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以冥思性的歷史寫作抵抗“事件”｜布羅代爾誕辰120週年

本文轉自：第一財經

戰俘營裡寫就的史學名著

1950年代初，在佛羅倫薩，一位義大利哲學家見到了布羅代爾，就問他，你的《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是在怎樣的情況下寫出來的？

“監獄裡。”布羅代爾說。“果然！”這個義大利人說，“怪不得這本書給我冥思的感覺。”

是啊，我在冥思——布羅代爾說。寫那本厚書時，他擁有5年寧靜的可以冥思的時光。他1939年夏秋才開始準備動筆，不久之後就隨軍來到萊茵河畔參戰，旋即被俘，在德國一直被關到1945年。頭兩年在美因茨的戰俘營，然後轉移到呂貝克的特別軍官集中營。德國，這是布羅代爾熱愛的地方，他在20歲時服兵役就在萊茵蘭地區，他精通德語，還一度想把博士論文的主題定在德國，結果卻充滿了戲劇性：德國給了他一個最理想的環境，他得以在戰俘營裡寫完了這部史學名著。

《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

商務印書館 2017年1月版

戰俘營雖然隔絕於外界，排除了干擾，但有個缺陷不可避免：無法查閱檔案，沒有參考資料和參考書。菲利普二世是一位西班牙國王，在他當國的時候，西班牙的國力較強，而布羅代爾心心念唸的研究重心——地中海——也處在他眼裡最具活力、擁有一種“歷史力量感”的時期。1927年暑假期間，布羅代爾用一架從美國人手裡買來的照相機，到西曼卡斯區搜尋所需的文獻，每天快速完成拍攝30米長的膠捲，共有兩三千張照片。這些積累下的資料，布羅代爾不緊不慢地研究了五六年之久，才確定把菲利普二世時期的地中海，作為自己博士論文的主題。

但在戰俘營裡，所有的資料都不在手上。然而，惟其如此，這本書才那麼特別。地中海已經在他的心裡了，憑著對文獻的研究，憑著之前多年沉浸於文獻所形成的那種寫作氣場，布羅代爾在無法查閱任何一頁相關文獻的情況下，完成了這本書。“如果我沒有被俘，”他的在回憶文章裡說，“我的那本書一定是另一種樣子”。透過冥思形成的文字，在他沒有意識到的情況下，完成了他自己的歷史觀點：“這是對地中海景觀唯一的思想回應，此前依我所見還沒有任何傳統的歷史敘事能夠抓住這一景觀；另一方面，這也是對我跨越的這段悲慘時段的唯一存在的迴應。”

這兩句話，出自他的一篇名為《歷史學者長成記》的文章中，並把他的回憶推向了高潮，跟他著名的“長時段”理念結合了起來：

“敵人的電臺與報紙報道的事件不斷向我們湧來，甚至還有秘密電臺傳送給我們的倫敦訊息，我需要做的，就是超越這些事件和訊息，摒棄它們，否定它們。打倒事件！特別是那些讓人生厭的事件！我不得不相信，歷史，或是命運，是鐫刻在具有極大深度的層面中的。選擇長時間的觀測點，就是選擇上帝天父的位置作為庇護所。歷史遠離常人，遠離我們日常生活的苦痛，緩緩書寫、緩緩演變，和地中海的古老生命同樣緩慢，這就是我常常從地中海古老的生命中感知的永恆和亙古的靜止。由此，我有意識地尋求我能夠把握或者能夠創造的最深邃的歷史語言，這是一種靜止的事件，或者緩慢流淌、固執地不斷重複。”

他以冥思性的歷史寫作來抵抗“事件”的做法，尤可針砭我們當下的生存。一天之內，尤其在工餘的晚上，八九點過後，“事件”對一個人構成最強大的誘惑和包圍。十多年前，有人就把瀏覽新聞的行為諷喻為“批閱奏章”，一條條刷過來，一樁樁新鮮事看過，在每一個評論上停留幾秒鐘到幾分鐘，大有“天下事盡待我決策”的幻覺；而今，新一茬人長成，更強有力、更快捷的“互動”方式交到了他們手裡，在“事件”中沉浸並給出自己的操作——評論、轉發，等等，捎帶各種讓自己沉醉的情緒發酵，幾乎成了一個人每天存在的方式和意義所在了。

這時，聽聽布羅代爾“打倒事件！”的呼喊，是一件多麼有益的事情。“長時段”對他來說，並不只是一個單純的專業觀念，那其實關係到一種迫切的需要，要保護自身的身心的一體。人人都需要庇護所，但並不是誰都懂得有這麼一個事物存在；它一定是遠離日常生活的，只有擁有了它的人，才能懂得自己脫離了怎樣致命的生命耗損。

一篇宣言、一個訊號、一個歷史性事件

《地中海與菲利普二世時代的地中海世界》在1949年正式出版，也標誌著布羅代爾正式成為“年鑑派”的中堅人物。年鑑派，是基於1929年，由呂西安·費弗爾和馬克·布洛赫兩人合作辦起的《年鑑》雜誌而得名，這二人的友誼一直持續到1944年，布洛赫在二戰的動亂中被德軍槍殺為止。年鑑派不僅是法國名聲最大的歷史學研究陣地，在世界範圍內，要說有哪個歷史學派最具知名度，年鑑派也是當仁不讓。比布羅代爾整整大兩輪的呂西安·費弗爾，在戰後創辦了法蘭西高等科學研究院並擔任院長，他是在埋頭批改學生論文的餘暇，將《地中海》一書通讀完畢的。那時他已年過七旬，在書中，他看到了一種“從未有人嘗試過的分析”：

“我們隨意地用一個詞來命名了一種事物：地中海，這一事物體現了一種力量，它能引導、阻礙和抑制，或者相反，激發和促進人類力量的運用……這本書是一篇宣言、一個訊號，我還毫不猶豫地說它是一個歷史性事件。”

費弗爾看重的歷史學精神，用最簡單的話來說，就是關注人。費弗爾說，在1949年前，歷史學者花了很大的篇幅談論事實，實際上，事實就是他們自己製造的，可他們卻讓人誤以為事實是一堆保持客觀原樣的材料。費弗爾還做了一個出色的比喻：學者以“把眼睛盯在顯微鏡目鏡上”的方式，看到了一些事實，它們很清晰，還著了色，然而，只要真的在專業實驗室裡看過顯微鏡，就會知道能透過目鏡看到的東西，都是經過精心製作的“標本切片”。而布羅代爾將地中海變成了一股力量，它在漫長的時間裡，在人們覺察不到的情況下，影響了他們的意志。

這樣一部劃時代的歷史著作，就像劃時代的民俗學著作《金枝》（弗雷澤著）、劃時代的人類學著作《憂鬱的熱帶》（列維-施特勞斯著）、劃時代的心理學著作《釋夢》（弗洛伊德著）一樣，在產生巨大影響的同時，也一直遭到最嚴厲的、事關學科性質的質疑，有人（往往是在瞭解到此書的創作過程後）說《地中海》根本就不是嚴肅的歷史學專著，書中的每一個事實都是布羅代爾虛構的，它屬於文學創作。

人與命運

1949年後，由費弗爾、拉布魯斯和布羅代爾三人擔綱的年鑑派，成為戰後對歷史學感興趣的法國年輕人爭相投奔的地方。年鑑派的特點是充分開放，把其他人文學科——人類學、地理學、宗教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學等等——全部納入，作為歷史學的輔助學科，獲取這些學科的研究方法、研究成果甚至它們看問題的方式。費弗爾本人尤其擅長“捍衛”他眼中的歷史學，他拒絕畫地為牢的研究，主張拆除學科之間的高牆，認為所有關注“人”的學問都是歷史學的組成部分。

這並不是什麼很深刻的道理，可是它卻需要一些得其精髓的學者來做出親身示範。布羅代爾寫道，他在當戰俘的時候，發現監獄是個好地方，它不僅你能教人耐心和忍耐，而且在監獄裡，他還能遇到一批又一批“同類”：

“看到所有猶太裔法國軍官都來到呂貝克（戰俘監獄所在地），那真是絕佳的社會學研究題目！稍後又來了各色教士67名，他們在各自的集中營中被當作危險分子，這又是多麼奇特的經歷！我的眼前展現出法國教會豐富多彩的畫面，從鄉村神甫到遣使會會員，從耶穌會教士到多明我會修士，等等。其他的經歷給我帶來別樣的愉悅，例如和勇敢得近乎魯莽的波蘭人生活在一起……”

布羅代爾就有這樣的寬廣的興趣，這興趣與其說是對各個人文學科的，不如說是對“人”本身的；他腦中沒有固定的“研究方向”，而總是樂於接觸和了解來自不同社會之中的人。所以他書寫的不是什麼“歷史事實”，依據的也不是單純的“史料”，而正是那些支配人的力量和人之間的互相關係。這的確是一個十足的“上帝視角”，是處在“上帝天父的位置”的人能夠擁有的角度。

《十五至十八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

商務印書館 2017年7月版

所以他的歷史寫作也確實帶有描繪“命運”的色彩——很多經典的文學作品也是這麼做的，透過具體人物的活動來勾畫一幅更大的圖景，揭示一個民族、一個地區或一個型別的人所受到的限制和獲得的激勵。年鑑派的文章和著述都是富於文學性的，第一代年鑑派的經典著作如亨利·庇朗的《穆罕默德與查理曼》、費弗爾的《拉伯雷與16世紀不信教問題》或布洛赫的《封建社會》，而比起這些，布羅代爾的《地中海》增加了一個地理學的視角，他利用個人的實地經驗（尤其是在義大利和北非生活和考察的經歷）書寫地中海周邊人民生活的環境：山脈和平原、海洋和河流、道路和城鎮，這些事物構成的“地理時間”有著緩慢的、幾乎固定不變的節奏，而“個人時間”則在其中快速流淌，一代代人更替過去，興起了各種運動，各種思想浪潮，不同階層的人在思想和風尚方面，有著節奏和速度不一的變化。

他的歷史學寫作完全打破了圍繞大人物和國家興衰做文章的老一套，那樣的寫作專注於“事件”，而事件，在布羅代爾看來，就是海洋表面的漣漪。大人物——亞歷山大大帝、拿破崙、丘吉爾之類——生活中短暫和戲劇性的時刻，以及巨大的興衰時刻如羅馬城陷落、伊斯蘭崛起、滑鐵盧戰役，等等，其位置低於一群人類物質生活的長期節奏，環境、貿易、航海路線之類塑造了他們的文化和精神，影響到他們的性格和命運。

可是這樣做，也會招致另一種批評，即“地理決定論”以及否定人的能動性。然而歷史不可能獨立於歷史學家的觀點和偏見而存在；與其他學科的專家一樣，歷史學家書寫任何一個主題的歷史，都會對其進行干預；事實上，歷史本身並不存在，存在的只是過去的現象，它們被淹沒在了所有消耗性的時間的雲翳之下。像在調色盤上調色一樣，布羅代爾在乎的是把新的學科引入了歷史；雖然具體的事件是漣漪，但把事件化入“長時段”的節奏之後，我們就豁然看到世界成了一顆頭顱一般，牽引上面的任何一處（例如地中海）都會引起整張頭皮的移動，或者，會使得其他地方獲得同等的注意。

全球視野的世界文明史

1956年費弗爾去世，布羅代爾接替他，在之後的12年裡領導《年鑑》雜誌。他從不說年鑑是一個“學派”，他只是說，進入“年鑑”之門的人都是真愛歷史的人；他也 一直深深推崇與他亦師亦友的費弗爾，以及他未能見過幾次的布洛赫，他說年鑑派最好的作品，在1929~1939年間都已出現，那十年也樹立了這個學派獨有的風骨：“閱讀《年鑑》雜誌，我們就回到了人世間。進入《年鑑》雜誌字裡行間的是現時的人和過往的人，他們帶著他們具體的問題……‘鮮活’的問題。”

就是在布羅代爾執掌《年鑑》的第一年，年鑑派看起來取得了一個重大的成就：法國教育部規定，高中生歷史學習的最後一年要用於“當代主要文明”的比較研究，也就是說，把歐洲、蘇聯、遠東、東南亞、穆斯林世界、非洲等等都納入教學範圍，引導學生以世界的眼光來認識歷史。這無疑符合年鑑派的理念。不過三年後，這個計劃就遭到了保守派知識分子的猛烈攻擊，他們認為像過去那樣，按照從古到今的縱向順序講述歷史，以橫向比較為次要，才是正道。

這場辯論進行到1963年，布羅代爾貢獻出了一部“文明總調查”性質的作品，它就是《文明史綱》。中學教師將它用於教學，然而不久之後就放棄了此書，因為它太難：以中學生的認知水平而論，年鑑派的“全球視野”似乎太超前了一些，《文明史綱》也顯得太厚。

年鑑派在這場交鋒中最終也落敗了，不過《文明史綱》一書並沒有失敗，布羅代爾在書中陳述了事件的“短期”與社會底層結構的“長期”之間的對比；他用他對美國、蘇聯和伊斯蘭教世界的瞭解，平衡了他關於法國、歐洲和北非的深度知識，再補上有關東亞、印度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的簡述，從而組合出一個比較完整的世界文明版圖。闡述每個文明的時候，他的方法如同《地中海》一樣，首先看其地理狀況，其次考察經濟和城市發展，最後看人的精神生活。政治領袖，作為傳統意義上的“大人物”，很少出現在書中，可是哲學家、數學家、宗教思想家、科學家的名字卻星羅棋佈。

《文明史：人類五千年文明的傳承與交流》

中信出版集團·見識城邦 2017年10月版

這種平衡感和綜合感，的確對教學提出了較大的挑戰，可是它所表現的美德，其益處不可限量。它有一種徹底排除種族或民族主義思維，並且汰淨了意識形態烙印的史觀，並展現了靈活而睿智的敘述手法。例如，在講到蒙古征服俄羅斯時，布羅代爾沒有讓讀者產生“誰更野蠻”的印象，而是說，蒙古人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將他們的威望強加給了莫斯科的大公們”，說蒙古人來自一個更有組織的國家，“給莫斯科做出了榜樣”。“歐洲中心論”“西方優越論”“美國例外論”之類，在書中是看不見的，在一個冷戰局勢緊張的年代，布羅代爾宣稱俄羅斯文明是“歐洲家園”的一部分。

當然，以一人之力寫這樣的書，缺陷也不可避免。比如既然有詳略之分，那麼那些略寫的部分——如關於中國、澳洲、非洲和東南亞的部分，就會顯得太敷衍和機械了。他的長項領域仍然在於歐洲，在於對法國、德國、義大利和地中海周邊其他地方做沉浸式的考察，為此也有了他的另一厚重之作《15—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

年鑑派過時了嗎？

從《年鑑》卸任後，布羅代爾將其最後的精力送給了法國。在《法蘭西的特性》這部書中，他再次運用了“長時段”比喻：他將歷史比作“一片漫無邊際的、幾乎靜止不動的水面”，在那上面航行，人類漸漸地就不由自主了。他把法國稱作一個“順著它自身的歷史斜坡滑行”的文明，因為它的歷史是如此漫長。

《法蘭西的特性》

商務印書館 2020年1月版

不過，身處20世紀，布羅代爾當然也感受到了歷史的提速：事件發生的節奏急促起來，社會結構變動的節奏也更加突出和強烈，地理環境和城市、房屋、道路、人物之間的互動，並非如以往那般不緊不慢，更不必說社會心理：如今我們熟悉的以“十年”為計時單位的做法，以及對上一代與下一代之間的“斷裂”的印象，正是從100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和結束時開始出現的。

他沒有寫完這本書就逝世了。年鑑派的下一代——雅克·勒高夫、馬克·費羅和勒華拉杜裡等人也基本退場。假如我們的每句話都不厭其煩地以“如今”開頭，那麼我們得說，如今不像是一個適合年鑑派生長的時代，因為迫使人們“畫地為牢”——不論是在學府裡還是在小區裡，不論是在公開表達還是在靈魂深處——的力量太多、太強大。但是，“長時段”的思維仍然是一個人在事件之流中穩住陣腳的必要方式，憑著它，我們將始終記得，個體的不安全感也是命運的一部分，是那“永恆而亙古的靜止”的歷史施力於個體的一個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