例，及當時功限格令等”。即以名例為先導，總攝大綱，以小學（古代文字學）、經學而入匠學。

此乃古人治學之通法，張之洞記之雲：

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由經學入史學者，其史學可信。由經學、史學入理學者，其理學可信。以經學、史學兼詞章者，其詞章有用。以經學、史學兼經濟者，其經濟成就遠大。

小學乃經學基礎，《營造法式》以“內四十九篇”穿鑿小學與經學，再探入工程制度，乃經典的治學程式。這足以說明，經學之研究，乃中國建築史暨營造學研究不可或缺的核心內容。

4 朱啟鈐的境界

朱啟鈐，字桂辛，晚號蠖園，貴州紫江（今開陽）人，1872年生於河南信陽。據他晚年的秘書劉宗漢回憶，他沒有功名，甚至沒有應過鄉試，但從幾位名師學過舉業，而且經書很熟，年愈九十，還能背誦《儀禮》。

1903年，朱啟鈐任京師大學堂譯學館監督。1906年，任京師內城巡警廳廳丞，旋調外城巡警廳廳丞，創辦京師警察市政，廣涉土木工程事業。中華民國創立後，又任內務部總長、交通部總長、兼代國務總理等職，力推北京殿壇之開放、公園之設立、古物陳列所之佈置、正陽門及其他市街之改造（圖18）。

圖18 1915年北洋政府內務部總長朱啟鈐（中作指示者）指揮正陽門改建工程

1930年，朱啟鈐在《中國營造學社開會演詞》中，對自己的宦遊生涯作此追述：

溯前清光緒末葉，創辦京師警察，於宮殿苑囿城闕衙署，一切有形無形之故跡，一一週覽而謹識之。於時學術風氣未開，學士大夫所競競注意者，不過如《日下舊聞考》《春明夢餘錄》之所舉，流連景物而已。啟鈐則以司隸之官，兼將作之役。所與往還者，頗有坊巷編氓、匠師耆宿。聆其所說，實有學士大夫所不屑聞，古今載籍所不經覯。而此輩口耳相傳，轉更足珍者，於是蓄志旁搜，零聞片語，殘鱗斷爪，皆寶若拱璧。即見於文字而不甚為時所重者，如工程則例之類，亦無不細讀而審詳之。啟鈐之學，不足以橫覽古今，然心知故書所存，尚有零墜晦蝕，待吾人之梳剔者，實自此始矣。民國又後，濫竽內部，兼督市政，稍稍有所憑藉。則志欲舉歷朝建置，宏偉精麗之觀，恢張而顯示之。

他以“以司隸之官，兼將作之役”，廣交“坊巷編氓、匠師耆宿”，“蓄志旁搜，零聞片語，殘鱗斷爪，皆寶若拱璧”，對營造學產生了濃厚興趣，並認識到此種口耳相傳的學問彌足珍貴，拯危繼絕，當仁不讓。

他獨具慧眼地指出：“制器尚像由來久矣，凡物皆然，而於營造則尤要。我中華古國宮室之制，創自數千年以前，踵事增華，遞演遞進，蔚為大觀。”

他對舊時禮儀制度有切身體會。1938年，他為北平中山公園（原中央公園）撰寫《一息齋記》，回憶道：

甲寅（1914 年），乙卯（1915 年）之間經始斯園，餘榜此事為“一息齋”，取吾宗文公“一息尚存，不容稍懈”之義，以自勵也。

屋三楹，在壇壝南門外巽位，本為宿衛之所。光緒三十二年丙午（1906 年），餘官巡警部內城廳丞時，夏至大雩，恭逢德宗聖駕親行，夤夜率所屬入壇，待漏於此。

1925年，他在《中央公園記》中對明清社稷壇制度加以闡釋：

北京自明初改建皇城，置社稷壇於闕右，與太廟對。壇制正方，石階三成，陛各四級；上成用五色土隨方築之，中埋社主。壝垣甃以琉璃，各如其方之色。四面開欞星門，門外北為祭殿，又北為拜殿。西南建神庫、神廚。壇門四座。西門外為牲亭。有清因之。此實我國數千年來特重土地人民之表徵。

他以十三經《周易》東南之經卦“巽”，記一息齋之方位；他曾守刻漏待命，護光緒帝行大雩之禮；他對古代方色制度，瞭然於心。這樣的人生經歷與學術修養，使他對中國營造學之精義洞若觀火，並痛感“夫以數千年之專門絕學，乃至不能為外人道，不惟匠氏之羞，抑亦士夫之責也”。

在朱啟鈐發現《營造法式》之前，1905年，日本學者伊東忠太、大熊喜邦等人在奉天（今瀋陽）已抄錄文溯閣存《四庫全書》本《營造法式》，並將抄本存於東京大學工學部建築學教室。

伊東忠太在1931年出版的《支那建築史》中，對《營造法式》作這樣的評價：“中國人既不置重建築，故此類書籍甚少。餘所知者，僅宋代編有營造法式，明代著有天工開物及現行之數種書籍而已。此數種書，不獨解釋困難，且無科學的組織，故有隔靴搔癢之憾。”如此草率的斷語，當屬“解釋困難”而導致的誤判。

相比之下，朱啟鈐1918年“過南京，入圖書館，瀏覽所及，得睹宋本營造法式一書，於是始知吾國營造名家，尚有李誡其人者，留書以諗世”，“瞥見此書，驚異寶愛。亟以付之影印，傳播始漸廣”。

至營造學社成立之時，朱啟鈐對《營造法式》之研究，“幾經寒暑，至今所未能疏證者，猶有十之一二。然其大體，已可句讀，且觸類旁通，可與它書相印證者，往往而有。自得李氏此書，而啟鈐治營造學之趣味乃愈增，希望乃愈大，發現亦漸多”。

彼時，他已能疏證《營造法式》十之八九，大體上已能句讀，並觸類旁通，與他書相互印證。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之上，他創立營造學社，在研究計劃中，遵從由小學入經學之路徑，將營造辭彙之纂輯作為先行事項，再依匠學與經學之研究體系，設法式、文獻二組，延攬梁思成、劉敦楨入社執掌，開啟中國建築史研究篳路藍縷的征程。

他對《營造法式》的深入研究，為學社的學術水平提供了支撐。如學社在對薊縣（今天津市薊州區）遼代木構獨樂寺觀音閣的初測中，未繪出生起，朱啟鈐據《營造法式》指出此問題，學社成員再去補測得以修正。

在朱啟鈐設定的營造學研究範疇之中，建築史研究只是一端。對此，他有如下說明：

本社命名之初，本擬為中國建築學社，顧以建築本身，雖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重要之一端。然若專限於建築本身，則其於全部文化之關係，仍不能彰顯。故打破此範圍，而名以營造學社，則凡屬實質的藝術，無不包括。由是以言，凡彩繪、雕塑、染織、髹漆、鑄冶、摶埴，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推而極之，凡信仰、傳說、儀文、樂歌，一切無形之思想背景，屬於民俗學家之事，亦皆本社所應旁搜遠紹者。

為此，他整理出版《三幾圖》（燕几、蝶幾、匡幾），是為傢俱之研究；又搜求、整理、出版《髹飾錄》，是為漆藝之研究；又校刊《梓人遺制》，是為機械之研究；又編印《存素堂絲繡錄》《絲繡筆記》《女紅傳徵略》，是為織繡之研究。他認為，“夫所以為研求營造學者，豈徒為材木之輪奐，足以炫耀耳目而已哉！吾民族之文化進展，其一部分寄之於建築，建築於吾人生活最密切。自有建築，而後有社會組織，而後有聲名文物。其相輔以彰者，在在可以覘其時代。由此而文化進展之痕跡顯焉”，“循此以讀群書，將於古代政教風俗、社會信仰、社會組織，左右逢原，豁然貫通，無不如示諸掌。豈惟古代，數千年來之政教風俗、社會信仰、社會組織，亦奚不由此，以得其源流，以明其變遷推移之故”，“總之，研求營造學，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而欲通文化史，非研求實之營造不可”。

這一“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研求實質之營造”的召喚，為中國建築史暨營造學的研究，指明瞭方向。

5 “數典恐貽忘祖之羞”

1930年，朱啟鈐提出“溝通儒匠”之時，經學之不傳，歷十八載矣。辛亥革命之後，蔡元培任教育總長，在其任內，普通教育廢止經學，大學廢止經學科，將其分入文科之哲學、史學、文學三門。

1898年，中國近代第一所國立大學——京師大學堂成立時，曾設仕學、師範兩館，後經改革，有八科之制，即經學、政法、文學、格致、造科、農科、工科、商科。中華民國肇建，1912年10月頒行《大學令》，取消了經學科，設文科、理科、法科、商科、醫科、農科、工科，共七科。

對此，蔡元培的解釋是：“舊學自應保全。惟經學不另立為一科，如《詩經》應歸入文科，《尚書》《左傳》應歸入史科也。”可在後來頒行的《大學令》中，史學未被列為獨立一科。這樣，中國傳統學術之核心——經學與史學，在中國的大學體系中，皆淪為附庸與旁枝。

在蔡元培看來，中國古代學術之主幹——經學，與歐洲中世紀之神學相似，有謂“在我中華，孔子之道，雖大異於加特力教，而往昔科舉之制，含半宗教性質。廢科舉而設學校，且學校之中，初有讀經一科，而後乃廢去，亦自千九百年以來積漸實行，亦教育界進步之一端也”，“德國初立大學時，本以神學、法學、醫學三科為主”，“十八世紀以後，學問家輩出，學理一方面逐漸發達。於是哲學一科，遂駕於其他三科之上，遂不設神學科矣”。

他篤定地認為，經書裡面，有許多不合於現代事實的話，每一部中，總有後人不容易瞭解的內容，“《論語》是最平易近人的，然而‘鳳凰不至’‘子見南子’‘色斯舉矣’等章，古今成年人都解釋不明白，要叫小孩子們硬讀，不怕窒礙他們的腦力麼？《易經》全部，都是吉凶悔吝等信仰卜筮的話，一展卷就說‘潛龍’‘飛龍’。《詩經》是‘國風好色’‘小雅怨誹’，在成人或可體會那不淫不亂的界限，怎樣同兒童講明呢？一開卷就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牡丹亭》曲本裡的杜麗娘，就因此而引起傷春病，雖是寓言，卻實有可以注意的地方。所以我認為小學生讀經，是有害的，中學生讀整部的經，也是有害的。”

那麼，大學生還能讀整部的經嗎？經學科被廢止之後，以整部經傳授之法在大學中已不復存在。彼時，救亡圖存壓倒一切，經歷晚清一系列重大挫折之後，國人對己身文化普遍失去信心，社會精英多以為舊學必須廢除，經學遂被視為糟粕，其結果是孩子和洗澡水被一塊兒倒掉。

時至今日，隨著考古學的發展，經學中一些看似神秘的內容漸被理解，如蔡元培所說的《易經》裡的“潛龍”“飛龍”，實乃二十八宿之東宮蒼龍的執行位置，古人據此測定節氣，無任何迷信可言。可見，對經學之否定，有否定之否定的必要，對此須作客觀的研究，以去除盲目的自卑與自大，以接續文化傳統。

在這個意義上，重溫朱啟鈐“溝通儒匠”論，於中國建築史暨營造學之研究極為重要，於中國文化史之研究亦極為重要。

2001年，饒宗頤在北京大學百年紀念論壇上大聲疾呼：“我們的哲學史，由子學時代進入經學時代，經學幾乎貫徹了漢以後的整部歷史。五四以來，把經學納入史學，只作史料來看待，不免可惜！”“什麼是‘經’，是否應考慮不限於《十三經》？問題相當複雜，我所預期的文藝復興，不是一二人的事，而是整個民族的事，新材料引發古舊的問題，這是時代的賜予。我們不要辜負地下的寶物和考古學的恩惠”，“經書是我們的文化精華的寶庫，是國民思維模式、知識涵蘊的基礎；亦是先哲道德關懷與睿智的核心精義，不廢江河的論著。重新認識經書的價值，在當前是有重要意義的”。

這樣的呼籲與1925年朱啟鈐在《重刊營造法式後序》中的寄望形成呼應。朱啟鈐有謂：

我國曆算綿邈，事物繁頤，數典恐貽忘祖之羞，問禮更滋求野之懼，正宜及時理董，刻意蒐羅，庶俾文質之源流，秩然不紊，而營造之沿革，乃能闡揚發揮，前民而利用，明仲此書特其羔鴈而已。來軫方遒，此啟鈐所以有無窮之望也。

重拾“溝通儒匠”之學術傳統，以科學之精神，發皇國粹，將中國建築史暨營造學的研究匯入正途，日益精進，此其時也。

原標題：《學術丨王軍：朱啟鈐“溝通儒匠”論探義——謹以此文紀念朱啟鈐先生誕辰150週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