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足跡：韓城“黃河文化”的地域呈現

前言

陝西韓城地處黃河西岸

，與山西河津隔河相望，為上古傳說中大禹鑿山開河之龍門所在。自先秦起，藉助黃河河道的便利水運條件，韓城逐漸成為陝西沿黃一線的重要津渡。

陝西“韓城”之名出自《詩經》中“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之句

，春秋時期為少梁，秦時置夏陽，至隋改名韓城，歷代沿襲，幾無變更，直至1984年設縣級市。作為國家歷史文化名城，韓城境內現有國家、省級等各類歷史文化遺存數百餘處，其中僅元代建築就佔全國總數的六分之一。

黃河流域作為中華文明形成發展的歷史搖籃

，存續有黃帝、炎帝、伏羲、女媧、倉頡、堯、舜、禹等中華文明早期人文先祖的歷史遺存和文化痕跡，是中華文明的根脈所在。韓城為上古傳說中大禹鑿山開河的

“龍門”所在，“龍門”的稱謂出現於《尚書·禹貢》之中，“導河積石，至於龍門，南至於華陰，東至於底柱，又東至於孟津”。

作為中國古代最早的系統性地理著作

，《禹貢》對大禹治水範圍的地域記載，是當時中華文化核心區範圍的地理概述，對黃河流域中華文化形成具有深刻影響。商周時期，大禹治水的地域即為“禹績”所在，被視作中華文化早期的核心地域，具有文化正統性。

商代建都後

，特意強調都城在“禹績”之中，“天命多闢，設都於禹之績”，以彰顯政權接續的合法性。周文王作豐邑時，也要以“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強調其部族是在中華文化圈之內，為滅商提供法理基礎。

龍門作為《禹貢》明確提及的“禹績”所在，

在黃河流域根脈文化中佔據獨特地位，即便後世有洛陽龍門的出現，也毫未影響韓城龍門作為黃河文化重要地標的歷史地位。韓城所在的黃河中游地區長期作為中國古代政治文化中心，文化傳承的穩定性和延續性極強。

在韓城地域歷史文化的傳承過程中

，大禹的歷史傳說與龍門這一地理載體之間的文化聯絡日益緊密且不斷涵育豐富，在追頌讚揚“禹績”的同時，逐漸藉助龍門周圍的自然景觀特點形成具體“禹跡”，形成“口傳”到“實存”的文化構建過程，凸顯出黃河文化在地域發展中的動態特徵。

龍門地處黃河晉陝峽谷的出口

，峽谷內兩岸崖壁對峙，河道寬僅有百米左右，出龍門後，兩岸地勢平緩，河道寬度迅速展擴為2000米左右，確有破口而出之勢。古人在驚歎地勢環境獨特神奇的同時，更增加了對大禹鑿山開河之功績的敬畏，“龍門地勢險，河率破山以行，禹功於此最難”。

龍門口地理景觀的神奇性和獨特性

，強化了古人對大禹鑿山歷史的文化認知，並嘗試找尋大禹鑿山開口的歷史痕跡。龍門口是大禹鑿山工程的關鍵區域，峽谷內兩側陡立的巖壁成為古人想象大禹鑿山的首要來源，“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廣八十步，巖際鐫跡，遺功尚存”。

儘管“巖際鐫跡”是古人對大禹傳說的歷史想象

，但在後世文獻的傳抄中逐漸成為言之鑿鑿的“定論”，“河流至此，寬約百步，兩山對峙，河衝其中，夾岸斷壁，狀近斧鑿”。隨著韓城地域文化的不斷強化和豐富，關於大禹開鑿龍門的歷史過程更趨向於詳細豐富。

龍門口之南的黃河河道內有自然淤積形成的礫石沙洲

，被附會為大禹鑿開山口後遺留下的碎石渣，“出龍門有洲若陵，陵鹹礫石，人云治梁為門之屑也”。龍門之北的峽谷內有一條支流，今名鑿開河，古名“錯開河”，“錯開河，由龍門而上六七里，即金門。

其西有澗曰冶戶川，川口頗多鐫跡

。昔金門未劈，崇伯不諳水性，意欲使河直行東北，故失利焉”。“崇伯”即大禹之父鯀，鯀治河失敗的“痕跡”，暗合鯀、禹父子二人相繼治水的歷史傳說。

所以，歷史文化傳承中利用自然景觀形成的“禹跡”文化建構

，不僅強化龍門的歷史文化地位，也凸顯出大禹治水與韓城的地理關聯，“河禹之德海內戴之，而尤切於韓土。何者？以其邇龍門也”。龍門作為大禹鑿山的發源地，催生出韓城境內大禹祭祀文化的興盛。

龍門兩側曾有規模較大的東、西禹廟建築群落

，為元世祖忽必烈敕修，並在至元元年（1264）遣官代祭，“丁酉，龍門禹廟成，命侍臣阿合脫因代祀”。

在韓城境內周原、梁帶、史帶、王帶等村

，還留存有明清時期修建的大禹廟，其中周原村大禹廟有明確記載始建於元代大德五年（1301），並經過明、清兩朝重修，是目前全國建廟較早、儲存最完整的大禹古廟，現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同時，黃河流域作為中國農業較早的起源地

，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為保證農耕文明的永續發展，先民不斷克服、協調社會經濟發展需要與生態環境束縛之間的矛盾，創造並積累出豐富的發展智慧和生態意識。

韓城境內山地面積廣大

，但因適宜耕作的土地有限，即便盡力勞作，產量仍然難以滿足本地需求，“韓壤六穀咸宜，第原隰不十之三，山陵逾十之七，竭七馳、四羽之遺以助地力而終歲之獲，不敷元元之用居，常仰丹陽之粟、合陽之麥”。

耕作環境的先天不足

，促使韓城農業生產必須要充分利用地理條件，逐步形成根據不同地理條件選擇相應作物的種植方式，以緩解糧食緊缺引起的生存壓力。韓城境內有澽水、芝水等黃河支流，加上這些黃河支流的次級支流形成韓城境內相對豐富的水系網路，尤其是地勢較低、水源充足的河谷地帶成為水稻種植區，“韓土地所出不異於他邦，以饒水故裕稻，而土門口以內、西山下為尤盛”。

儘管有水稻種植區的存在

，但面積有限，“澽壖多稻，志以小江南稱之，然貿之域外者無幾也”。因此，為提升種植收益，韓城民眾擴大經濟作物的種植比重，“芝川、司馬坡迤北，水渠縱橫，悉種麻枲，近隴坡者，率以木棉。

計畝可收禾稼之利兩倍許”

。地勢較高、無法灌溉的西北淺山地帶則成為經濟作物花椒種植區，“西北山椒迤邐，溪澗柿林殆滿，霜落時一望，紅紫如二月花，人曝其實，食以佐谷”。時至今日，花椒仍然是韓城西部山區主導經濟作物，併成為全國知名的地方農業特產。

另外，黃河河道的擺動移徙也加劇了韓城耕地緊張的不利局面

。“龍門而南，距郃之陽域不百里，壖多客土，但遇浲水，率善潰徙。東潰則遺壖在西者享其利，西潰則遺糧在西賠者罹其害。”河灘地的不穩定性，不僅嚴重影響臨河村落的農業生產，甚至還會因為河岸崩坍迫使村落搬遷，“迨光緒初年，老崖下灘地尚有，由芝川達禹門大道昭然。

至十七、八等年，全行漂沒”

，沿河村落“原上地狹，自灘地化為烏有，雖租糧暫免而房產蕩然，遷徙流離，誠為可憫”。在先天農業耕作條件的諸多束縛下，部分韓城民眾逐漸放棄農業生產轉而從事商業活動，以至於“地好商賈”成為韓城的地域特色。

韓城境內種植多種經濟作物的方式

，儘管提升了當地的種植收益，但是也造成韓城民眾糧食來源嚴重依賴於外部供應，“以域狹，故粟麥獨缺，而仰給者上郡之洛川、宜川、鄜州、延長諸處，南之郃陽，西南之澄城，每歲負擔驢羸，絡繹於路。度溝歷澗，風雨雪霜，日夜不絕。富室貧家率寄飧於集市，倘三日閉糶則人皆失火矣”。

糧食供應、經濟作物銷售形成的貿易需求

，成為韓城商業發展的潛在動力。至明代萬曆時，韓城已經形成“南敦稼穡，北尚服賈”分佈格局。明末曾任韓城縣令的左懋第有記曰：“韓民好商賈，棄本務餘。餘由汴、雒來韓，途所至，華衣裳而迎道左者，皆韓人也”。

直至清代，依然是“商賈之利，縣北為多”。此外，司馬遷在《史記》中形成早期中華民族“同根一體”的歷史觀，是黃河文化的重要內容和精神支撐。

一方面，

《史記》中記載黃帝為最早實現和維護華夏諸部族統一的天下共主，司馬遷透過對上古帝王歷史材料的收集整理構建起以“黃帝”為初始、下至西漢的上古帝王沿襲相繼的歷史傳承體系，儲存了早期中華民族形成的歷史過程，奠定了中國早期多民族統一發展脈絡的歷史基礎。

另一方面，

司馬遷撰寫的《史記》作為中國最早的紀傳體通史，其中對中華民族早期歷史來源的撰述，不僅將中原帝王譜系與黃帝后裔直接關聯，甚至將中原周邊文化差異顯著的諸部族也作為黃帝支系，形成以黃帝為共同始祖的民族“同根”體系，對後世的文化認同和治史思想都具有深遠影響。

匈奴是西漢時期北方最強大的遊牧部族

，也是西漢王朝北方邊境安全的主要威脅，但是司馬遷記載“匈奴，其先祖夏後世之苗裔也”。至南北朝時，匈奴人赫連勃勃“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國稱大夏”。

韓城作為司馬遷故里

，境內儲存有司馬遷祠、司馬祖塋等相關歷史遺蹟，不僅是古今追頌司馬遷歷史功績的文化地標，更是黃河文化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載體。總之，韓城作為黃河流域內重要的歷史文化名城，是黃河文化內涵豐富、遺存

富積

的地域之一。

作為陝西沿黃地區的重要城市

，韓城地域所具有的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和歷史悠久的地域文化，不僅造就了厚積歷史底蘊的大禹祭祀及文化遺蹟，也積累形成了農商結合、因地制宜的生態發展經驗，還是中華民族同源同根文化意識的歷史地標。因此，韓城作為黃河文化的核心地域之一，是陝西省內弘揚傳承黃河文化的典型地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