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周曆史以周人入居周原為分界點，這時周族的生活方式是怎樣的？

入居周原前周部族的生存狀態。

先周曆史以周人入居周原為分界點，不僅是因為前後兩個時期周人活動地區有所不同，更主要的是周人的生活方式發生了重大變革。《史記周本紀》稱之為“貶戎狄之俗”。正是這一重大改革使得周人走上了全新的歷史軌道。也就是說之前周族實際上以所謂的“戎狄之俗”經歷了漫長的歲月。

為了瞭解這段時期周族的政治組織結構，有必要先了解其生活方式。但正面的記載極為可憐，為了更明晰的瞭解“戎狄之俗”的實質，我們只能將相關的文獻反覆摩擎，《周本紀》中將“后稷之業”與“戎狄之俗”視為互相對立的生活方式也正是這種觀念的反映。

因此周人對這段曾長期生活在戎狄之間的歷史記憶一直會有意無意的選擇性淡化。而又同時刻意強調某些與戎狄之俗保持距離的先公，如公劉。這反而有欲蓋彌彰的嫌疑。

《周本紀》先強調公劉“修后稷之業”，又強調太王“復修后稷、公劉之業”，到了遷岐以後還需要徹底“貶戎狄之俗”。正是說明公劉到太王之間周人先公沒有“修后稷之業”，即便太王即公亶父在遷岐之前周人仍保留著較多戎狄之俗。這相當於間接否認了彼時周人有“戎狄之俗”的問題。

顯然，這己經不止是對歷史的選擇性記憶，而是選擇性的修正。這些先王們所秉承的“業”、“德”、“緒”都來自後稷，其核心內容自然就是農業。而他們“不忝前人”即無愧於后稷。

若果真如此，到了公亶父時期何須專門“復修后稷之業”？儘管這段文字中周人對其早期歷史多加粉飾，但依然不得不承認其生活在“戎狄之間”這個大歷史背景。即便《周本紀》津津樂道的公劉所修“后稷之業”的程度也是很令人懷疑的。

《匈奴列傳》與《周本紀》的記載在細節上也有出入，可能是取材不同。這說明漢代以前就有一種觀念認為早期周人曾經有一段時期淪為戎狄的。這種記載顯然比周人自己追訴先人的話更加可靠。

而早期周人只不過是畜牧化與武裝化程度高、農業與定居水平低的農牧混合經濟。即彼時周人與其周圍的戎狄都並未全部放棄農業經濟，這大概是《周語》等書中所謂“不敢怠業”的依據吧。

因為農業水平低，不能對土地的高效利用，故而需要經常不斷尋找新的土地。文獻中可以尋覓到很多周人多次遷居的痕跡。《周本紀》及《周語》曰不竄奔竄於“戎、狄之間”，未言其地。按毛傳的說法，公劉己經“邑於豳”，可是《周本紀》卻說公劉之子慶傑“國於豳”。

這裡的矛盾的只有透過“豳”地的正確理解方能解決。考古資料也能說明這一問題，與中原的商文化相比，先周文化的遺址面積小，更沒有發現城垣遺址，房址一般為小型。

“戎狄之俗”除了表現為不斷遷居外，還有一個特點是經濟上對畜牧與狩獵依賴較重。周人先公之名大多十分奇怪，可能就是因為長期處於戎狄之間的緣故。

但有三人需要特別注意：皇僕、高圉、亞圉。於省吾先生認為《詩大雅綿》中古公亶父“來朝走馬”之朝即周，意即古公亶父到周地養馬，亦可備一說。尤其是長武碾子坡遺址，農業工具數量相對較少，而獸骨遺存則特別多，這也反映當地人群對狩獵和畜牧的倚重。

周人的這種遊居狀態對周人國家起源與形成的作用甚大。另一方面，這些“戎狄之俗”在周人的民族性中留下了深深烙印，這對後來西周國家同樣產生深刻影響。這段長期奔波的歷史也對周人使得周人對遷徙習以為常，後來周人大量封建諸侯也與此有一定關係。

入居周原前周部族的性質。

公亶父遷岐之前周人的社會組織水平發展到了哪個階段呢？以住學者大都把先周時期視為所謂“氏族社會”。

如呂振羽先生認為周人在公劉以前還是未定居的遊牧民，到公劉時轉換為定居的農業民，便出現了氏族社會的村落組織，但並不曾建立國家，即便文王也不過是軍事酋長氣李亞農先生也認為滅商之前周人一直處於氏族社會，直到“封諸侯、建同姓”才變氏族舊機構為國家機關氣但是近年學者認為。

目前的中國考古學資料沒有確鑿證據說明古禮時代存在過氏族組織，許多考古資料與經典作家關於氏族公共墓地的論述存在相當大的差距氣所以我們認為，用“氏族社會”的模式來解釋先周曆史，存在許多困難。孫作雲先生認為《詩大雅公劉》一詩中出現了“軍”和“君”，表明當時有了軍隊和君主，也就是有了國家。

楊寬先生也說公劉之稱公，應當是當時周族人對國君的尊稱，“公劉不僅是周族所建立的國家的第一個國君，而且是第一個有計劃地營建國都的人。”而這種看法又將當時的歷史論述得略嫌簡單。

在此我們借用一種新的理論模式“貴族國家說”來解釋西周國家。赫爾佐克認為，在世界文明發生史上除了經由建立城邦的道路而形成的早期國家外，還有一種模式就是以貴族統治的面貌出現的早期國家形式。

在這樣的貴族國家裡，社會分層現象己相當明顯，產生出了一個富裕而強大的貴族階層，世襲掌握著統治機關，從而形成行使國家權力的政治中心。不過，這種貴族統治開始還只是一些較小的國家。

雖然這些較小的統治者有時也有“國王”一類的頭銜或稱號，但實際與“真正”的國王是有區別的，主要“在於其統治疆域較小，另外還在於他們很容易成為後者的附庸”。

從這個意義上說，真正的貴族國家應該是在這種貴族統治單元的基礎上形成的較大的聯合體。這種聯合體是以一個宗主國為中心，由好些貴族統治的部落國透過自願或被迫或兩者兼而有之的方式聯合成的一個較大的貴族國家。

歷史是有連續性的。杜勇先生借鑑德國學者赫爾佐克“貴族國家理論”後提出，在統一的中央集權的貴族國家形成之前，有一個貴族國家聯盟階段。貴族國家聯盟處於向統一的中央集權的貴族國家過渡階段，還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貴族國家。

此階段的貴族國家聯盟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內部小邦林立，各為相對獨立的政治實體，構成一個個貴族統治單元；二是其最高首領雖有支配天下萬國的某些特殊權力，但自身宗主國的地位並不穩固。遷岐前周人國家結構非常符合這種些特點。

我們要看到，這一時期周部族自身巳具備國家機器的雛形。

其次，周部族中君主有相當的權威，內部也已出現了貴族階層。劉家和先生認為當時公劉宴飲的人群分為兩類，一類能“蹌蹌濟濟，俾筵俾幾”，即又體面的登筵依幾的人，另一類是要去“執豕於牢”的“曹”前者未必就是什麼士大夫，但應當是較高階的貴族。

後者恐怕也不是普通的群輩，至少能夠參加公劉的宴會，也應當是較低等級的貴族或平民。這正是貴族國家的特點，社會分層現象己相當明顯，產生出了一個富裕而強大的貴族階層掌握著統治機關。

因此我們說，入居周原前的周部族實質上是一個貴族部落國，或者說是貴族統治單元。但這種貴族國家較小，為了生存很容易與周邊其他小的部落國形成聯合體。文獻記載，有時周部族不僅統治著本部族，還能控制周邊部族。

《公劉》篇《毛傳》曰：“公劉居於邰，而遭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闢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邑於豳焉。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周本紀》謂：“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後。”《毛傳》所謂的“諸侯”便是《史記》中的“百姓”，都是指周邊小部族首領。

也就是說公劉時期的先周部族是居於西北戎狄部族組成的部族聯合體的宗主地位。細參《周本紀》與《世本》所列周人先公世系，我們發現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即並不是每位周人首領都稱公，稱公的只有公劉、公非、公叔祖類、公亶父、公季幾人而己。

從殷墟甲骨文中看，“公”並無作為一國之君稱謂的辭例，那麼周人稱公應是本族自有的傳統。周人祖先有稱公者，有不稱公者，或許便是因為這位周人先祖並未成為聯盟的首領。此雖為推測，但也不無可能。至少公亶父在遷居於岐山之前，是依附於其他戎狄部族的。

也可見戎狄宗主對附庸周族的誅求無度，從而導致周人遠徙，實質上也是脫離戎狄部族聯合體。

從以上的分析來看，遊居時期的周人與周邊部族組成的聯合體是高度政治化的帶有中央集權性質的暴力組織，而並非單純以血緣為紐帶的氏族組織或氏族聯盟。

結語

其內部有一個宗主凌駕於眾多部落國之上，其首領作為共主主宰著聯合體的重大事務，享有支配其他部族的某些特殊權力。儘管聯合體中的宗主國還缺乏穩定性，但一個高高在上的政治權力中心無疑是始終存在的。故而可以這樣說，早期遊居時代的周人與周圍的其他戎狄一道組成了一個鬆散的地區性貴族國家聯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