賦聖、文宗都框不住的“非常之人”司馬相如還有哪些“非常之功”？丨名人大講堂

封面新聞記者 張傑 攝影 徐瑛蔓

李白生前知音魏灝在《李翰林集序》中提到，蜀地出大人才的特點是不鳴則已，一鳴驚人，“自盤古劃天地，天地之氣，艮於西南。劍門上斷，橫江下絕，岷峨之曲，別為錦川。蜀之人無聞則已，聞則傑出，是生相如、君平、王褒、揚雄，降有陳子昂、李白，皆五百年矣。” 在其羅列的名單上不難看出，司馬相如是其中位列前茅的佼佼者。

司馬相如以辭賦天才名聞天下，被公認為是“辭賦之宗”，歷代備受推崇。司馬相如與另一位來自蜀地的辭賦大家揚雄並稱為“揚馬”，成為漢大賦創作的兩座顛峰，其文學地位有如楚辭之屈宋、散文之韓柳；詩中之李杜、詞中之蘇辛。

不過，在這樣一位在文學領域上有著顯赫名聲的人，在他身上卻存在著“知名度很高，認識不到位”的情況。在西南民族大學教授、四川司馬相如研究會副會長徐希平看來，原因在於司馬相如在文學影響力太大，以及關於其與卓文君私奔的故事帶來的道德爭議瑕疵等原因，遮蔽了司馬相如在其他領域尤其是在政治方面的智慧、才華、貢獻。

2022年9月，由實施四川歷史名人文化傳承創新工程領導小組辦公室主辦，四川日報報業集團（封面新聞、華西都市報）承辦的“名人大講堂” ，正式開啟“司馬相如季”。

9月29日下午3點，本季度首場講座邀請到西南民族大學教授、四川司馬相如研究會副會長徐希平，為線上線下的觀眾帶來了一場名為《司馬相如對中華文化的貢獻和影響》的主題演講。在這場演講中，徐希平教授全面介紹了司馬相如的方方面面，比如他的生平與故里，他在文學、政治方面的貢獻、影響。徐教授提醒聽眾，作為一個文人，司馬相如罕見地擁有劍術、軍事、政治，甚至還有釀酒、經商頭腦，是一個文韜武略、開宗立派級別的通才、大才，“單單用文學家這個概念，遠遠框不住他的全部。”

在徐教授看來，司馬相如在四川歷史名人群體中頗具代表性：文宗、通才 。其後揚雄、三蘇、楊升庵、李調元皆具有此特徵，發揚光大。徐教授還特別挖掘了司馬相如的人格魅力。司馬相如為君主賞識，登上朝堂，名聞天下，再回報巴蜀大地，立下蓋世之功。在之後被貶，稱病隱居，但他依然不改初心，只要有機會就會以各種方式進諫。在他身上，表現出的深明大義、敢於擔當、善於溝通，身處逆境安之若素的樂觀豁達，都是非常寶貴的精神遺產。

徐希平

“司馬遷讀懂了司馬相如”

《漢書·藝文志》著錄“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現存《子虛賦》、《上林賦》（《天子游獵賦》）、《大人賦》、《長門賦》、《美人賦》、《哀秦二世賦》6篇，另有《梨賦》、《魚葅賦》、《梓山賦》3篇僅存篇名。《隋書·經籍志》有《司馬相如集》1卷，已散佚。明人張溥輯有《司馬文園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司馬相如所創作的大賦極盡鋪採文、誇張揚厲之能事， 表現出宏偉壯闊的場景、富麗堂皇的氣象。徐教授說，司馬相如的文學作品從數量上不算多，但在文學史、文化史上影響力大。而且其功能其實超越了文學領域，成為漢代進行儒家大一統文化的重要載體。西漢建元元年（前140），漢武帝劉徹即位，逐步延用儒臣，尊崇儒術。然而直至建元六年竇太后崩，卻是竇太后所信奉的黃老之學的天下，尤其是竇太后在建元二年貶殺儒臣，極大地抑制了儒學的抬頭，阻礙了漢武帝推行儒術的程序。漢武帝推行儒術遭到挫折後，他轉而信任並徵用賦家，用之保持著與竇太后黃老之學截然不同的思想追求或價值取向。

徐教授援引學者孫少華的論文《“漢賦”確立與漢帝國文化政策的展開》中的觀點，在演講中提到，“漢賦”之確立，為漢武帝時期帝國文化政策的展開，以及為撬動黃老地位和解放文人與學術的束縛，作出了一定的時代貢獻。“漢賦的產生，主要得益於當時特殊的政治、文化形勢，尤其是漢武帝本人的政治需要。漢賦對漢武帝時代政治、文化措施的實現，對漢武帝時代文化政策展開、學術理想的實現，具有不可替代的歷史與文化意義。”

司馬遷評論《離騷》：“《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實際上是意圖將《離騷》的作用兼同風、雅，即將《離騷》之功能比於《詩經》。這也是後來漢人進一步將漢賦功能比於《詩經》的先導。其中的“不淫”“不亂”，是風、雅之功能，也是太史公時代對漢賦功能之期待。而“不淫”“不亂”，也與漢賦諷諫功能有內在聯絡。在某種意義上，漢賦就是漢武帝強調詩騷、獨尊儒術、促進中華文化大一統的體現。

司馬遷在整個《史記》中，專為文學家立傳只有兩篇：一篇是《屈原賈生列傳》，另一篇就是《司馬相如列傳》。“漢賦得到重視不是偶然的，而是跟治國安邦之道相關。從這個角度來說，司馬遷讀懂了司馬相如。”徐教授說。

“拓邊功臣，西南絲綢之路的開拓者”

《史記》上“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的記載，讓人一度認為司馬相如出生在成都。徐教授說，經過後學詳細研究已統一認定，司馬相如出生於西漢巴郡安漢縣（今四川省南充市蓬安縣），長於蜀郡成都（今四川省成都市）。司馬相如在年少時就有很高的理想抱負。他以藺相如為榜樣，渴望建功立業，這是司馬相如改名“相如”的原因。

《史記·西南夷列傳》記載，建元六年（前135），漢武帝同意了唐蒙上書徵夜郎之兵以制越的請求，派他從巴蜀地區開鑿南夷道以通夜郎。但唐蒙的激進，讓這個任務進展緩慢。在此情形下，漢武帝啟用了司馬相如，他較為熟悉巴蜀和西南夷的情況，且理解漢武帝的戰略意圖。司馬相如臨危受命，成功開通了到夜郎的南夷道。受到南夷道開通的鼓舞，漢武帝決定開通西夷道。元光六年（前129）漢武帝再次派司馬相如持節出使西夷。

司馬相如為溝通巴蜀、開發西南而作《諭巴蜀檄》《難蜀父老》宏文，曉喻百姓，說服家鄉父老，從而使巴蜀和西南民族地區為漢朝中央政府有效管轄，為開發西南邊疆，民族團結合作作出了積極貢獻。發揮才幹使重大實際問題得以成功解決，充分體現其作為傑出政治家的遠見卓識、政治智慧和能力。同時，他還注重解決社會治理和經濟貿易等問題。司馬相如稱得上是拓邊功臣、“南方絲綢之路”的先驅探路者之一。徐教授也用“非常之人非常之事非常之功”來形容之。

李白是司馬相如的“迷弟”

一提到巴蜀文化名人，李白蘇東坡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人物。徐教授說，李白是司馬相如的“迷弟”。李白反覆稱自己“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他自小就受到了司馬相如的影響和激勵，在《秋於敬亭送從侄耑遊廬山序》中，李白開篇即提“餘小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毫不掩飾地表達了對司馬相如的傾慕之心。後來到了湖北，作《上安州裴長史書》中，李白非常自豪地將司馬相如稱為“老鄉”，“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雲楚有七澤，遂來觀焉”。如當代學者所評：李白“對司馬相如情有獨鍾，在其詩文賦中多次提及司馬相如，充滿羨慕、自豪、眷戀之情，李白和司馬相如有著共同的浪漫情懷。他對司馬相如在鄉土文化上，文學才情上，政治理想上有著強烈的認同感。”

自司馬相如開始，巴蜀地區書面文學崛起於西南，成為全國範圍內卓越群體的一部分，代不乏人，西南少數民族亦同樣參與其間。據徐教授研究，歷史上西南少數民族漢語詩創作，或讚美西南神奇山川、民俗風情，或抒發效力於時的高遠志向，往往借李杜詩歌而寄寓情懷，也流露出對李白豪放飄逸詩風的天然認同，從一個側面表現出司馬相如和李白開創的巴蜀文學對西南文學與文化的巨大影響，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一個自覺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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