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夢龍《智囊》：一個人有無大智慧，主要看能否做到這四點

《智囊》是

馮夢龍

在明朝末年

輯成的一部智慧總集，全書共有二十八卷，分“上智”、“明智”、“察智”、“膽智”等各部分，其中第一篇“上智部”講述的是最高等的智慧。

智慧與人的智商並無必然的關係，它是

經驗

積累與運用的成果。最高等的智慧講究“

無心而合

”，在面對難題時，不需要經過苦思深慮，而是憑藉豐富的經驗，立馬就找出解決的方法來，這是隻有智商而缺乏經驗之人所沒法辦得到的。所以，在中國傳統的文化中，史書與小說所描繪的智者往往是經驗豐富的老者，而非天賦極高的少年。

《智囊》列舉了四種“上智”，它們分別是：

“見大”，即能夠分別輕重緩急，不因小失大；

“遠猶”，即能夠做到深謀遠慮，目光長遠；

“通簡”，即能夠變大為小，化繁為簡，不折騰；

“迎刃”，即能夠把握時機，遊刃有餘地解決棘手問題；

馮夢龍編《智囊》

懂得捉大放小，心中有大局

“見大”是最高等的智慧之一，擁有這種智慧的人能夠權衡利弊、區別大小，從而找到問題的最優解。《智囊》中舉了幾十則歷史例項，用來說明這個原則。

據說范仲淹當官時，他採用曹操和李世民的“用人唯才”原則，“多取氣節而略細故”，不因個人的歷史問題而有所偏廢，因為他知道“

天下無廢人，所以朝廷無廢事

”的道理。相比於個人的道德問題，其才幹對於國家來說才是最關鍵的。即使是雞鳴狗盜之輩，只要用得恰當，也會於國家有所助益，問題只在於如何任用而已。

歷史上，那些滿嘴愛國、忠誠的蠢驢、清流，往往庸庸碌碌，沒有一技之長，並且巧言令色，動輒以道德責人；例如明朝末年，有才幹的熊廷弼負責經略遼東、收拾殘局，清流們卻彈劾他不積極收復失地，令其罷官而還。等到後金攻陷遼陽，熊廷弼再次被啟用時，清流們又推出王化貞來制衡他。王化貞素不習兵，卻滿嘴收復失地、洗刷恥辱等大話，他佔據道德制高點來用兵，結果冒然出擊，導致廣寧慘敗，誤國不淺。

上智者在用人時，能看到熊廷弼的“大才”而無視王化貞的“小德”，能看出熊廷弼的務實而看穿王化貞的浮誇。熊廷弼的才幹也表現在他能認清穩定遼東乃是大局之所在，所以選擇守城拒敵，安撫遼民，收拾薩爾滸慘敗後的殘局；王化貞卻輕敵冒進，幻想透過一次決戰就能收復遼東——庸人只會說大話，卻不知道什麼才是大局，並且還拿大局來豪賭。在明末，王化貞得勢而熊廷弼遇害，皆因朝廷“密於防奸，而疏於求賢”之國策使然。

明朝經略遼東因用人不當而失敗

要做到深謀遠慮，見微知著

義利之辨是古往今來恆久的話題，其實爭辯的焦點只在於重視長遠利益還是短期利益而已，

所謂的“義”就是長遠之利益

。春秋之時，尊禮重信，諸侯會盟皆講究信義，故而小國即使不競，卻還能夠得到生存的機會；到了戰國之時，縱橫家崛起，諸侯都朝秦暮楚，一切著眼於短期利益，故而小國挾詐於大國，則大國滅之；大國挾詐於百姓，則天下誅之。陸賈說漢高祖“

逆取而以順守之

”，雖以詐力取天下，但與諸侯

剖符定封、與百姓約法三章，信義守之，此所以能長葆天下也。

所謂的“遠猶”就在於堅持以“義”為代表的長遠利益，不要目光短淺，因欺詐而失民心。

執政者缺乏遠見，實乃國之大弊。晉武帝建國後，鑑於亡魏之失而大肆分封藩王；又不聽郭欽的建議，任由羌胡雜居內地、擾亂塞內州郡。武帝明明知道太子庸愚，

衛瓘等人也屢次暗示，然而卻始終不肯更換人選。何曾說晉武帝每次與群臣宴見，未嘗說及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正因其目光短淺，不為子孫謀，故而才為八王之亂和五胡亂華埋下了禍根。

聰明人明白自己所在的位置，知道自己會給後來人造成怎樣的影響，所以能夠深謀遠慮、見微知著，即使身退了，也不給後世留下爛攤子。

為政者當深謀遠慮

化繁為簡乃是解決問題之道

中國人的思維講究化繁為簡，《周易》六十四卦、二百八十四爻，《莊子》說其總不出“陰陽”二字；《詩經》三百篇，孔子概況道：“

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四書五經，千言萬語，陸九淵卻說它們只是“發明本心”而已。

《老子》則雲：“少則多，多則惑。”所謂“世本無事，庸人自擾”，

許多雜事其實都是庸人不懂得辦事的方法而造成化簡為繁而已

。

《漢書》說周亞夫舉兵平定七王之亂時，某天夜晚，軍中突然發生騷亂。對此，周亞夫選擇安臥不動，沒有介入，不使事態擴大；《三國志》記載，張遼屯兵長社，某天夜晚軍中有人謀反，放起了大火，張遼下令全軍都不用輕舉妄動，之後再暗自帶親兵數十人捉拿首謀者，平定了叛亂。周亞夫與張遼都懂得“

鎮之以靜

”的道理，不輕易興師動眾，能把事態縮小、變簡單，儘量不擾動到大多數人，此所謂大智慧也。而那些蠢材在面臨同時的情況時，往往選擇興起大獄，鼓勵互相告密，搞得人心惶惶，株連無辜，這是不懂得“通簡”的道理。

“通簡”還表現在為政方面。《資治通鑑》記載，晉武帝咸寧五年，針對國家的財政問題

，司徒左長史傅鹹上書說：“當今之急，在於並官息役，上下務農而已。”要求朝廷裁減官員，重視經濟發展，以此來緩解財政危機；中書監荀勖則補充說：“

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

”裁減公職人員的數量並非節流的根本，要害在於怎樣做才能使天下太平無事，不需要那麼多人去處理公務。對此，漢文帝的方法是“休生養息”，唐太宗的方法則是“官在得人，不在員多”。

黃老的“休生養息”

漢文帝之時，匈奴和親、南粵稱藩，異姓諸侯皆已亡滅，故而朝廷無用兵之需；王室節儉，貴族收斂，內無宮殿之建，外無王府之設，官府開支專案不多，所以能夠輕

徭

薄賦，百姓衣食豐足。到了漢武帝之時，北擊匈奴、南平百粵，皇帝屢次封禪巡幸，天下多事，進而出現均輸、酒榷、平準等各種事項，為此增設了許多官職，使得國庫耗盡，被《鹽鐵路》猛烈批判；唐太宗時，天下大定，朝廷實現府兵制，征伐不愁供給，百姓在租庸調之下也各得其樂。而安史之亂後，兵戈連年，國家多事，為了緩解財政支出，唐德宗時期又推出兩稅法，其弊更大，終唐之世，不得安定。

《老子》曰：“將欲取天下也，恆無事。及其有事也，又不足以取天下矣。

天下神器，不可為也，不可執也。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

”

天下無事就是最好的狀態，但總是有許多自作聰明的庸君去擾民滋事，他們本想理清線頭，卻反而搞成了亂麻。

《智囊》說改革有兩種，一種是“革弊以存法”，另一種是“因弊而變法”。慶曆新政，范仲淹欲打擊豪強，去除弊病以使國家重歸快速發展的正軌，此所謂“革弊以存法”；熙寧時期，宋神宗患財用不足，王安石實行青苗、免役等與民爭利之政策，以此來豐實國庫，卻導致了黨爭與農民起義，此所謂“因弊而變法”。

歷史的規律就是這樣，一個朝代的前期往往是太平無事，百姓皆安居樂業；而到了後期，就滋生各種事端來，如明末的礦稅、黨爭、宦官、三餉、流寇等，天下多事起來之後，越強行加解決問題，事情反而變得越多，不到人亡政息的時候，這些事是無法徹底解決的。

解決問題要抓住難得的時機

漢初的封王曾引發戰亂，結果漢武帝一實行推恩令就和平解決了；殘唐五代的藩鎮似乎是一個死結，然而宋太祖只需杯酒釋兵權，便在談笑間使問題得到

迎刃而解

。

擁有智慧的人總是會根據時機來解決問題，不會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情況做出錯誤的事情

。

晁錯和

黃子澄都在建國初期，諸侯勢大的時候選擇暴力削藩，結果釀成大禍；竇武、

李訓意欲剷除宦官，卻不顧時機尚未成熟的現實，結果反被宦官所害。可見，能夠做到“迎刃”實非易事。智者唯有謹小慎微、不輕舉妄動，然後審時度勢，把握時機而已。

嚴嵩在得到嘉靖帝寵信的時候，任由百官如何彈劾，始終屹立不倒，那是因為他上有皇帝庇護，下有黨羽支援；然而，待到皇帝年老厭政以後，只需

藍道行的一句話，嚴嵩便失寵並最終倒臺。魏忠賢在天啟帝時期權勢熏天，能夠毒殺後宮，甚至產生廢立的念頭；而崇禎一上臺，只需一紙詔書並將其發配去鳳陽守靈，時勢的變化，往往成為解決問題的突破口——智者要善於觀察並把握時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