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濱故人》：從民國才女廬隱的成名作，看五四新女性的生存困境

《海濱故人》是民國才女廬隱的成名作，最初發表於1923年10月版與12月版的《小說月報》。

這篇小說，是最早出現的以民國女大學生的婚戀為題材的作品，為我們瞭解五四新女性的生存狀況留下了寶貴的文字記錄。

廬隱是在風雲激盪的五四運動中成長起來的才女作家，茅盾在《論廬隱》一文中對她有精闢的概括：

廬隱與“五四”運動有“血統”的關係。廬隱，她是被“五四”的怒潮從封建的氛圍中掀起來的，覺醒了的一個女性。廬隱，她是“五四”的產兒。

創作於五四落潮之後的《海濱故人》，既保留了五四的血統，同時又有對五四的反省。

因而，這部小說不同於廬隱早期一味鼓吹啟蒙、圖解社會的“問題小說”，其中所展現的五四新女性的生存困境，其時效性不侷限於五四，也面向當下社會。

更進一步說，當代女性至今也沒有走出百年之前的困境。因此，對《海濱故人》中五四新女性命運的認知，也有助於我們對當下社會的反思。

本文將從知識、婚戀、友誼三個維度，帶領讀者瞭解《海濱故人》中五四新女性的生存困境。

廬隱肖像

知識困境：知識誤我？我誤知識？

眾所周知，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知識的崇慕之情日盛，至五四時期更是達到巔峰，宣揚“全盤西化”。陳獨秀在《新青年》陣地上所請來的兩位先生——德先生與賽先生，其中一位就是以純然的知識形態出現的科學（賽先生）。

然而在《海濱故人》中，女主人公露沙卻有這樣的懷疑：

十年讀書，得來只是煩惱與悲愁，究竟知識誤我？我誤知識？

這種對“知識誤我”的懷疑，不侷限於露沙，其他人物，諸如雲青、宗瑩，都曾發出類似的感嘆。

作為五四的產兒，廬隱在《海濱故人》中借人物之口所表達的“知識誤我”觀，顯然與當時的主流知識觀背道而行，但這正表達了作者對清末至五四以來婦女解放運動的反思。

《新青年》雜誌封面

1.婦女解放運動下的女性教育

出生於1898年的廬隱，幾乎完整地經歷了清末民初婦女解放運動下的教育改革。其前半生有幸所受的教育，都是這一改革的結果。

在傳統封建社會，宣揚“女子無才便是德”，婦女被社會的教育體系排斥在外。只有在官宦之家，為了知書達理、相夫教子的目的，才聘請塾師或是囑託家內人，教待字閨中的少女認識點字，學點文章。露沙最初所受的教育，就來自於只學了些四女書的姑母。

鴉片戰爭之後，大量金髮碧眼的傳教士開始流入東南沿海城市。在異國的眼光之下，“三寸金蓮”和“女子無才便是德”不再是天經地義之事。這些傳教士將中國的婦女問題推入公眾輿論領域，並身體力行地成立了“不纏足會”，建立了第一批女校。當然，傳教士的這些行為，其實都掩藏著宗教目的。露沙在被姑母厭棄之後，就進了一所教會學校。

1907年3月，清政府頒佈了第一個女學堂章程，由此出現了一批為政府所認可的女學堂和女師範學校；在此之前，民辦的女校都是“非法存在”的。1917年，教育部公開在全國招收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學生，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就是為此而設定的第一批女子大學。

廬隱的整個教育生涯就是女學堂——女師範——女高師，並且，她還是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第一批學生。

與作者生平相類似，小說中的露沙、雲青、宗瑩等女性人物，既是在現代教育體系下成長起來的，也是在西方的知識狂潮中成長起來的。正因為她們長期地浸沒在這種知識氛圍中，所以更能看到“知識”的侷限所在。她們所喊出的“知識誤我”，絕非空穴來風。

民國時期，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大學畢業照

2.“知識誤我”的具體表現

既然“知識誤我”，那麼，究竟是怎麼個“誤”法呢？

在小說中，這個“誤”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知識帶來的孤立感；二是男權話語下知識的“欺騙性”。

首先，在五四時期，知識仍然是少數人享有的權利。

全國青年女子何其之多，然而進入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大學的不過百來人。像露莎及一眾好友能進入此等學府，不能不說是一種幸事。然而，

正因為她們是那個社會的少數派；她們的思想亦是那個社會的少數派，所以她們便主動或被動地與周圍人疏離，乃至陷入孤立的境地。

在小說中，宗瑩對這種由知識帶來的孤立感就有明確的袒露：

進了學校，人生觀完全變了。不容於親戚，不容於父母，一天一天覺得自己孤獨，什麼悲愁，什麼無聊，逐漸發明了。

這種孤立的境遇，對於現代人來說仍然熟悉。由於學歷眼界的不斷開拓，我們與那些曾經聊得來的親戚朋友逐漸失去了共同語言，陷入一種無人可以暢所欲言的境地。

其次，從有文獻記載的奴隸社會開始，中國便是一個父權社會，男性群體具有絕對的話語權威，這個權威在清末民初的知識界仍然保留著。

五四運動中叱吒風雲的青年導師，如胡適、陳獨秀、魯迅等，無一不是男性。由他們所傳播的知識體系，其實也是一種男性的知識體系。這種知識體系，有時候就會對女性群體帶來傷害。

五四時期，“婚姻自由”、“戀愛自由”、“婦女解放”等口號一時甚囂塵上。

以往被視為大逆不道、有傷風化的“戀愛”，轉眼間變成五四新青年的標配，不去談一場戀愛簡直不好意思說自己是新派人物。不僅如此，這種“戀愛”風尚也給了那些有婦之夫出軌的藉口，大學校園裡頓時出現了諸多的婚外戀事件。在小說中，玲玉與宗瑩的戀愛，其實就是兩宗婚外戀。

廬隱敏銳地洞察到此類現象的本質，做了一針見血的評論：

世俗大半以性慾偽充戀愛，以遊戲的態度處置戀愛，於是我們時刻可看到因戀愛而不幸的記載。

民國初年，北大學科會議照，清一色男性知識分子

婚戀困境：保守觀念的阻攔與個體價值的失落

在現代社會，戀愛與結婚無疑是青年男女人生中的重要事項；而在社會體制尚不成熟的20世紀初，婚姻與戀愛更是《海濱故人》中各女大學生的首要事項。對於五四時期女性來說，她們可供選擇的工作不僅極為有限，而且不太穩定。譬如廬隱本人，經常變換自己所任職的學校，被戲稱為“一學期先生”。

相較之下，婚戀更是五四新女性的“終身大事”。

在那樣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五四新女性的戀愛與婚姻通常受著新舊兩重標準的煎熬，而個體意志的張揚，也使得她們對一度被程式化處理的婚戀情感，有了更深刻的生命體驗。但無論是外界目光還是內在體驗，無論是喜結連理還是未成佳偶，《海濱故人》中的五四新女性的戀愛與婚姻最終都陷入困境。

民國時期，在課堂的女大學生

1.戀愛的困境：保守觀念的阻攔

雖然《詩經》中有不少後人所謂的“愛情詩”；但是傳統社會“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下的“愛情”，終究與現當人的“愛情”大異其趣。

現代以自由為前提的愛情觀，很大程度上仍是個西方的舶來品。這一舶來品的本土化的過程，最終就表現為五四新女性波瀾壯闊的抗爭史。她們的戀愛睏境，主要就來自遺留的保守觀念和勢力的阻礙。

在小說中，雲青的戀愛遭遇，正體現了這一困境。

雲青作為一名深受五四影響的知識女性，對於戀愛也保持著自己的一份憧憬。在小說中，她與蔚然存在著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志趣，相互之間也十分傾慕。按理說，她們應當是十分合適的一對，可締結百年之約。然而，當蔚然向雲青的父親提親時，卻被後者婉拒了，認為自己的女兒還大有前途，可以尋一個更好的歸宿。

事實上，如果雲青能夠像她的好友宗瑩那樣在父親為愛情面前據理力爭，那麼她與蔚然的婚姻還有挽回的餘地；然而，

她雖然是接受過新式教育的新女性，但也還揹著因襲的重負，不願意違抗父親的意願。

正如她在信中的自白：

自幼即受禮教之薰染。及長已成習慣，縱新文化之狂浪，汩沒吾頂，亦難洗前此之遺毒，況父母對雲又非惡意，雲安忍與抗呼？

家庭保守勢力與自身保守觀念的共同作用，終究迫使雲青放棄了自己的愛情。

然而，她的內心卻久久不曾平靜，對自己的愛情也久久難以忘懷。餘暇之時，她甚至還做了一篇小說，塑造了一個專奪人幸福的惡鬼，惡鬼頭上的紫金冠寫著這麼四個字：禮教勝利。在這一段挫折之後，雲青便如《紅樓夢》中的惜春一樣，斬斷情絲，一心研讀佛典了。

雲青的遭遇，在那個時代具有典型性，兩情相悅的情侶終因父母的異議而勞燕分飛。但即便在今天，此類事件也會不時冒出，而父母們的理由與一百多年前也無甚差異。

民國時期的傳統婚禮

2.婚姻的困境：個體價值的喪失

五四時期，有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即戀愛與婚姻的兩分化，且戀愛的地位高於婚姻。

1917年，《新青年》刊登了美國激進派人士高德曼的《結婚與戀愛》。這篇文章措辭之激烈，行文之大膽，實屬罕見。以下選摘一二句，令讀者略窺其貌：

婚姻與愛情，二者無絲毫關係，其處於絕對不能相容之地位，猶南極之與北極也。

若世人能破除婚姻之陋習，結純粹之團體，人類之和諧，必皆以愛情之為根源。

高德曼的這篇文章，不僅區別了戀愛與婚姻的不同，還將戀愛崇高化並把婚姻視為陋習。

如今看來，高德曼的觀點無疑太過偏激，不足為訓；但陳獨秀卻隨後寫文章附和，雖未提廢除婚姻，但也將兩者區分開並將戀愛擺在更高的位置。

五四的“戀愛至上”正肇始於此。

在“戀愛至上”的耀眼光芒下，被遮蔽的恰恰是婚姻。

五四的青年導師們，對婚姻的關注顯然不如愛情，更不必說站在女性立場談論婚姻。因而，婚姻成為了個性自由口號下，最為晦暗的一個角落。女性的婚姻困境，事實上正是婚前所宣揚的個體價值的喪失。

在小說中，與心愛人結婚後的宗瑩，正表現出這種被家庭所束縛而喪失個體價值的婚姻困境。

在結婚之前，宗瑩如同水上的沙鷗，活潑清爽；在結婚之後，宗瑩卻如同籠中鸚鵡，悶聲悶氣，只是陪著姑婆妯娌等一眾女客說話。宗瑩曾經為了自己的愛情與橫加干預的父母針鋒相對，頗具五四新女性的果敢與決斷；但結婚之後，一場大病兼之生兒育女，身上的銳氣便大減，蛻變成一個傳統的“賢妻良母”。

小說中所反映的婚姻困境，不僅是五四一代新女性要面對，也是我們當下的女性所繞不開的。

不少女性朋友在結婚之後，全部身心都被工作和家庭所佔，曾經張揚的自我不復存在，甚至有放棄工作做一個全職婦女，將個人的價值全部寄託在丈夫和孩子身上。對於這一婚姻困境，廬隱在後來的一篇題為《今後婦女的出路》的文章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十分值得我們學習。茲摘錄於下：

我以為家庭是由男女共同組成的， 對於家庭的經濟， 固然應當由男女分擔；對於家庭的事務， 也應當男女共負。除了婦女在生育期中，大家都當就其所長積極服務社會， 求得各人經濟之獨立。男女間只有互助的、共同的生活， 而沒有依賴的生活。

民國時期的新式婚禮

友誼的困境

在封建的父權社會中，友誼始終是男性歷史中的神話。“桃園三結義”、“肝膽相照”、“刎頸之交”等成語之下，都是一幅幅男性面孔。

在由男性掌權的話語體系中，女性群體的友誼被長期忽略，

她們時常被書寫成勾心鬥角，彼此算計的一群人，既所謂的“最毒婦人心”。

清末民初以來，由於知識女性走出了深閨，有了更廣泛的交遊，一類記錄女性友誼的文字必然會出現在文壇之中。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廬隱的《海濱故人》便是最早記錄女性友誼的的一部作品。

然而，這種小說雖然有描述友誼的甜蜜期，但是更多的卻是日漸增多的隔閡與疏離。

這種友誼的困境，一方面是來自於對方的婚戀，另一方面則來自於個體經驗。

民國時期，接受新式教育的女大學生

1. 由婚戀而帶來的疏離

小說開篇，展現了暑假期間，露沙、玲玉、雲青、宗瑩、蓮裳這五位少女在海濱無憂無慮地玩耍的圖景。彼此的她們，正居於“海濱”的伊甸園之中，沒有工作、戀人、學業、家庭的煩憂；她們的友誼亦達到了一種理想化的狀態。

題目“海濱故人”，本身也是對友誼的一種懷念。

然而，

每一個人的時間與精力都是有限的，當他/她開始與戀人交往之時，與之前好友的交往自然就稀淡下去。至於成婚之後，有些女性更是把自己完全交付給了家庭，與之間的好友幾乎斷了聯絡。縱然再聚，味道也不似從前。

《海濱故人》就將這種女性情誼的困境完全表達了出來。

因戀愛而疏淡友誼的，可以玲玉邀請露沙接自己的男友為例。

當時，玲玉與露沙同在上海；但陷入熱戀之中的玲玉與露沙仍“相見若稀”；偶一日，因男友從美國回來，玲玉才想起邀露沙一塊去接。然而，這種當“電燈泡”的活計總是寡味的。三人見面之後，露沙並無插話的餘地，只是聽玲玉男友聊些歐美的風土人情。後來，露沙還是託故離開了。既是旁觀無趣，也是為他們提供暢談的空間。

戀愛尚且將友誼疏離至斯，更不必說將全部身心都投入進去的婚姻。

雖然，按情理來說，友人結婚是一件可喜可賀之事，但是

在女性交際圈比較狹窄的五四時期，友人結婚可能意味著一個重要交際

版塊

的缺失。

在小說中，作者就借蓮裳結婚的情節，表達了露沙、玲玉、雲青等友人的這種微妙心理：

彷彿蓮裳是勝利者的所有品，現在已被勝利者從他們手中奪去一般，從此以後，往事便不堪回憶！海濱的聯袂倩影，現在便少了一個。

戀愛與婚姻對友誼的斫傷，雖不是一個絕對的現象；但因戀愛或婚姻而無意中疏離昔日好友的情況，仍然是比比皆是。

對於社交頻繁的現代人而言，缺失的友誼可能更容易被新的朋友所填補；但對於社交範圍還比較狹窄的五四新女性來說，那可能就是一種難以填補的缺失與空落。

騎腳踏車的民國少女

2.個體經驗帶來的疏離

在我們臨終之前，每個人都是處於成長變化之中，尤其是在青少年階段，這一過程尤為劇烈。因此，對於某個人來說，由於自身之“道”的變化，曾經的“同道中人”不一定永遠是自己的同路人。

換言之，人與人之間的友誼會因志趣或觀念的變化而產生親疏變化。

小說最初所為我們呈現的海濱圖景，其實是露沙、玲玉、宗瑩、雲青、蓮裳這五位少女關係最為親近的時候。當時，她們正值豆蔻年華，所受的教育與經歷大體相似，有著非常近似的人生體驗。然而，

隨著年齡的不斷增長，人物的個性便越來越凸顯，個體體驗的差異性也越來越多，五人之間必呈現出與以往不同的親疏遠近關係。

在第一節的海濱聚會之後，我們很快就看到了她們五人不同的日常生活：

露沙性情較為孤僻，每天在圖書館的一張方桌前坐著，手裡拿著一支筆，從來來往往的學生中挑出一二個來進行人物速寫。

雲青的性情極圓和，在學校裡，整天整理講義、寫日記、做簡章、抄筆錄；在家裡，因姊妹眾多還組織了個娛樂會。

宗瑩最喜歡和同學們談“情”，每天除上課之外，都要在教室宣揚自己的情感觀：人生的樂趣，就是情。玲玉也常和她聚在一起，分析班裡誰最有情，誰最無情。她們也由此得了“情迷”的綽號。

蓮裳與她們四人不在一個年級，且學的是音樂；每天除了在練琴室彈琴，就是在操場唱歌，日子過得無憂無慮，彷彿人間沒有煩惱事。

從上述五人的日常生活中，我們不難發現她們大多走在不同的道路上，彼此之間友誼的疏離變化是可以預料的。

以露沙為中心，可大略梳理出她與另外四人最終的親疏關係：雲青最親；宗瑩次之；玲玉又次之；蓮裳最末。之所以雲青最親近，是因為二人對人情世事看法較為相近，且雲青始終是獨身，她與露沙的友誼沒有受婚戀的影響；而之所以蓮裳最疏遠，是因為二人的日常交集最少，專業興趣不同，且蓮裳最早步入婚姻殿堂。

事實上，由個體經驗的變化而帶來友誼關係的變化，這不僅發生在五四新女性的身上，也發生在當代女性的身上，甚至可以說發生在所有現代人的身上。這一現象，所揭示的是人類個體生存的深層困境。每個人都有獨一無二的生存經驗，從而造就了獨一無二的個體，但這也給個體之間的共情交流設定了嚴苛的條件，甚至把現代人拋入一種無可擺脫的孤獨中。

一起出遊的民國摩登女性

餘談

創作《海濱故人》時，廬隱已不是在北平街頭奔走吶喊的女大學生，而是一個像小說中的露沙那樣，掙脫了保守的枷鎖、與有婦之夫結婚的新婚少婦。當然，現實不如童話那般美好，從戀愛到婚姻，有著未曾想到的心理落差。正由於此，使她能夠以一種反思猶疑的目光來重新審視五四新女性的生存境遇，從而呈現出她們在知識、婚戀、友誼上的困境。小說結尾，寄予美好希望的“海濱故人”寓所寂寂無人，百年以後，當代女性或許向它更近了一步，但仍在路上。

《海濱故人》小說封面

文/未名

圖/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