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思想：上帝不可代替血緣，要在理性基礎上信仰一切

西周時期，一系列價值觀念在宗法血緣社會中產生，併成為支配整個社會發展的精神力量。

特別是西周宗法社會的獨特性，使其與殷商以前和秦漢以後的社會相比，在價值認同上同樣具有獨特性。

同時，

這一時期的認識，以我們今天的認知來看，或許有理性的，或許有荒謬的，

但是它都真切

的

反映了那個時代人們在思考什麼，社會在倡導什麼。

西周信仰：建立在理性基礎上的德性信仰

西周宗法血緣社會的整體信仰是一種人文信仰，這是我們的基本認識。

這種人文信仰，雖然存在於西周社會各個地域、各個宗族的生活觀念中，並且具有一定的差別，但是，因為這些宗族在社群維繫因素上的一致性，不同宗族的價值理念便在西周時期“萬邦協和”的社會生態下，匯聚成為整個社會的價值信仰。

這種人文信仰，

以“德性信仰”為核心，從本質上直接指向對“人”的關注，對生命價值和生存意義的思考，

從而使西周時期的文化逐漸呈現出一種獨立、主動、積極關注人自身發展的力量，並最終以迥異於殷商的形象出現。

這種從微而著的人文信仰的力量，也一步步

的

銷

蝕掉了源自殷商甚至更加久遠的原始宗教的力量，

最終使得中華文化從根本上屬於“人的文化”而非“神的文化”。

需要說明的是，“德性信仰”的提出，並非是要生造一個概念，而是希望從“德性”的幾個向度去認識西周時期的價值觀念。

人的“德性”兼具認知和實踐兩個層面

，不過，西周時期的各種價值觀念，還處在概念形成和內涵豐富過程的中，相對理論上的成熟，它更多的體現在實踐層面。

王國維先生曾說，

“中國人之所長，寧在於實踐方面。而於理論之方面，則以具體的知識為滿足”。

西周時期，人們的認知尤其如此，此時，尚未產生“思想家的思想”來準確界定各種價值觀念的具體含義，但是它們指向的各種行為已經存在於人們的現實生活中。

而且，

各種觀念的出現，並非源於哲學的冥想，它們都因具體的社會需求而產生，

因此，從這個角度去認識西周的價值觀念，大體是不錯的。

人的德性，總是趨向於認同一種積極的價值觀念，

因為“德性總是包含著善的傾向，無論是具體的德目，抑或整體的人格，德性都表現出向善的定勢”。

然而，

這種趨向是需要依賴人的理性思考和判斷的。

西周禮樂文明在思想文化史上的特別之處，就在於其具體可操作的實踐性，而禮樂儀式本身，又是具有最基本的人文理性的。

以宗教祭祀為例，祭祀的形式、時間、祭品、樂舞等等這些

“祭祀的儀節，是由人祭祀的觀點所定出來的，這便含有人文的意義

”。

另外，

西周禮樂文明成型的過程，就是對既有的社會價值觀念和生活禮俗進行理性擇選和最佳化的過程，

陳戍國先生就曾指出，從禮所承載的人文價值來看，一些小眾的、並不符合文明社會價值認知的習俗，即使被一些群體的成員承認並長期延續，也不能稱之為禮。由此，這種向善的、理性的認識，就在本質上和宗教思維相對。

以理性為基礎而與宗教思維相對的認識，則開匯出了西周時期的禮樂文明，而禮樂文明，又無疑是西周社會主要價值觀念的重要體現。

人的德性認知，是一種整體的、有機的認知，它對任何行為合理性的判斷，並非依據基於嚴格邏輯的單一標準，而是以一種整體性的思維，

去認識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

所以，從兼具認知和實踐、與宗教相違的理性思維、對人類社會的整體認知這三個方面來講，

西周時期的各種價值觀念，都在本質上屬於一種“德性信仰”。

人文信仰：突破宗教和政治藩籬的認識

然而，

確立人文信仰作為西周的價值信仰這樣一種認識，是十分困難的：

依照我們以往的認識，從西周延宕到春秋時期的文化，本質上是“‘一個潛在的共同的政治宗教價值系統及貴族社會組織中的同一體’的反映”。

而且，諸多現象也表明，一方面，依舊存在的原始宗教的神秘氣氛，很有可能使我們無法用一種符合邏輯和理性的思維，去分析西周時期人們的觀念，從而無法準確把握這一時期的人們究竟在思考什麼；另一方面，

春秋以後出現的、可能屬於“創造”出來的“政治文化傳統”，又極大的干擾了我們對價值信仰本身的認識

。

只有突破了這些藩籬，我們才可能發現，

僅僅依靠宗教的、政治的力量，西周時期以“德性信仰”為核心的價值信仰，是不可能建立起來的

，也不可能成為全民的價值認同，更不可能獨立於原始宗教和政治制度而具備長久的生命力。

而

只有從其生髮併成長的社會土壤——基層社會中，我們才可以真正認識到這種價值信仰的生命力所在。

原始宗教信仰中的人文精神

我們有必要廓清兩種觀念，第一個觀念是，

信仰是否必然的和宗教相聯絡。

依我們慣常的認知，成熟時期的宗教，它作為一種信仰的存在價值是不能被輕易否認的。

首先

在發展過程中，它們都具有“打破原始宗教、民間宗教的神秘巫術傳統的性質

，因為根據先知語言而系統化了的教規、教義、宗教倫理已超越了日常性的個人經驗，遂使宗教由初級的、囿於不同部族和狹窄地域的占卜、巫術、圖騰崇拜等向著理智化、理性化的方向發展”。

其次，在成熟的宗教哲學體系中，“根據托馬斯·阿奎那的看法，宗教的真理是超自然超理性的；但它不是‘非理性的’。

單單依靠理性我們不可能深入信仰的神秘中去。

然而

這些神秘並不與理性相矛盾，而是使理性盡善盡美

”。基於這種性質，理性化的宗教也在客觀上提出了“一種生活方向作為神聖價值去追求”。

但是，

並非各種文明的發展都遵循這樣一種軌跡，

“人類的各個時期僅僅由於宗教的變遷而彼此區別開來”的認識，並不是一種

定讞

，也不能拿來規束我們對西周時期整體社會信仰的考察。大體上講，西周在整個社會政

制

和文化的創制基調上，與殷商有著顯而易見的決裂。

除了所謂天命的轉移和政權的更迭，除了政治新生命的誕生，更加重要的意涵是，

周人並沒有完全繼承殷商原始宗教的神秘主義信仰

，而是創造了一種全新的文明形態，使中華文明順利走向人文信仰，這不能不視為一個獨特的文明現象。

而其中

最顯著的標誌，就是周人立國之初，以周公為代表的一批人，不厭其煩的對“德”這一觀念的宣示。

這種努力，與其說是周人對其新政

地

闡釋，不如看做是對殷商政治和周人歷史的全面反思，對殷商原始宗教文明的委婉批判。而中國思想文化的人文傳統，就是從這個時期開始真正奠基的，人文精神也是從這一時期真正起步的。

當然，

這樣講，並非否認西周對於殷商在文明的延續上存在的某種必然聯絡，但是這兩個時期的文明氣質確實存在很大的不同

。很明顯，西周和殷商對待原始宗教、對待鬼神的態度，直接代表了這一時期人們的信仰。

周人在認識上並不排斥鬼神，但是，“中國傳統的民族宗教，他們既有信仰的一面，也有否定的一面”，

正是鑑於殷人信仰的弊端，周人採取了“事鬼敬神而遠之”的態度，

這是傳統宗教意識在西周時期的重大轉變。

當然，

西周初期確立的這樣一種信仰導向，也在客觀上徹底截斷了政教合一國家和國教制國家在中國的產生

，其根本原因，就在於西周時期的信仰與宗法親緣社會的密切關係。

古人尊奉始祖或開國之君為祖，在西周為文王，尊奉有開創之功而有德之君為宗，在西周則為武王

；報祭，又叫告祭，在宗廟中舉行，是為了報答祖先神靈賜福而舉行的祭祀。

可以說，

作為國家祀典的禘、郊、祖、宗、報，無一不是在嘗試延續和鞏固已故祖先和族人之間的關係

，並希望從祖先那裡獲取庇佑和眷顧。

這其中比較特殊的，是對“天地”的祭祀。

“天地”，或者“天”所代表的“上帝”、“天命”，“地”所代表的“社稷神”，理論上都與西周政權有著密切的關係，是周王室祭祀的重要物件，而且在整個西周宗法社會，只有周天子一人享有這種權力。

但是，我們也看到，

這種對天地進行祭祀的初衷及其本質，依舊脫離不了宗法社會親緣關係的影響

，周天子以事父之禮對待天，以事母之禮對待地，他們之間建立的依舊是一種親緣關係，雖然這種關係只存在於觀念之中。

另外，

天子以下的大小宗族祭祀物件，則更加普遍而集中的面向了與該宗族有密切關係的先祖。

西周時期的所謂“宗法性傳統宗教”，帶有濃郁的、不可忽視的親緣色彩和宗族屬性，與西周的宗法血緣社會密切相關，正說明了這一點，從而也決定了其精神信仰的實質是“人道”的，而非“神道”的，是人文的，而非神秘的。

周人所建構的一系列祭祀典禮制度和物件體系，其目的並不是“藉助倫理的意義而不是神秘方術去接近上帝”，

這裡並沒有一個絕對的宗教走向倫理化的路向，而是奠基於宗法社會的宗親觀念在思想認識上逐漸成長為一種人文信仰的過程。

而且從殷商時期延續而來的神秘主義，

從一開始就不可避免的讓步於人文信仰，從而使西周時期的整個社會觀念以尊崇“人道”為旨歸。

結語

從殷商以至西周，業已發展成熟的宗法社會所強調的親緣觀念，已經凸顯了其在宗族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它甚至可以獨立於宗教的認識發展出一種理性認知，這是“歷史中的上帝”、“自然之神”都無法替代的力量。

同樣，

因為西周思想對中華文明的源頭性影響，中國思想史在其發展程序中也不斷詮釋著這一時期的價值觀念，

我們這個族群的文化基因庫也不斷得到豐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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