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視為中興之機的兩次改革，緣何成了北宋亡國的根源？

若問北宋因何滅亡？有人說金兵大舉入侵；有人說徽宗奢靡無度，荒廢朝政；還有人說‘六賊’當政，吏治敗壞，今天我要說北宋實亡於黨爭。自神宗起，新舊黨爭五十餘年，對外態度搖擺，和戰不定；對內官場相互傾軋，朝廷朝令夕改。造成這一切的根源就在於人們津津樂道的範、王改革！

提起這兩次改革，現代人大多站在過來人的角度去研究其積極意義，比如：澄清吏治、抑制兼併、發展生產力、加強軍備等等。誠然，這些積極意義不可抹殺，但放在當時的社會制度之下，這些改革不可能成功，並且打開了黨爭的潘多拉魔盒。

宋仁宗慶曆年間，’冗官、冗兵、冗費‘問題日益嚴重，令這個號稱最富裕的王朝財政也難以支撐，外部與西夏戰爭不斷，內部農民起義此起彼伏，中央財政入不敷出，全域性性的統治危機全面爆發。面對此種困境，仁宗君臣開始思索解決辦法，一些大臣提出了改革一些不合時宜的政策以應對時局，此時本沒有保守派、改革派之稱，大部分人對於改革是沒有意見的，分歧主要在於改革範圍及方式。比較務實的人認為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這些人以范仲淹、韓琦為首上書《答手詔條陳十事疏》，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長官、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推恩信、重命令”等10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意在限制冗官，提高效率，並藉以達到節省錢財的改革主張。但同時，用人唯才是舉，忽略了道德及素質要求，導致政令實行過程中對民間造成困擾。另一部分人認為應該從道德教育提高官員素質，不必過分干擾市場。另外新政中’抑僥倖、均公田、精貢舉‘等措施侵害了少數人權益，這些人反對改革，態度強硬。前者人們習慣稱之為改革派，後兩者統稱為保守派。慶曆四年（1044年）十月，宋夏和議簽訂後，財政危機稍緩，宋仁宗認為統治危機已過，且改革派透過實行新政攫取權力，恐威脅皇權，再加上一些態度強硬的反對派控訴朋黨，遂全面罷黜改革派人士，取消新政，改革宣告失敗！此次改革雖然失敗，但其影響可謂深遠，甚至成為北宋亡國之因！

改革失敗後，北宋朝廷進入了一段反思期。激進派愈發激進，認為改革派失敗是因為權力不夠，改革不夠徹底；反對派則認為改革不但觸動利益，並且對民間干擾太大，反而起到惡劣影響，應當更加重視道德約束，因此愈加反對改革。由此走向了兩條極端而又截然相反的路！在朝政上由相互指責反對到相互攻擊陷害，最終滑向了黨爭的深淵！

神宗即位後重用王安石進行改革，企圖一舉改變積貧積弱的局面，此時的以王安石為首的改革派更加激進，對權力更加渴望，雖說是為了推行改革；用人方面更加不擇手段。而反對派以司馬光、二程為首，抱著典籍，站在道德高度反對更甚！此時的北宋政壇活躍的只有兩種人：一種是改革派，此類人比較務實，著眼於解決現實問題，但為人處事不擇手段；另一種人是保守派，此類人動輒引經據典，善於空談卻完全不通世事！無論哪派，掌權後極力打壓反對派，完全是排除異己，絲毫沒有了文人胸襟，君子氣度！此時的北宋政壇仿若一群有抱負的流氓和只會說教的腐儒輪流掌權，導致政策多變，尤其是外交方便朝令夕改，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惡果！

改革派上位，對外強硬，主張收復失地，往往挑起戰火卻徒勞無功，保守派趁機打壓，隨後掌權，不論是非推翻前者一切政令，對外卑躬屈膝，委屈求和。於是北宋自神宗其呈現這樣一種現象：國際環境太平，適合穩步發展時，國內鷹派掌權，對外擴張，失敗後下臺。邊境戰火燃起，需要保家衛國時，國內鴿派掌權，總是屈膝求和！《孫子兵法》有言：“兵者，國家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兵不妄動本沒有錯，但作為一個國家，至少應做到’不輕易言戰，戰必死戰‘。在這種長期錯位的國策指導下，焉能圖強？

神宗以後的新舊兩黨，實由慶曆時期的改革派和保守派逐漸演變而來。兩派的分歧由最初的改革方式到最後的是否需要改革，似是歷史的倒退，那麼是什麼導致了這種逆流？

改革派失去了道德約束，由最初的理想抱負到後來用人的不拘品德，發展到最後為了爭權奪利不擇手段；而保守派由最初的重道德但不反對改革，只是不同意改革方式，發展到最後強烈反對改革，變成一幫只會之乎者也的老夫子。北宋官場經‘慶曆新政‘而出現裂痕，至’王安石變法‘完全分裂對立，此後黨爭五十多年，直至滅亡，實在令人唏噓！

總結：北宋黨爭在於用人失策，由才德兼備變成了才德對立，後期的新舊黨：新黨有才無德，舊黨有德無才。而正是兩次改革完成了人才的分流，造成了後期黨爭不息。曹操曾言：亂世之初，用才不用德。這是特定情境，用人之道還是在於德才兼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