甑山遺舊宅，大隱在人寰 “理學真儒”張履祥與京杭大運河

本文轉自：嘉興日報

◎夏春錦

張履祥（1611—1674）是明末清初的理學家、教育家和農學家，因“祖述孔孟，憲章程朱”，被譽為“朱子後之一人”的“理學真儒”。清同治三年（1864），閩浙總督左宗棠為之捐資修墓，並親自題寫墓碑“大儒楊園張子墓”。同治十年（1871）十二月，被朝廷批准後從祀孔廟，得以躋身儒家聖賢之列。

張氏世居桐鄉縣清風鄉爐鎮楊園村（今桐鄉市烏鎮鎮楊園村），這裡地處京杭大運河北岸、古皂林驛所在地（今皂林村）的西面。他一生以坐館為業，得運河水網之便往來穿梭於浙北地區。作為有著強烈濟世情懷的儒者，張履祥關心民瘼，針對運河水利問題，提出過具體可行的舉措。

鍾靈之地

楊園村與皂林村隔金牛塘相望，金牛塘又稱秀溪（一作繡溪），是京杭大運河在桐鄉境內最主要的支流之一。張履祥生於斯，長於斯，可以說是喝著運河之水長大的，對運河沿岸的風土人情從小耳濡目染，已內化為其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徜徉其間，曾作《野步》詩云：

芳草紛紜藉麥苗，餘紅閒雜柳枝條。

漁舟半出犀溪右，板擊聲聲過野橋。

詩作中的“犀溪”即西溪，“野橋”應該就是西溪橋了。運河水系發達，正是透過無數猶如觸鬚般的支流，將其影響延伸到了沿岸居民生產生活的深處。而詩意盎然的運河風光，也給張履祥的耕讀生活增添了一份閒適和野趣。

據《光緒桐鄉縣誌》卷五“建置志下”記載：“楊園隱居，在清風鄉爐鎮西三里楊園村，當西溪橋之南，為張楊園先生世居舊宅。”西溪橋今存，橫跨於國堡橋港（疑古時稱作西溪、犀溪）之上，據橋樑上的石刻顯示，為清咸豐七年（1857）仲冬時重建。張氏世居於此，舊居就位於該橋南面。到了晚年，張履祥又在老宅的基礎上新建了務本堂，“與兄正叟同居，怡怡終身”（嚴辰《張楊園先生傳》）。

張履祥主張“耕讀相兼”，強調“讀書是士人恆業”，“惟有‘耕田讀書’四字，子孫可以世守”。他的書齋生活頗有些枯索，經常獨自坐在務本堂東北隅的一間小書房內研讀朱子的著作，屋內除了典籍，只有一幾一榻、一筆一硯，此外別無長物。儘管如此，這裡無疑是他的精神巢穴，也成為了後世讀書人為之嚮往不已的鐘靈之地。住在運河上游的濮院諸生沈堯諮就曾慕名前來尋訪，留下一首《楊園隱居》詩，寫道：

甑山遺舊宅，大隱在人寰。

碧水自清淺，白雲空往還。

高風殊落落，啼鳥尚關關。

不見楊園老，憑誰一訂頑。

沈堯諮，字飭臣，號山臞，少年時即仰慕張履祥學說，以孝悌為先。他以私淑後學身份，抱著崇拜的心理，瞻仰先賢舊居，寫景狀物多莊重之感。只是物是人非，詩人為自己不能親聆教誨，而深深遺憾。

道光初年，張家堂屋尚存，但到了光緒年間，已“廢為桑圃”，歸本鄉張福昌、張永昌兄弟所有。嚴辰對張履祥素所景仰，便由其出面懇請時任桐鄉知縣汪肇敏將此處土地買作官產，作為張履祥的永久紀念地，並立石為記。這篇碑記題為《務本堂故址立石記》，收在嚴辰纂修的《光緒桐鄉縣誌》中，署名為汪知縣所作。據碑記所述，後世出於紀念張履祥，先後有過多方努力，特別是對其故居和墓地都進行了較有力的維護。上文提到的就有同治三年（1864）冬，時任浙江巡撫左宗棠捐廉修墓，還親筆書寫了墓碑。碑石雖已不存，但拓片仍流傳於世，筆墨鏗鏘中依稀可見昔日的盛況。同治十年（1871），張履祥被入祀孔廟後，左宗棠又囑咐杭州名士丁丙於務本堂故址上興建專祠。因考慮到鄉間無人管理，便改建於青鎮（今烏鎮）的立志書院後，並得到浙江布政使楊昌浚的支援，撥專款建成，此即楊園祠。立志書院創辦人嚴辰曾邀請大儒俞樾為楊園祠題聯：

小邑溯遺蹤，輔黃早已為先導；

聖朝隆祔祠，湯陸還應讓後人。

聯語肯定了張履祥在理學傳承中承上啟下的作用，原本的布衣窮儒，超凡入聖，一躍成為了富有廣泛影響的儒家聖賢，這對於地方而言真可謂文化上的一大盛事。

與曹射侯論水利

作為有著強烈濟世情懷的儒者和豐富實踐經驗的農學家，張履祥對水利十分重視，特別是看到了運河水利對岸邊居民生產和生活的影響。

張履祥涉及運河水利的內容，主要存在於《與曹射侯論水利》《桐鄉災異記》等論述中。其中尤以《與曹射侯論水利》一文最為集中。此文其實是一封書信，寫於清順治十八年（1661）十一月，致信物件是張履祥的友人、石門縣（今屬桐鄉市）鄉紳曹序。曹序，字射侯，為曹家長子，身下還有弟弟曹廣和曹度等，兄弟數人居鄉時為人仗義疏財，平素對鄉邦事務尤為熱心，在石門縣擁有頗高的威望。張履祥正是看到了曹氏兄弟在石門縣的影響力，才會致信與自己更為親近些的曹序談論嘉興一帶的水利建設事宜，希望他們能有所作為。

話則要從明清之際桐鄉縣所遭受的天災人禍說起。據張履祥《桐鄉災異記》及地方史志記載，從明萬曆後期起至清朝初年，桐鄉一地的老百姓所遭受的水、旱、兵災，舉不勝數。其中與運河相關的幾次都是張履祥親眼所見：

明崇禎元年（1628）秋七月，海水倒灌，自海寧直入桐鄉，一夜之間包括桐鄉段運河在內的河流暴漲三尺有餘，因鹹度增加，田涸不敢灌，百姓生活用水也只能“汲井池以飲”（《桐鄉災異記》）。

清順治二年（1645）夏，值鼎革之際，戰亂頻仍，皂林因處京杭大運河沿岸，且當江浙兩省門戶之間，向為兵家必爭之地。本年上半年張履祥正好居家，據其描述：

夏五月，鄭兵逃歸，過皂林，人相殺，聚眾焚巨室，發墳墓，同宗兄弟行劫奪，縉紳主之。六月，貝勒入浙，經皂林，令率丞尉、學博、父老及舉、貢生員，獻牛酒以邑降。是年，皂林鎮為墟，人煙絕，盜乃大起，連歲勢益甚。（《桐鄉災異記》）

“鄭兵”是指明將鄭鴻逵的部隊，崇禎十七年（1644）南明弘光帝委派他擔任鎮海將軍，前往鎮江防守。弘光元年（1645）鄭鴻逵得知清軍渡過長江，於是急忙退還福建，在路過皂林時隊伍與人廝殺，趁機“焚巨室，發墳墓”，展開了大肆劫掠。六月，貝勒多鐸率部破揚州、殺史可法後，一路南下，勢如破竹。桐鄉縣令雖“獻牛酒以邑降”，但清軍還是遭遇民間抗清力量的反抗，“皂林鎮為墟，人煙絕”就在所難免。

順治九年（1652），自五月起久旱不雨，到了七月，“河流絕，井泉竭，運河底見，行不沾履，苗盡槁”（《桐鄉災異記》）。運河之水都能見底，足見其乾旱程度，非同一般。

順治十八年（1661）夏秋之際，桐鄉又一次爆發嚴重的旱情，張履祥在從嘉興返回皂林的舟中，但見：“運河之水逆流而西，勢若奔馬，支流若長水、陡門、永新、秀溪、白馬諸港，急流南下，其勢亦然。農人車救，罔間晝夜，是以運河之右，力雖勞而收尚有。至水所不及之處，則彌望皆枯矣！”（《與曹射侯論水利》）

針對這次旱情，當時正在海鹽半邏設館的張履祥，心中甚為憫惻。據其描述，當時“崇德之東境，桐鄉之南境，以至海寧四境之地，苗則盡槁，民卒流亡。桑柘伐矣，室廬毀矣，父子夫婦離矣，逃賦役者莫敢歸，丐於途者靡所適”（《與曹射侯論水利》）。老百姓生活已經到了慘不忍睹的境地。

出於強烈的憂患意識，張履祥給曹序寫了長信，結合自己的研究著重就開浚桐鄉、石門、海寧、嘉興和海鹽等處的水利章程，做了周詳的分析，並提出了切實可行的舉措。他還建議曹序“以情聞之當道，專委治水之使臨督其役，諸邑令長，各率其父兄子弟而開浚之，引崇邑以西之水而注之東，導桐邑以北之流而放之南，則瀕海方六、七十里之區，鹹收灌溉之利”（《與曹射侯論水利》）。

張履祥的建議，後來得到禮科給事中柯聳的採納，被付諸實行，並見成效。

安息之所

坐落於京杭大運河之畔的楊園村也是張履祥最終的安息之所。其去世後，家人原本將之葬於故居東南半里許，後來門人以墓地過於潮溼為由，遷葬至村北方向的西溪橋南。這裡作為後世紀念張履祥的主要場地，發揮了更加久遠的作用，憑藉著運河水網的交通便利慕名而來的後學接踵而至。

康熙六十年（1721），海鹽張朝晉和餘姚陳梓因服膺張履祥學說，出於對偶像的崇拜，專程到桐鄉對其墓地進行了修繕。當時，張家家道已衰敗不堪，張履祥的如夫人及其他四位後人均未能安葬，張、陳便聯合周旦雯、許醇夫、姚希顏等用範鯤刊刻《楊園先生全集》剩下的二十金，共築三穴，將五人一併葬於張履祥墓側。

乾隆十六年（1751），浙江學政雷鋐極力尋訪張履祥遺書及其子孫，還捐資刊刻《楊園張先生年譜》，並整修了張履祥墓，為新立的墓碑書寫了碑文——“理學真儒楊園張先生之墓”。雷鋐系福建寧化人，雍正癸丑（1733）進士，改庶吉士，特授編修。後歷任江蘇、浙江學政，累官至左副都御史。雖貴為浙江學政，卻能虛心向布衣之士陳梓問學。因同樣仰慕張履祥學說，撰有《張楊園先生全集序》《張楊園先生傳》等文。

此後，地方官及鄉紳對張履祥墓多有維護。據《光緒桐鄉縣誌》記載，嘉慶六年（1801）縣令李廷輝曾捐俸修墓。嘉慶二十三年（1818），縣令黎恂復修。咸豐四年（1854），平湖顧廣譽亦捐資重修，不僅建了墓門，還構築了石埠，補種了松樹。

其中，道光十九年（1839）和二十年（1840）安徽桐城人蘇惇元先後兩次到桐鄉尋訪張履祥遺蹟。其《謁楊園先生墓記》寫道：

往餘纂訂《楊園先生年譜》，即有志謁先生墓。去年夏重來浙，道桐鄉，迂舟入城，謁先生主於鄉賢祠。詢墓地不得其詳，不果謁。後閱志乘，知在爐鎮西溪橋。今自杭如蘇過桐，舟至爐鎮，逾鎮西行二里許，抵西溪橋，橋南百步，先生墓在焉。維舟詣墓下，焚香瞻拜。

據蘇文顯示，其兩到桐鄉走的都是水路，特別是第二次“自杭如蘇過桐，舟至爐鎮”，走的就是京杭大運河。蘇惇元所見到的張履祥墓，因年久失修，已“碑仆地，古松前伐”。他有志募資修墓，奈何“飢驅無定在，不能遂志”。直到咸豐四年（1854），平湖好友顧廣譽才完成了他的心願。咸豐七年（1857），董燿、沈寶榢、陸費吉哉等又進一步修繕，才使之“復完舊觀”。

再往後，便是同治年間左宗棠委託丁丙進行了大修，還購置了“祭田十四畝有奇”。除了自題墓碑，又書兩偈於墓門，一為“永遠防護”，一為“禁止樵採”。

到了同治十一年（1872），貴州貴築縣人李春龢出任桐鄉知縣。他聲稱自幼就欽慕張履祥的道德文章，上任第三天便跨過運河前往祭拜張履祥之墓。李春龢還捐廉銀五百金建祠宇兩進於旁墓，以供楊園先輩慄主，仍題名為“務本堂”。於祠前還開鑿了荷池，又增置祭田數畝。

清代的最後一次修墓是在同治十二年（1873），新任縣令胡日宣效仿前人，捐廉於祠後增築房屋三間，作為守墓人的棲息之所。

後來嚴辰纂修《光緒桐鄉縣誌》，專設“桐鄉八景”，其一即為“楊園瞻禮”，有詩道：

布衣祀兩廡，古今能有幾。

吾鄉得其一，楊園道在此。

墓畔建新祠，遠近來瞻禮。

妄欲附千秋，生壙營密邇。

進入民國後，為了響應新生活運動，桐鄉士紳發起成立了“楊園學社”，聲稱要“以研究楊園先生一生著作，並藉以發揮廣大，以改良風俗人心為宗旨”（《桐邑各界組織楊園學社》）。除了研讀張履祥著作，全縣各界還組織前往張履祥墓舉行公祭活動。為了體現對張履祥的永久紀念，1934年4月在全縣鄉鎮長聯席會議上，經沈光熊提議，會議決議將爐鎮改名為楊園鎮。

2011年時值張履祥誕辰400週年之際，桐鄉市政府不僅舉辦了紀念大會和“張履祥與浙西學術”研討會，對張履祥墓也進行了修繕。張履祥墓現為桐鄉市級文物保護單位，坐北朝南，如一位披上了新衣裳的歷史老人，端坐於京杭大運河之畔，看千帆過盡，河水悠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