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的母親也沒讀過魯迅的《吶喊》《彷徨》，她喜歡張恨水的小說

1919年1月，周作人發表了影響深遠的《平民文學》一文（《每週評論》第5號），明確提出新文學必須堅決反對貴族文學，代之以記敘普遍和真摯思想感情的文字。此前，陳獨秀已經喊出了“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的響亮口號（《文學革命論》），周作人此文可以說是對這一口號的詳細闡述，從此平民文學成為五四文學的一大標籤。

從出身來說，

周作人不是平民，發表《平民文學》時的身份是北大文科教授；陳獨秀是他的頂頭上司——北大文科學長。他們身邊的胡適、魯迅、錢玄同、劉半農等新文學同仁，沒有一個是白丁

。

周氏昆仲

由鴻儒們建設起來的平民文學必然帶上精英的色彩。思想上的反禮教和西化不用說了，就是語言，雖然經胡適首倡，用白話取代了文言，但也並非老百姓的口頭語，而是一種相當歐化的漢語，最顯著的表現是西式的語法結構和標點符號，以及新的詞彙。這樣的文學顯然不接地氣，普通老百姓——平民——很難一下子就接受，更談不上喜歡了。實際上，直到1924年，茅盾依然坦陳“新文學尚沒有廣大的讀者界”，因為“要養成一般群眾的正則的欣賞力，本來不是一朝一夕所可成功”（《文學界的反動運動》）。

一個最能說明問題的例子就是魯迅的母親，她從來沒有讀過《吶喊》《彷徨》，只喜歡張恨水的小說。

五四新作家不僅反對古代文學，也反對以張恨水為代表的當代通俗文學，他們對所謂“鴛鴦蝴蝶派”的批判是不遺餘力的，不僅因為雙方的文學主張完全不同，也因為後者佔據著巨大的讀者市場。五四文學雖然是新潮，但讀者只侷限於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對此周作人早有預見，他在《平民文學》中明確地指出：“平民文學決不單是通俗文學。白話的平民文學比古文原是更為通俗，但並非單以通俗為唯一之目的。因為平民文學不是專做給平民看的，乃是研究平民生活——人的生活——的文學。他的目的，並非要想將人類的思想趣味，竭力按下，同平民一樣，乃是想將平民的生活提高，得到適當的一個地位。凡是先知或引路人的話，本非全數的人盡能懂得，所以平民的文學，現在也不必個個‘田夫野老’都可領會。”勇於擔當“先知”和“引路人”，無疑值得欽佩，但和平民之間的距離感也十分明顯。

沿著這個思路再來看魯迅關於“鐵屋子”的那段名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 （《吶喊·自序》）不管魯迅的基調多麼絕望，他分明還是把自己放在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和“少數者”之列，和乃弟周作人的自我定位完全一樣。

1932年瞿秋白反思五四新文學時尖銳地指出，“五四式的新文言（所謂白話）的文學，以及純粹從這種文學的基礎上產生出來的初期革命文學和普洛文學，只是替歐化的紳士換了胃口的魚翅酒席，勞動民眾是沒有福氣吃的。”（《大眾文藝的問題》）他甚至認為這種文學對於民眾是“白費”。瞿秋白是從無產階級革命的角度來立論的，話講得可能有些過頭，但他指出的問題並非毫無針對性。五四文學運動以平民的名義發動，但又以批判平民，至少是教育和引導平民為目標，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內在的矛盾。

（節選自顧鈞《文學史上白話文與文言文之爭》，全文見2019年5月15日《文匯報·文匯學人》）

作者：顧鈞

編輯：任思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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