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哲思享｜李承貴：論席書對陽明心學的特殊貢獻

摘 要

作為王陽明的知己和道友，席書為王陽明心學究竟做出了怎樣的貢獻？就目前陽明學的研究成果看，似乎少專文涉及。縱觀席書與王陽明交往的歷史，席書對陽明心學的貢獻可歸納為這樣幾個方面：視王陽明被謫為“因言遭謫”的政治迫害，從而使陽明在政治上倍感溫暖；邀請陽明講學文明書院，為陽明心學在貴陽地區的生根創造了條件；支援陽明的學術主張，撰《鳴冤錄》，為陽明心學搖旗吶喊；欣賞陽明的德才，積極向朝廷舉薦，使王陽明在精神上深受鼓舞。席書的這些貢獻，不僅是對王陽明精神困頓的緩解，不僅是對陽明心學障礙的驅除，更是對陽明人格的肯定。所謂“德不孤，必有鄰”，王陽明亦因此對自己的學問方向和政治立場愈加自信。席書亦因此成為王陽明心學脈絡中的重要一員，是陽明心學的虔誠擁躉者。

［關鍵詞］

席書；王陽明；心學

王陽明是心學的創立者，而王陽明創立心學需要具備一些基本的條件。比如，作為個體生命存在的王陽明，政治上的險惡遭遇是否得到他人的同情與聲援？他的才華是否得到他人的欣賞並舉薦？其心學形成與發展，艱難曲折，驚濤駭浪，是否得到他人的認同和支援？如果說陽明心學的形成並不能離開這些常為宏大敘事所忽略的“貌不驚人”的因素，那麼可以說，席書無疑在陽明心學形成過程中扮演了特殊且重要的角色。席書（1461—1527），字文同，號元山，四川遂寧縣（今遂寧市）人。席書雖不算嚴格意義的拜門弟子，但與陽明相識後，便為陽明的才華與魅力所吸引，不顧自己年長於陽明的事實而表達拜師之情。席書說：“吾聞會稽之間有與陽明友者王思輿輩其人，也有從陽明遊者蔡宗兗輩其人也。予雖未得相從二三子於陽明山麓，或詠或遊以追舞雩之趣然，而意氣相感已神會於浙海之隅矣！ 幸相與鞭勵斯道，無負天之所以與我者，此固陽明之心也，無亦諸君之願歟？”席書如此欣羨神往，足見其從學王陽明之誠，所謂“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也。那麼，席書在陽明心學的成長過程中究竟扮演了怎樣的角色，發揮了怎樣的作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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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請講學，促成心學種子的播撒

王陽明於1508年春到達貴陽龍場，條件十分艱苦。《年譜》雲：“龍場在貴州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蠱毒瘴癘，與居夷人鴃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居，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雜草叢生，蟲蛇出沒，疾病侵襲，與當地人言語不通，能說得上話者，只有少數從中原逃亡至當地之人。儘管如此，王陽明的運氣還是不錯的。之所以這樣說，有以下文獻可以參考。其一，《龍岡新構》雲：“諸夷以予穴居頗陰溫，請構小廬。欣然趨事，不月而成。諸生聞之，亦皆來集，請名龍岡書院，其軒曰‘何陋’。”其二，《與安宣慰書》雲：“使君不以為過，使廩人饋粟，庖人饋肉，園人代薪水之勞，亦寧不貴使君之義而諒其為情乎！ 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懼不敢當，輒以禮辭。使君復不以為罪，昨者又重之以金帛，副之以鞍馬，禮益隆，情益至，某益用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當矣！ 使者堅不可卻，求其說而不得。無已其周之乎？ 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雞鵝悉受如來數。其諸金帛鞍馬，使君所以交於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駭觀聽，敢固以辭。伏惟使君處人以禮，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則可矣。”這兩份文獻足以說明王陽明在龍場期間是得到了當地人幫助和照顧的。而且他到達貴州之際，正好一位浙江老鄉毛科任貴州按察司副使。作為老鄉，毛科給了“處困”的王陽明一定程度的關照，並請王陽明到文明書院講學。

關於王陽明是否接受了毛科邀請至文明書院講學，學界有爭議，而否定者居多。否定者的根據主要有兩點。第一，王陽明寫給毛科的詩表明拒絕了毛科的邀請：“野夫病臥成疏懶，書卷常拋舊學荒。豈有威儀堪法象，實慚文檄過稱揚。移居正宜投醫肆，虛位仍煩避講堂。範我定應無所獲，空令多士笑王良。”第二，王陽明反對科舉考試。不過，根據相關文獻，這兩個根據不足以說明王陽明拒絕了毛科的邀請。第一，根據席書的說法：“曩者應光毛先生在任之日，重辱執事，旅居書院，俯教承學，各生方仰有成。不意毛公偶去，執事遂還龍場，後生鹹失依仗。”這句話意思很清晰，所謂“曩者應光毛先生在任之日，重辱執事，旅居書院，俯教承學，各生方仰有成”，這不是說以前王陽明應毛科邀請講學於文明書院而使諸生仰有所成嗎？所謂“不意毛公偶去，執事遂還龍場，後生鹹失依仗”，這不是說由於毛科離職，陽明才回到龍場而使後生頓失依仗嗎？ 所以，王陽明應該接受過毛科邀請到文明書院講學。而陽明回覆毛科詩中所表達的意思，應該只是客套而已。第二，王陽明因為看不起科舉考試而拒絕毛科的邀請。這個說法尤為勉強。這是因為： 其一，王陽明本人就是科舉出身，他從未像陸象山那樣明確而激烈地排斥科舉考試，而是鼓勵晚輩、弟子參加科舉考試，所謂“但能立志堅定，隨事盡道，不以得失動念，則雖勉習舉業，亦自無妨聖賢之學”。其二，王陽明以擔任科舉考試主考官而自豪，“山東巡按監察御史陸偁輩以禮與幣來請守仁為考試官。……守仁得以部屬來典試事於茲土，雖非其人，寧不自慶其遭際！ 又況夫子之鄉，固其平日所願一至焉者； 而乃得以盡觀其所謂賢士者之文而考校之，豈非平生之大幸歟！”視聘為科舉考試官為“平生之大幸”。其三，王陽明從不反對學生們參加科舉考試，而且還會為弟子榜上有名歡欣鼓舞，所謂“聞諸友皆登第，喜不自勝”。其四，王陽明接受了席書的邀請講學文明書院，如果認為他排斥科舉考試，他就也不應該接受席書的邀請。因此，以不喜科舉考試判斷王陽明拒絕了毛科的邀請的說法是難以自圓其說的。不過，毛科離職不久，王陽明便返回了龍場。

正德四年初，席書接替毛科繼任貴州提學副使。席書遵照毛科的囑託，決定繼續聘請王陽明來貴陽講學。席書說：“切惟執事文章氣節海內著聞，茲謫貴陽，人文有光，遐土大慶。曩者應光毛先生在任之日，重辱執事，旅居書院，俯教承學，各生方仰有成。不意毛公偶去，執事遂還龍場，後生鹹失依仗。茲者書以凡材濫持學柄，雖邊鎮不比中州，而責任之重則一。滋欲再屈文飾過，我貴城振揚吾道之光，用副下學之望，書尚不自主，商之二司，二司既同，白之三堂，三堂曰善，下至官僚父老，靡不共仰清塵，鹹曰，此吾貴城文明之日也。館舍既除，薰沐以俟，不知執事能一慨然否也？”席書稱讚陽明“文章氣節海內著聞”，而且，對貴陽人民而言，是“人文有光”，值得慶賀。席書既讚美了陽明的才學，也就是對其學問的肯定；又誇獎了陽明的氣節，也就是對其政治立場的支援。這對“處困”的陽明而言，無異雪中送炭，讓他倍感溫馨！ 席書還曉之以情，動之以理，如實地向陽明報告了其講學文明書院對貴陽學子的影響——“各生方仰有成”，因而返回（龍場）便使貴陽的年輕學子突然失去依仗。因此，為了讓聖人之道在貴陽重現光芒，為了滿足求學者的願望，席書告知陽明，他協調好了各種關係，對館舍也進行了修葺，只等待陽明的駕臨。為了能夠打動陽明，席書甚至連王陽明講學文明書院可能產生的風化作用也進行了樂觀的展望：“執事一臨，使遠方之人皆稱之曰：執事之文章道德見重於當時，如此二司諸公、尊禮有道之士、如此貴南之士，從是風動於道德仁義之域，將肩摩而踵接矣！ 若然，執事一舉動間繫於風教豈細耶？”席書把陽明講學的“深遠影響”描述得如此精彩美妙，如此振奮人心，而貴陽的家鄉父老無不熱切期待陽明的到來。這對於自小立志做聖人、以天下為己任的陽明而言，無論如何都是不忍拒絕的。

王陽明講學於文明書院，對席書而言，是希望陽明輔導準備參加科舉考試的年輕學子，為貴州培養人才；對陽明而言，則是傳播自己的學問和思想。錢德洪在《王陽明年譜》中記錄的情形是：“四年已巳，先生三十八歲。貴州提學副使席書聘先生主貴陽書院（應該為“文明書院”） ，身督諸生師先生。”這是說，席書不僅聘請陽明主講文明書院，而且親自率領諸生拜陽明為師。至於陽明講學文明書院的具體情形與影響，如下記載可資參考。《黔記》雲：“文成既入文明書院，公暇則就書院論學，或至夜分，諸生環而觀聽以百數。自是貴人士知從事心性，不汩沒於俗學者，皆二先生之倡也。”這是說席書空閒時便與陽明論學至深夜，而且有數百人環繞而聽，從此貴州人士才知道從事心性之學，而不再沉迷粗俗之學。《貴州通志》雲：“時王文成謫丞龍場驛，倡良知之學，（席書）乃具書敦請訓迪諸生，公睱則就書院論學，或至夜分，諸生環而觀聽以百數。自是貴人士知從事心性，不汩沒於俗學者，皆二先生之倡也。”這裡特別提到，由於陽明在龍場倡導良知之學，席書才禮聘陽明至文明書院講學，以教導、啟發諸生。《黔詩記略》雲：“王陽明先生守仁之謫龍場驛丞也，提學席副使書請居文明書院為諸生講知行合一之學。席公公餘常就見論難，或至中夜，諸生環而觀聽，常數百人，於是黔人爭知求心性。”這份記載與前兩處記載不同在於，王陽明也為諸生講解“知行合一”之學。《明史》則雲：“武宗時，（席書） 歷任河南僉事，貴州提學副使。時王守仁謫龍場驛丞，書擇州縣子弟，延守仁教之，士始知學。”謂席書選擇各州縣優秀子弟，請陽明指導他們，顯然是對科舉考試進行輔導。但可以想見，陽明講學肯定不會落入科舉考試的俗套，而是大膽地發揮自己對聖人之學的理解，關於良知的思考、關於知行合一的思考等，使當地士人耳目一新，所以謂“士始知學”。基於這些文獻，大致可將王陽明講學文明書院的情況歸納為：席書率領諸生拜陽明為師，並與陽明切磋學問，聽講者常常有數百人之多；陽明所講內容為心性之學，其中以知行合一、良知學為主；陽明的講學使貴州人瞭解到“心性之學”、“良知之學”、“知行合一之學”等令他們耳目一新的學問和觀點，陽明的講學產生了開化啟蒙作用； 陽明的講學，聽講者動則數百人，這些人程度不同地接受了陽明的思想觀念，從而成為陽明心學在貴州生根發芽的種子。日後在貴州成長起來的陽明心學學者，大都與此有關聯。

對於這段經歷，王陽明應該是刻骨銘心，他曾在寫給席書的信中回憶道：“憶往年與公論學於貴州，受公之知實深。近年以來，覺稍有所進，思得與公一面，少敘其愚以來質正，斯亦千古之一快。而公今復已矣！ 嗚呼痛哉！”所謂“往年與公論學於貴州，受公之知實深”，說明當年陽明與席書的學術交流，不僅是有深度和廣度，而且十分相契。陽明本希望能與席書重逢切磋，相互補益，不曾想再也沒有這個機會了，王陽明感到非常的失落和遺憾。面對一位因得罪朝廷被貶謫的驛丞，作為一方大員的席書不避嫌，不計得失，甚至不畏犧牲，毅然親近陽明，扶助陽明，邀請陽明講學傳道，贊同其學術主張，這是多麼的難能可貴！無怪乎席書見識之超絕、意志之堅毅、品質之高尚能得到“狂哲”李贄的高度評價：“即此一事，公之才識，已足蓋當世矣。當是時，人之尊信朱夫子，猶夫子也。而能識朱子之非夫子，唯陽明之學乃真夫子，則其識見為何如者！ 然有識而才不充，膽不足，則亦未敢遽排眾好，奪時論，而遂歸依龍場，以驛丞為師也。官為提學，而率諸生以事驛宰，奇亦甚矣。見何超絕，志何峻卓，況不虞賊瑾之虐其後乎！”誠者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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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朱揚陸”，聲援陽明心學主張

席書對王陽明心學的另一貢獻，就是在學術主張上毫無保留地支援陽明。王陽明來到貴州之前，在學術上真正的志同道合者並不多，招收弟子也才剛剛開始。而來到貴州，竟然有一位志同道合者靜候已久，這個人就是席書。席書曾透露自己在學術上徘徊彷徨之際，正是得益於陽明指點迷津。他說：“優遊於既壯之時，每誦考亭之訓，從事於格物致知，如泛舟渤海，莫知津岸。……幸相與鞭勵斯道，無負天之所以與我者，此故陽明之心也。”席書認識陽明之前，沉迷於朱子格物之學，如泛舟大海，茫茫不知所向，正是由於陽明的出現，得到陽明的啟發，才醍醐灌頂。

“朱陸異同”是明朝學術界繞不過的話題，而且絕大多數學者追捧朱子，倡導朱子學，而遠離陸象山，貶抑象山學。據席書本人透露，他雖然整天沉迷朱子格物之學，但內心偏向象山心學，苦於一直無人撥開他心中的迷霧，正是與陽明交流之後，才激發他深藏在心裡的“好陸”之心，才堅定他偏好象山心學的信念。《年譜》雲： “始席元山書提督學政，問朱陸同異之辨。先生不語朱陸之學，而告之以其所悟。書懷疑而去。明日復來，舉知行本體證之《五經》諸子，漸有省。往復數四，豁然大悟，謂‘聖人之學復睹於今日； 朱陸異同，各有得失，無事辯詰，求之吾性本自明也。’遂與毛憲副修葺書院，身率貴陽諸生，以所事師禮事之。”雖然陽明沒有直接言及朱陸異同，而是以“知行合一”證諸《五經》，使席書逐漸覺悟，往復數次才大悟： 朱陸各有得失，無須爭辯，求之自己性體便一清二楚。這樣的迴應合乎陽明心學精神，王陽明強調自悟，以自性（ 良知） 為座標，朱陸是非短長便可瞭然於心。1520年，王陽明為陸象山文廟配亨孔子寫《〈象山文集〉序》之前，席書曾寄《鳴冤錄》給他：“象山與晦翁同時講學，自天下崇朱說，而陸學遂泯。先生刻《象山文集》，為序以表彰之。席元山嘗聞先生論學於龍場，深病陸學不顯，作《鳴冤錄》以寄先生。稱其身任斯道，庶幾天下非之而不顧。”這就是說，王陽明在龍場講學時，席書就瞭解到陽明“深病陸學不顯”的學術傾向，席書才作《鳴冤錄》寄給陽明，並得到陽明的高度評價——“以身任道，置天下非議而不顧”，席書的朱陸立場顯然受到陽明的影響，而席書的唱和又支援了王陽明。

不過，正是王陽明的肯定和席書本人的認知，面對象山心學處於被攻擊為禪、被指責為異端的窘態，席書不得不去討個究竟。席書說：“及予宦四方，得陸氏語錄文集，三讀其言，撫膺嘆曰： 嗚呼冤乎，孰謂陸公為禪乎？ 再取讀之，不徒非禪也，且若啟蔽提聾而中有慼慼焉。……嗚呼！ 此吾道之冤也。刑獄之冤，陷一人； 道術之冤，使天下人心如飲醇酒而莫知醉，雖欲無鳴，將能巳乎？”為了求證象山心學是否屬禪，席書以做官四方的便利，用心搜尋陸象山文集，反覆閱讀象山文集之後，令他大吃一驚！因為陸象山語錄中並無“三乘空寂之語”，亦無“六道輪迴之說”，怎麼能說是禪呢？ 相反，陸象山所倡導的學問明明是孟子之學，是聖人之道，指其為禪，豈不是天下奇冤嗎？這對於公私分明、一身正氣的席書而言，如何能聽之任之？他決定為陸象山鳴冤，讓天下人知曉陸象山心學的真面目，於是著《鳴冤錄》。

席書後來提及為陸象山鳴冤之事，特別強調是“為今日諸君鳴者”。他說：“書不揣愚昧，妄為陸氏鳴者，為今日諸君鳴也。執事昔在龍場，書懷此疑，嘗以質之門下，曰：‘然。’乃益信之。然夢聞也，迄今十餘年，漫漫長夜，酣寐如昨，安得日侍君子一覺我耶？”席書說當年把自己“為陸氏鳴冤”的想法告訴陽明時，得到了陽明的肯定，才讓自己更加自信； 然而一晃十餘年了，漫漫長夜，卻好比昨日，多麼希望能夠侍奉陽明左右再次得到點撥啊！而其所著《鳴冤錄》並不單單為陸象山鳴冤，而是為“今日諸君”鳴冤，也就是為陽明心學鳴冤。陽明心學雖然附和者眾，影響廣泛，但也一直遭到攻擊、打壓，所以席書此言確為其實，也表明席書始終不渝地支援陽明心學的立場。

而陽明之於朱、陸立場，隨著時間的推移，也從不願表白到勇於表白，從隱晦到鮮明。王陽明指出，象山之學講人倫、重物理，是道地的聖人之學，與禪不可同日而語，他說：“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為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因而象山之學純是孟子學的傳承，陽明說：“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可是，學者竟然以朱子理學為是，以象山心學為非，而且打壓象山心學，限制之而使之不得傳播，這不是將美玉當成碔砆廢棄嗎？陽明說：“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辯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碔砆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如此看來，席書“是陸非朱”的主張與王陽明是無縫對接而完全一致的，自然也是對陽明心學的肯定和支援。

對於席書在學問上的一貫支援，王陽明自然是銘記於心。陽明說：“向承教札及《鳴冤錄》，讀之見別後學力所到，卓然斯道之任，庶幾乎天下非之而不顧，非獨與世之附和雷同從人非笑者相去萬萬而已。喜幸何極！……大抵此學之不明，皆由吾人入耳出口，未嘗誠諸其身。譬之談飲說食，何由得見醉飽之實乎？”陽明告之席書，《鳴冤錄》所呈現的學力足以表明他可以擔當弘揚斯道大任，更為可貴的是，席殊不趨炎附勢，不人云亦云，置遭天下人譏笑於不顧，堅持自己的立場，這種精神，這種品質，幾人有之？無疑，對王陽明而言，席書就是一個積極向上、剛直不阿、特立獨行的存在。兩年後，王陽明再次回顧了當年與席書的友情，他說：“伏惟執事長才偉志，上追古人，進德勇義，罕與儔匹。向見《鳴冤錄》及承所寄《道山書院記》，蓋通道之篤，任道之勁，海內同志莫敢有望下風者矣，何幸何幸！ ”陽明不僅對《鳴冤錄》記憶猶新，而且高度肯定席書的學術造詣，認為席書“發展”了他的學術主張，尤其表揚席書對聖人之道的執著，認為海內如席書者屈指可數，真所謂“卓然斯道之任，庶幾乎天下非之而不顧，非獨與世之附和雷同從人非笑者相去萬萬而已”。無疑，王陽明與席書對“朱陸異同”等學術問題的切磋，不僅在精神上收穫了彼此的支援，而且在學問上實現了相互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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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惜賢能，舉薦陽明為濟世棟樑

席書不僅在生活上為王陽明提供幫助，在學術上給王陽明以支援，而且持續地肯定、讚揚王陽明的才能和人品，屢次向朝廷舉薦王陽明，這對陽明而言當是莫大寬慰和激勵。

誠如上述，席書邀請陽明到文明書院講學時就說過，對陽明的道德文章早有耳聞，所謂“竊惟執事文章氣節海內著聞”，而與陽明接觸後，實覺果真名不虛傳。席書說：“昔韓柳二公各以抗疏忤時，遠謫二廣，二廣之人感其道化，至今廟食無窮，執事以文名時，以言遭貶，正與二公相類，安知他日貴人之思執事不如廣人之思二公乎？即今省試已迫，愚意欲候文車至止，處分就緒，乃議巡試之期。倘辱不以猥庸見拒，斯文幸甚，多士幸甚！ ”席書將王陽明比作韓愈、柳宗元，認為陽明對貴州的貢獻將讓貴州人像兩廣人紀念韓愈、柳宗元一樣紀念他，席書真是有先見之明啊！席書認為王陽明與韓愈、柳宗元一樣，是因言獲罪，是遭受政治迫害，而王陽明接受邀請為參加科舉考試的年輕學子進行輔導，則是禮樂典章的榮幸！是眾多賢士的榮！王陽明肯定怎麼也沒想到，來到這個荒無人煙的邊陲，竟然還能遇到如此純情、痴迷的知音！ 顯然，席書邀請王陽明講學的主要目的是對即將參加科舉考試的學子們進行輔導，但席書謂陽明“以言遭貶”、“功比韓柳”，而且稱讚陽明的輔導是“斯文幸甚、多士幸甚”，這些話無疑會讓王陽明感到無比的欣慰，因為其既誇讚了王陽明的學問，又肯定了王陽明的人品，而且表達了對王陽明處境的同情。

1510年，王陽明離開貴州，席書戀戀不捨，盛讚陽明是蓋世天才。他說：“予觀歷代文運，必積百餘年而後有大儒如董如韓如周程出，當一代之盛。國家百四十年，守道不回，如吳康齋、薛河東，清騷自得如陳白沙則有矣！ 未有妙契濂洛之傳，足當太平文運之盛意者，有待於今歟？陽明聞予之說，將能自已其所至歟！予方深懲往昔且恨遘晤之晚。”就文運言，謂陽明守道不回如董仲舒、韓愈、周敦頤、程顥、程頤，謂陽明堅守聖人之道如吳澄、薛瑄，謂陽明清淨自得如陳白沙，王陽明不正是那位“足當太平文運之盛意者”嗎？席書的這番“讚美”，不瞭解席書與陽明關係者，還以為是溜鬚拍馬、阿諛奉承，而瞭解席書與陽明關係者，則知道是真情流露，亦是席書識珠之慧眼。對陽明而言，雖然踏上了重返政壇的道路，但他心裡清楚，未來的道路充滿荊棘，刀光劍影，並無坦途，所以席書這些“甜言蜜語”何嘗不是對陽明的安慰與激勵呢？

正是基於對王陽明品德與才華的欣賞，席書才會不斷地勸說陽明出山為國效力。席書說：“況書當衰朽之年，如老幹枯枝，雖煦以陽和滋以雨露，已無回春之期。大造如執事，亦如書何哉？書於是學無敢望其津涘也，獨其賞善罰惡薦賢遠奸為。”席書與陽明推心置腹，拿自己跟王陽明比較，認為自己廉頗老矣，即便有陽光溫暖和雨露滋潤，也不可能重新回到春天，也不可能再次風華正茂，而陽明你就不同了，年富力強，品德高尚，才能超群，怎麼能像我一樣只甘心於賞善罰惡、薦賢遠奸的小事呢？又說：“夫孝子之志，莫大乎尊親，尊親之志，莫大乎拜相封侯，執事於太老先生尊養之至已無加矣！尚惟俯從禮制無重哀毀，為天下蒼生之計，為吾道方來之計，是所祈也。”席書誇讚陽明在盡孝上已經做到極致，現在可以繼續在忠國上實現自己的德才，無論是為蒼生福祉，還是為繼聖人之道，王陽明都應義無反顧地出山。這是用儒家忠孝一體勸說陽明。另一方面，席書冒著生命危險持續地向朝廷推薦。席書說：“生在臣前者見一人，曰楊一清； 生在臣後者見一人，曰王守仁。”在席書的眼中，當朝只有兩人可用，一位是比他年長的楊一清，另一位就是比他年少的王陽明。因此，擔大任者非陽明不可，他說：“今諸大臣皆中材，無足與計天下事。定亂濟時，非守仁不可。”席書的話足以得罪滿朝文武，但也正是如此，說明其舉薦陽明絕對不是因為私人感情，也不是因為派系鬥爭，而是基於他長期對王陽明的觀察與瞭解。這裡順便提及另一件席書關心、支援、愛護陽明的事件，那就是在得知王陽明正全力平息朱宸濠叛亂後，席書曾迅速組織士兵前往江西支援：“福建左布政使席書、嶺東兵備僉事王大用，亦以兵來，道聞賊平，乃還。”雖然席書的支援因為平叛戰鬥很快結束而沒有轉化為實際的效果，但由此可見席書對王陽明是真愛。

概言之，席書不僅肯定陽明的人品和才華，而且大力舉薦陽明擔當朝廷要職，對於如此講義氣、重人格的道友，王陽明怎能不心存感激呢？席書的去世，陽明痛感失去一位知己：“某之不肖，屢屢辱公過情之薦，自度終不能有濟於時，而徒以為公知人之累，每切私懷慚愧。……聞公之訃，不能奔哭；千里設位，一慟割心。自今以往，進吾不能有益於君國，退將益修吾學，期終不負知己之報而已矣。嗚呼痛哉！言有盡而意無窮，嗚呼痛哉！”陽明傷心地說，無數次受到您超過我能力的舉薦，卻因此讓您屢受牽連；當年與您一起探討學問，也常常受到您的啟發；驚聞您的去世，又不能前去悼念，只好在千里之外設靈堂以表懷念之情。然而我深感慚愧的是，不能再如您所期待報效國家了，但我將努力於聖人之學發揚光大，希望不辜負您的期望！言寡而情切，字簡而意濃！很難體會在精神上席書究竟給了王陽明多麼豐厚的慰藉！因此，如果從對陽明心學形成的貢獻看，王陽明的評價倒是貼切中肯的：“嗚呼元山！ 真可謂豪傑之士，社稷之臣矣。世方沒溺於功利辭章，不復知有身心之學，而公獨超然遠覽，知求絕學於千載之上。世方黨同伐異，徇俗苟容，以鉤聲避毀，而公獨卓然定見，惟是之從，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世方植私好利，依違反覆，以壟斷相與，而公獨世道是憂。養之所存，冒孤危而必吐；心之所宜，經百世而不回。”何以謂席書是豪傑之士、社稷之臣？因為世人沉迷於辭章之學時，席書能超然遠覽，以求絕學為己任；因為世人結黨營私、沽名釣譽、譁眾取寵時，席書能卓爾不群，堅持己見，即便舉世非之而不顧；因為當世人追逐私利、左右搖擺、壟斷名利，而席書能克己去私、以世道為憂。在很大程度上，席書成了王陽明精神上的重要寄託，他們相互支援而相互昇華。

綜合言之，席書將王陽明被謫定性為“以言遭貶”，無疑是對陽明遭受政治陷害的同情與不滿；邀請王陽明席講學，培養了眾多學子，傳播了陽明思想，客觀上使陽明心學在貴州紮下根來，為陽明心學在貴州的進一步發展開闢了道路；與王陽明切磋學術，著《鳴冤錄》，支援陽明的心學主張，成為陽明學術上的摯友和同道；欣賞、肯定王陽明的才華與人品，積極舉薦王陽明入朝任職，極大地激勵並鼓舞了陽明，成為王陽明精神上的特殊慰藉。至此可以說，作為個體生命存在的王陽明，正是在特殊的境遇中得到了席書無微不至的關照和捨身忘己的支援，不僅使得王陽明能夠相對從容地在貴州播下心學的種子並逐漸成長為“黔中王學”，而且成為王陽明思想生命之陪伴，使王陽明在精神上更加充盈而不孤單。這就是王陽明的虔誠擁躉——席書對王陽明心學所做出的特殊而傑出的貢獻。

作 者 簡 介

李承貴，南京大學哲學系二級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在宋明理學、20世紀中國哲學、儒家哲學、佛儒關係、儒家倫理道德、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等領域都有較高的造詣。出版著作10餘部，發表論文近200餘篇。主要學術兼職有：江蘇省儒學學會會長、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中國朱子學會常務理事、中華孔子學會常務理事、尼山世界儒學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孔子基金會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現代哲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哲學史學會理事、中國實學研究會理事、韓國成均館大學客座教授、韓國忠南大學特聘研究員等。先後訪問日本東京大學、韓國成均館大學、韓國圓光大學、新加波國立大學等。

文章來源 ｜《東南大學學報》2020年第5期

編輯｜鄧連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