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漢與羅馬③｜劉徹“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一個2000年的誤解

編者按：

西方政治學者是近年才承認中國製度具有“強大的國家能力”，才承認中國於秦漢時期就建立了第一個“現代國家”，早於歐洲1800年。“現代國家”意味著要擁有一套非血緣、依法理、科層明確、權責清晰的理性化官僚體系。

與秦漢同時是羅馬。羅馬是西方文明的最大規模政治體。歐洲史上的大規模政治體，無不以羅馬為精神象徵。

秦漢與羅馬作為兩個都建立在農業社會之上的超大規模政治體，都需要處理土地兼併和小農破產的關係、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政權與軍閥的關係、本土文化與外來宗教的關係。但兩者的結果完全不一樣。羅馬之後再無羅馬，只有多個信仰基督教的蠻族封建王國。而秦漢之後卻繼續興起了融合胡漢的隋唐大一統王朝。

相似的基礎，相似的挑戰，不同的路徑，不同的結果。本文希望透過對秦漢和羅馬兩個古老文明的對比分析，增進人們對東西方文化的相互瞭解，促進文明互鑑，從而有利於更好地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合作實踐。

一體多元，正是漢的精神

中國西漢王朝與羅馬共和國同時。

《漢殿論功圖》，明，劉俊，絹本設色，縱165釐米，橫106。5釐米，現藏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繪漢高祖劉邦平定天下後，對追隨多年的臣子論功行賞的情形。劉邦與項羽不同，後者滅了秦後希望恢復分封制，劉邦卻拒絕退回分封，反而沿襲了秦制大一統。

西漢初期繼承了秦制又修改了秦制——繼承了直達縣鄉的基層官吏制度，但給宗族鄉紳留下自治空間；繼承了秦法的大部分條文，但去掉了肉刑；繼承了中央集權的框架，卻推行“無為而治”而讓民間休養生息。

短短四十年，漢朝從天子湊不齊四匹同色之馬，到糧食多得吃不完——“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文景之治”為什麼會突然變富？儒家經師們都解釋為“以儉治天下”，似乎皇帝省著花錢就能讓民間富有。還是司馬遷有眼光，他說“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在消除割據的廣袤土地上，用統一的文字、統一的貨幣、統一的法律、統一的度量衡創造出一個巨大市場，用商業將幾大經濟區域地聯絡起來。分工產生的交易價值讓社會財富整體增長，又反過來促進了農業生產率的飛速提升。造就這個統一基礎的是秦朝。只是秦朝拿它來搞政治，漢朝拿它來搞經濟。

“文景之治”以黃老之道統攝“法家之術”。道家思想最善於將水火不容的各方打通脈絡。儒法之間，儒墨之間，得時而起，過時則退，不留名相。拋卻“名實之爭”成為中華文明善於自我整合的智慧。

不過，道家解決了一些問題，又產生了另一些矛盾。鉅商大賈周流天下，小農卻大量破產；民間有周急振窮的俠義之士，也多了武斷鄉曲的“兼併豪黨之徒”；諸侯王們孕育了《淮南子》這樣的人文經典，也引爆了分封割據的“吳楚七王之亂”。

漢朝體制最終定型於漢武帝劉徹。他為中國幹了兩件大事。一是以推恩令“眾建諸侯而少其力”，重新完成基層“郡縣化”，並在此基礎上奠定了“大一統”的儒家政治；二是初步奠定了國家疆域。

儒家政治的主要根基，是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學。其核心是大一統。從哲學上說，是天人感應；從政治上說，是中央集權；從制度上說，是文官治國；從倫理上來說，是三綱五常。這套制度的難得之處，在於既塑造了權力，又約束了權力。中國的“奉天承運”和西方的“君權神授”不同。羅馬的“皇帝神格化”是為了論證其統治的神聖性，但“神意”和“民意”無關。在古代中國，天意要透過民心來體現。天子對人民好，“天”才認其為“子”，對人民不好，天就收回成命，另付他人。“其德足以安樂民者，天予之；其惡足以賊害民者，天奪之”。為了確保皇權對天的敬畏之心，董仲舒還加上了“災異”說。但凡有天災，皇帝就要反躬自省，看自己有沒有做錯的地方。於是，天子、天命和民心構成了一個三方制衡體系，天子管天下，天命管天子，民心即天命。它強調“權力”的最終來源是“責任”。有多大權就要盡多大責，不盡責就會失去權力合法性。父母不盡責，子女絕親不為不孝；君主不盡責，民眾改朝換代不為不忠。“有道伐無道，此天理也”。

“漢並天下”瓦當，西漢，直徑17釐米，現藏故宮博物院。

大一統思想不光包含政治道德，也包含社會道德與個人道德。例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的仁道；例如“反躬自厚、薄責於外”的恕道；例如“父子兄弟之親，君臣上下之誼，耆老長幼之施”的親親尊尊之道。但任何思想都不能過度。災異學說一過度就成了東漢讖諱迷信；三綱五常一過度就成了束縛社會活力的教條；親親尊尊一過度就沒有了法律意識。但在那個摸著石頭過河的秦漢時代，建設一個超大規模政治體的過程，只能是邊建設，邊批判，邊創造，邊完善。

劉徹接受了董仲舒天人之策。

第一件事就是舉孝廉，文官政治的察舉制由此開啟。劉徹明白，治理如此廣闊的天下，不能僅靠門閥富豪，而要把權力分配給基層中那些最識大體、最有道德、最有知識、最有責任心的人，才能凝聚民心擴大執政基礎。從他開始，官府從民間尋找既懂得“當世之務”、又能夠盡孝守廉的寒門之儒，讓儒生與基層法吏並行，實現了“治理與教化”合二為一。他還創造了“刺史制度”以約束文官，這是中央監察制度的開端。

蒲輪徵賢，18世紀《帝鑑圖說》彩繪插畫，描繪西漢武帝劉徹徵聘名儒申培公的情形，聽說申公年老，劉徹恐其途中受勞，命人駕車去迎接申公，又用蒲草裹了車輪，使其不致過於顛簸，坐得自在。

說劉徹“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實為誤解。他用董仲舒的同時，還用了法家張湯、商人桑弘羊、牧業主卜式，乃至匈奴王子金日磾。這些人，雖讀春秋，但並非全然的儒生文士。國家太學有儒家經學的學官，民間則是法、墨、刑名、陰陽四處開花。西漢政治從思想到實踐都是多元的。既然多元，為何又要用儒家思想來作底？因為沒有一體，只靠多元互搏平衡，最終還會分裂。而只有“大一統”才能將多元的思想匯聚在一個共同體內。

文化上便是如此。齊國早不存在，但齊國的“月令”成為漢的“政治時間”，“蓬萊”神話正是出自齊地；楚國早不存在，但屈原歌頌過的楚神“太一”成為漢的至高神，伏羲、女媧、神農、顓頊、祝融，成為漢人共同的祖先神；漢皇室是楚人血脈，劉邦的大風歌，劉徹的秋風辭，都是楚歌，可定音協律的卻是趙人，漢樂府之祖李延年出身於趙國中山。

《“太一將行”圖》帛畫殘片，西漢，長43。5釐米，寬45釐米，1973年湖南省長沙市馬王堆三號漢墓出土，現藏湖南省博物館。上部正中繪一個頭戴鹿角的神祇，據其左側題記推斷可能為“太一”神，“太一”為屈原歌頌過的楚神，至漢代成為至高神。

大一統並沒有造成地方文化的消亡。地方文化反而越過原生的界限，在更大範圍內傳播。只要永遠保持開放，統一之上也能多元。漢文化之所以比秦文化更能代表中華文化，是因為漢將多元乃至矛盾的思想、制度、文化和人群，最終融為一體。

一體多元，正是漢的精神。

司馬遷為何批評公權力，又讚美公權力？

很多人常責難中華文化產生不出與“公權力”保持“絕對獨立”的西式知識分子。唯一有點接近的人物是司馬遷。他《史記》裡的刺客、遊俠、商人享受著和王侯將相同等“列傳”待遇，他敢於批評漢武帝，還敢於站出來為蒙冤的李陵抱不平，因此被判罰宮刑。

但司馬遷終究跟遺世獨立的希臘學者們不同。出於君道，漢武仍任命已受宮刑的他為中書令，相當於貼身秘書；出於臣道，他仍然秉筆直書繼續發表意見。他雖不喜歡漢武帝的政治風格，但對其強化郡縣制之“推恩令”大加讚許，認為是解決動亂根源的偉大舉措；他一生清貧，但從不仇富，認為大部分商人的財富是靠把握經濟規律苦幹而來“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他被酷吏折磨，也沒有記恨法家，還認為法家政策如實行得好，也有“維萬世之安”之效果。

司馬遷從沒有因個人痛苦而發展出對體制的系統性批判。因為“個人”不是司馬遷的精神追求，他關注的是整體，是“天下”。他批評公權力，不是因為刻意追求獨立，而是認為對天下有害；他讚許公權力，也不是因為屈服淫威，而是認為對天下有益。在天下面前，個人得失全得放在後面。自由之上，如何盡到家國天下之責任；責任之上，如何不失心靈之自由。不光破，還要立；不光提出差異，還應追求共同。個體自由和集體責任的對立統一，是中國知識分子區別於西方的鮮明特點。

《史記》中不光批評了漢武，還寫了劉邦之猜忌、呂后之亂政、各個功臣名將之微處，將漢的開國說得毫無神聖可言。《史記》一共只抄了兩部，銷燬輕而易舉。然而，從昭宣兩朝開始，這部“謗書”竟成為官方正式收藏的國典。《太史公書》亦作為西漢的國史代代相傳。沒有主動包容的意識，沒有自我批判的精神，是做不到的。漢將史官制原則推向了新的高度——史官有評價皇帝的權力。這個原則被歷代王朝所繼承。哪怕是元朝與清朝，皇帝可以殺個別史官，但從來不敢撤銷史官制度。撤銷了，就不是華夏正統。

華夏正統就是中華道統。大規模政治體的長治久安不會建立在純粹威權之上，必須是各群體各階層對道統的內心認同。中華道統的核心是中容和（中道、包容、和平）。體現著一種原則，一種境界，一種規律，一種價值。聖賢有聖人之道，而君有君道，臣有臣道，將有將道，商有商道。一直到琴棋書畫醫酒茶劍等人倫日用方方面面，都有道。春秋大義，深埋於士民的骨子裡。

（此文為潘岳同志為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的“秦漢王朝與羅馬帝國比較”一書的序言）

作者：潘岳（中央社院黨組書記、第一副院長）

編輯：魏芯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