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治腐敗，內憂外患集中出現，陽明心學也在此時應運而生

陽明學說是在內憂外患的形勢下應運而生的，其目的在於

匡時救世

。

從其理論中可以看出，他從正心誠意入手，以仁義為體用，經世治國的政治思想，是其良知學說在社會政治領域的具體應用和發揮。

陽明指出“今天下波頹風靡，為日已久，何異於病革臨絕之時，然又人是己見，莫肯相下求正”。

這種歷史失落感，促使他不斷探求社會危機的源頭，並最終將天下不治的原因歸結於學術不明。

所謂學術不明，意在指責當前程朱這種官方學問，不能有效解決普遍之理與主體意識相脫節的問題，換句話說，就是天理未能成為制約主體言行的實際規範。

這其中的問題不在於天理本身不合理，而是心與理未能合一所致，即是說外在的普遍之理，尚未與個體意識融而為一。

於是，他將解決之道訴諸於良知，這一天理與主體之心的統一，普遍之理唯有與“吾心”相結合，並轉化為內在於主體的道德意識，才能有效規範主體的外在行為。

依陽明所見，這個良知既應該內在於個體，同時又應該外化為普遍之規，只有讓良知自作主宰，主體的言行才不會逾越封建倫理的矩矱。

陽明心學與程朱理學最大的區別在於，程朱著重於將普遍的道德律令，透過外在權威強加於個體，使個體被動地去順從；

而陽明則將此道德律令自覺化，將它內化到主體的道德意識之中，以合心、理於一的良知取代外在的超驗天理，這是陽明為拯救“病革臨絕”之社會而開出的藥方。

當時社會在內憂和外患上主要存在三大矛盾，內憂有兩個：

即統治集團內部之間的

權力之

爭；

封建統治者與農民之間的階級矛盾；

外患主要是指明王朝與北方少數民族的邊患矛盾。可以說是三大矛盾直接催生了陽明心學的產生，在這種情況下，王學呼之欲出。

為拯救當時的社會，陽明提出瞭如下主張：

從正君德入手，改善統治集團內部之間的

權力

爭鬥，規勸統治者推廣其本善之心，用“不忍人”之政來治國理政。

陽明認為，“欺誕之風”等社會弊病的病根在君而不在臣，所以應該返其根本，即透過化君心來改變這種局面。

他效法孟子“規誨時君之言”的做法，對孟子善於啟發君主，引導君主發掘仁心的做法極為盛讚。

應該說孟子的言行做法，對於陽明識仁愛之體和操存擴充良知思想的形成，具有極大的啟發意義。

明代政治腐敗，宦官專政成為突出問題，從明史上來看，官僚之間相互傾軋異常激烈，已經達到了危及皇權的程度。

這集中表現在王振、曹吉祥、汪直、

劉瑾

爭相干政，帶來了政治史上的黑暗時代，另外皇室與藩王之間的衝突，自靖難之役後也愈演愈烈，漢王朱高煦、安化王朱寊鐇、寧王朱宸濠相繼造反，給明王朝的統治帶來了嚴重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