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唐禪代與變革的完成，為何是由楊而李到徐知浩的“雙重禪代”

南唐的立國，本質上雖然也是在兩個家族間，以和平方式進行的權力轉移，但是明顯有別於魏晉以來的禪代。本章要論述的是這其中三個不同的地方，也是吳唐禪代的特殊性。其一從結果看，禪代模式與以往不同，其二從過程論，有家族內部的掣肘，其三從根源說，是政權形態的相異。

徐知浩對這三大問題逐一解決，完成了一次並無前例的禪代大業。繼續要說明的是徐知浩對合適時機的選擇，這足可見其熟練的政治手腕和內在意識。更重要的是，無論是選擇禪代的時機，還是選用國號國姓，都反映了他的

“天下”和“正統”觀念，形成了王朝體制並開始論述自身正當性。由此解釋吳唐禪代中的諸多問題，似可順理成章。

南唐的建立標誌著這一時期，淮南由割據向正統、由武人向文人政權的轉變基本完成，而這一特徵從南唐的黨爭就可以明顯說明。

從禪代模式上而論，吳唐禪代，在此稱為

“雙重禪代”，即徐知浩既要完成王朝革命，又要完成家內革命，一方面以徐溫繼承人身份取代楊吳，另一方面架空徐氏的權力，建立自己的政權。這是以往禪代從未出現過的，也是以往討論中較少關注的。自楊行密後，楊氏實際上從未接觸過吳國權力，徐溫是實際統治者。

徐溫執政後的一系列舉動，包括打擊淮西勢力，自己建立輔政班底，封公進王，出鎮異州、命長子徐知訓留揚州輔政等，其實都是為了篡位進行的準備工作。這些或多或少是對魏晉以來禪代模式，尤其是霸府政治的有意模仿。魏晉南北朝以來，建立霸府通常是權臣掌握權力、宰制朝政，乃至改朝換代的必備措施。

而伴隨著霸府，有時會有雙政治中心，如曹操時期的許都和鄴城，劉裕時期的建業和京口，高氏時期的鄴城和洛陽等，是權臣用以另立中央、自我發展的一個方式。徐溫時期即命徐知浩營建異州金陵城，並長期出鎮金陵遙控朝政，建立揚、異雙中心，可能同樣有如此意圖。從這個意義上說，以徐溫本人為首，以徐溫霸府為班底，一個獨立於楊吳的徐氏“齊國”，已經初具雛形。

但徐溫之顧慮，其一在之前已經論述，即淮西楊氏元從及其他反對勢力仍然較大，自己的霸府真正心腹並不多。其二，則是自己沒有可靠的接班人。楊行密晚年，諸子皆幼弱，長子楊握雖然毫無令譽，諸將不服，因為年長被楊行密強行立為嗣子，使徐溫輔政。可以說徐溫獲取吳國權力正是得益於此。

而徐溫執政後，家族面臨相同情況。長子徐知訓是徐溫傾力培養的物件，但徐知訓輔政

“驕橫暴虐”，也無疑令宮、朝中不安，更令徐溫的反對者獲得口實。徐知訓既得罪了楊氏王族和淮西勢力，也一定程度上令徐溫難堪乃至不滿。但又因其餘諸親子年幼，徐溫只能依賴年長的養子徐知浩，將其安排在揚州一江之隔的潤州，與徐知訓相互照應。

然而天拓十五年

（918）

的朱瑾事件，是徐溫始料未及的。不論朱瑾出於忠於楊氏的目的，還是與徐知訓有個人恩怨，抑或是與徐知浩有關，對於徐溫而言可能已經不重要。如何填補揚州產生的權力空白才是當務之急。若徐溫依然想維持雙中心，鎮金陵遙控揚州政治，那揚州方面只有已經進京平亂的徐知浩足堪大任，徐溫最終做出了這樣的決定。

徐知浩以徐氏養子的身份使用並繼承徐溫權力，而與此同時，徐知浩則在實際上架空了徐氏家族，將

“齊國”的實權掌握於自己。我們可以看到，從天拓十五年

（918）

到順義七年

（927）

十一月徐溫病逝，在京城近十年，徐知浩有足夠時間培養自己的勢力，既經營了一個為徐溫用心輔政的孝子形象，也展現了恭敬待君、關心民生的賢臣形象，讓許多人都明裡暗裡屬意於他。

這十年是徐知浩“雙重禪代”的關鍵十年，吳國雖然名義上還是徐溫執掌大政，但內部其實已經悄然發生了變化，徐知浩在徐氏集團內部竊取權力。徐溫有意模仿前人制造雙中心格局，但他遠離京城，對於朝廷的把控可能已經不如揚州的徐知浩，金陵反而成為邊緣。從乾貞元年

（927

年十一月，吳改元乾貞

）

至天柞三年

（ 937）

十月徐知浩接受吳禪，則是徐知浩進行“雙重禪代”的收官時期。

這一時期，除了繼續穩固自身地位以外，徐知浩及其親信重點是在考慮對楊吳的禪代問題。徐氏家族中，已少有能與徐知浩鬥爭的人物。徐知詢雖然試圖與徐知浩爭奪權位，但不論是從個人能力還是威望，都遠遠不及在京經營十年的徐知浩，最終敗落。而徐溫其餘諸子，在這一過程中也選擇站到了徐知浩一邊。

至此，徐知浩無形地完成了“齊國”內部的禪代，雖名義上依舊是徐氏，但實際上徐知浩如同另立門庭一般，將徐氏親子完全排斥在權力之外，取代了徐溫及其親生骨肉的地位。徐知浩代吳則是一次一般意義上的王朝更替，即由徐知浩代表的名義上的“齊國”，完成對楊氏吳王朝的禪代，建立了新的王朝。

這種複雜的禪代模式是以往都不曾出現的。從家族集團內部而言，前朝禪代，或父子、家族相承，如曹、司馬、高、宇文氏等

；

或權臣親自篡位，如南朝、隋、唐等。在前者的過程中，由於是親生子嗣，權臣家族內部大致是一體同心的，因此只需要面對當朝皇室及其支持者即可。

並且權臣繼承者可以直接依靠父輩留下的僚屬及其家族兄弟，進而完成禪代大業。而徐知浩則不然。他並非徐溫親子，因此使用和繼承徐氏權力的時候不免遭受內部阻力，徐知浩需要同時面對楊、徐兩家的壓力，而來自徐氏內部的壓力最大。

首先，徐溫並未充分信任徐知浩。雖然徐知浩居中輔政，但依舊遭到徐溫的掣肘。從徐知浩欲處罰大將鍾泰章、崔太初、張崇等而不能的事例都可以看出，吳國大政實際的發言權應該還在徐溫手中。徐知浩只能在徐溫的影子下進行輔政，對此他也心知肚明，因此只是

“悉反知訓所為，事吳王盡恭，接士大夫以謙，御眾以寬，約身以儉。

”

其次，徐氏諸子、親信反對的也不少，請求徐溫調換徐知浩的呼聲不絕如縷。徐溫次子徐知詢，重臣嚴可求等，就都勸過徐溫。此外，陳彥謙也經常諷勸徐溫，以至於臨終前依舊不忘。而順義七年

（927）

十月前夕，徐溫確實一度有意做出這樣的改變，幾乎危及徐知浩的輔政地位。

其中緣由，大體可能是徐溫病重，要對身後繼承大事重新慎重考慮。徐溫決定用徐知詢替代徐知浩，連徐知浩本人也做好了離京赴江州的準備。而徐溫的去世，使得事情出現重大轉機，徐知詢隨之返回金陵，揚州方面又歸於徐知浩一人執掌。此後徐知詢等還設計欲使徐知浩離開揚州，伺機替代。但徐知詢難以與深諳政事的徐知浩抗衡，徐知浩藉故拖延，並反召徐知詢入朝，將其控制於揚州。經過較為曲折的爭鬥，徐知浩完成了對徐溫權力的接收與繼承。

由以上史事可見，徐知浩的權力繼承和地位穩固，是具有相當困難的，並非如同以往禪代中權臣家族父死子繼那麼容易。而這就意味著，徐知浩不僅要與楊氏支持者爭鬥，還要面對徐氏家族的不服、排擠，並且不能直接利用徐溫遺留的人員。不過第三章業已討論，早在初掌吳政的時候，徐知浩就著手培植自己的勢力，並對徐溫近臣進行分化和拉攏。到徐溫去世前後，他已經有了忠於自己的僚屬班底。由此也可以說，得益於這個堅實的基礎，徐知浩在揚州的勢力空前強大，支援其渡過諸多困難。

從政權形態來說，前代的禪代，是從一個統一或相對統一的王朝而來，是從一朝到一朝的簡單轉換。而吳唐禪代，如果綜合前後來看，淮南地區轉變過程中。從楊行密開始，淮南藩鎮在向國家王朝進行轉型，這一過程歷經徐溫、徐知浩，最終基本完成於吳唐禪代。這也是一個由武將勢力強大，到文臣勢力崛起的過程。

徐溫在任時期，吳政權依舊具有藩鎮特性。自唐中期以來，藩鎮內部權力被下屬將帥、士卒奪取的情況很常見，而五代十國實質上也還是藩鎮體系的延續。徐溫作為楊行密部將，在其去世後擁戴楊握繼任，而後殺楊握立楊隆演，自專吳政，本質上還是藩鎮內部的動亂，藩帥實權落入部將之手。

這在唐末五代十國也很常見，後唐、後漢、後周就都是因此滅亡，只不過徐溫並非擁兵自重的武將軍閥，而後者則都是軍人之亂。而伴隨著吳國的轉型，楊氏從淮南節度使變成了吳國王、吳國皇帝，相應的徐溫也從奪權部將變成了

丞

相、權臣。徐知浩輔政繼承了徐溫以來壓制武將的策略。

於是，從楊行密以武將為核心建立政權，到徐溫文

武兼用、以文為主，最後徐知浩府中基本以文士謀臣為主，完成了藩鎮到王朝國家的轉型。徐知浩本人雖也兼任節度使，但顯然已經不再是藩鎮或鎮將一類的武將型人物。

綜上，對比分析了吳唐禪代不同於魏晉以來禪代的特點。之所以稱徐知浩的禪代為

“雙重禪代”，是因為徐知浩需要同時面對楊、徐兩家勢力，不能直接繼承徐溫的政治遺產。另外，在制度層面，剛剛褪去藩鎮屬性、建立國家體制的淮南政權特性也是徐知浩面臨的大環境。故其禪代難度也就遠大於前人。

但徐知浩巧妙假借各方勢力，使自身權位得以鞏固。也正說明，徐知浩要做的禪代工作比曹、馬等歷史上的權臣更多，所需操勞的事務更加繁複，面臨的形勢也更加複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