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四川人口銳減和張獻忠有多大的關係？

一、張獻忠其人：

張獻忠（1606年9月18日－1647年1月2日），字秉忠，號敬軒，外號黃虎，陝西定邊縣人，明末農民軍領袖，與李自成齊名，是大西開國也是唯一的皇帝。1646年，清軍南下，張獻忠引兵拒戰，在西充鳳凰山被流矢擊中而死。

張獻忠一生中一共兩次入川，第一次是1640年率部進兵四川，這一次入川是形勢所迫，萬不得已，被明朝軍隊攆進四川的。張獻忠也沒有在四川停留太長時間，緩了一口氣，又出川而去了。第二次是1644年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權，即帝位，號大順。關於張獻忠是否血洗四川的爭論，就是在1644年，張獻忠在成都稱帝后，到1647年1月張獻忠身死後這段時間內的。

二、張獻忠血洗四川的史料出處：

1。《明史列傳第一百九十七流賊傳》記載：“獻忠黃面長身虎頷，人號黃虎。性狡譎，嗜殺，一日不殺人，輒悒悒不樂。詭開科取士，集於青羊宮，盡殺之，筆墨成丘冢。坑成都民於中園。殺各衛籍軍九十八萬。又遣四將軍分屠各府縣，名草殺。偽官朝會拜伏，呼獒數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斬之，名天殺。又創生剝皮法，皮未去而先絕者，刑者抵死。將卒以殺人多少敘功次，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賊將有不忍至縊死者。偽都督張君用、王明等數十人，皆坐殺人少，剝皮死，並屠其家。脅川中士大夫使受偽職，敘州布政使尹伸、廣元給事中吳宇英不屈死。諸受職者，後尋亦皆見殺。其慘虐無人理，不可勝紀。”

2。《客滇述》記載：“賊兵之樵採者，盡入城中，拆毀房屋以為薪。又發兵四出，搜各州縣山野，不論老幼男女，逢人便殺；如是半載。八月，獻忠毀成都城，焚蜀王宮殿，並焚未盡之民房。凡石柱亭欄，皆毀之；大不能毀者，更聚薪燒裂之。成都有大城小城，本張儀所築，漢昭烈帝修之。甃以巨石，貫以鐵絙，壯麗甲天下。宮殿之盛，亦不減京師。至是，盡為瓦礫矣。獻忠又令其眾遍收川兵殺之，及其妻子男女，惟十歲以下者僅留一、二。

3。《蜀亂》記載：“年十五以上殺之，各路彙集所殺衛軍75萬，新軍23萬六千，家口32萬。”

4。《後鑑錄》記載：“先檢各衛軍及在營新兵年十五以上殺之，會計各路所殺衛軍七十五萬有奇，兵二十三萬有奇，家口不計，乃次殺民之諸生，釋道及堪輿，醫卜有材技者……凡三十餘萬，家口不計”。

5。《聖教入川記》記載：“張獻忠滅後，旗兵在川，……彼時川人不甘服旗人權下者，逃往地方，聚集人馬抵抗旗兵，如此約有十載。迨至一千六百六十年間，川省稍定，始行設官。……此時四川已有復生之景象，不幸又值雲南吳三桂之亂，連年刀兵不息。自一千六百六十七年至一千六百八十一年，一連十五載，川民各處被摟，不遭兵人之劫，即遇寇盜之害。……四川際此兵燹之後，地廣人稀。”

正方觀點看完後，咱們對各個史料挨個進行分析：

1。先說《明史》是清代官修的一部反映我國明朝（1368—1644年）歷史情況的紀傳體斷代史。既然是清代官方修訂的，不可避免的有為清朝統治者“貼金”，“擦腚”的嫌疑，後文我們會講到清軍入川時也有不光彩的史實，《明史》中對張獻忠屠川一事的水分有多大，很難說。

2。《客滇述》是明朝遺民記載南明史事的第一手資料，尤詳於張獻忠和流寇的事蹟。《客滇述》的作者顧山貞可能是南明的雲南地方官員，該書內容大概取自明末的塘報，也就是軍隊的情報，在《客滇述》中作者不僅記述了張獻忠等明末農民起義軍的殘暴罪行，清軍入川時的暴行同樣有記述，由於出土的張獻忠聖諭碑的內容與《客滇述》的記載完全一致，所以該書的可信度極高。

3。《蜀亂》或《蜀警錄》，又名《歐陽遺書》，紀張獻忠事頗詳。至今猶有刻本行世。歐陽直本人曾經被抓進張獻忠驍騎營內，後又被抓進搖黃部（也是明末農民起義軍），輾轉營中二年後逃脫。《蜀亂》中所記述的史實有一定的可信度。

4。清代《後鑑錄》為清初毛奇齡編著。毛奇齡於康熙年間入明史館參加編修明史，利用所見材料寫成《後鑑錄》。書中記載了明代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起義事蹟，大抵不出《明史》範圍，這本史書因為成書與《明史》關係頗深，所以在記述張獻忠等農民起義一事上的不排除有粉飾當朝統治階級之嫌，而且這種嫌疑還非常大！

5。 《聖教入川記》是歐洲天主教著作，作者是西方傳教士利類思和安文思。主要記敘天主教在四川的活動。其中包括明朝末年天主教傳人四川的最初情形、清初四川地區教徒的概況、外國傳教士的活動、天主教同道教的矛盾、同時也記載了明末張獻忠製造四川大屠殺的詳細經過。西方傳教士利類思和安文思是被張獻忠封為“天學國師”的。由於他們都是張獻忠製造四川大屠殺的目擊證人。因此他們所撰寫的《聖教入川記》也應該說最具有權威性。國內長期不知此書，直到1917年上海教會的法國傳教士古洛東（Gourdon）才把它翻譯成中文。其中最有價值的是利、安兩名傳教士的口述。他們在張獻忠稱帝那年經人推薦，被張封為天學國師，直到張獻忠被清軍射死都在張獻忠身邊。利類思，本名布格略（buglio）。安文思，本名嘉庇厄爾瑪加爾納。（cabrielmagallaens）。需要說明的是《聖教入川記》在對張獻忠與滿清政權二者的態度上是一致的，並不存在說刻意貶低張，褒揚滿清的嫌疑，可信度還是很高的。

三、張獻忠屠殺的次數與人數探究：

根據以上史料記載，我們現在可知的張獻忠大規模屠殺紀錄，主要有四次，三次大屠殺，一次小規模屠殺。

一是1645年農曆十一月血洗成都居民；二是1646年農曆二月遣四路人馬向成都東西南北州縣“ 除城盡剿”，只要不在城內的不分男女老幼都殺光，要想活命就得入城，或遷入已經空出來的成都；三是1646年農曆六月將遷入成都的百姓一網打盡，再次血洗成都。還有一次小規模屠殺，即1645年農曆十二月在大慈寺（另說青羊宮）屠殺全省來應試計程車子。

在關於張獻忠一共屠殺了多少人的這個問題上，爭議很大！《明史》稱“草殺”共計“殺男女六萬萬有奇”，《後鑑錄》也說“合計六萬萬有奇”，其他如《小腆紀年》、《寄園寄所寄》、《蜀記》、《續編綏寇紀略 》、《錦裡新編》及各地方誌等書，也大體沿用僅“草殺”大西軍就“殺男女六萬萬有奇 ”。

一般來說，萬萬的意思就是億了，張獻忠殺6億多四川人，這顯然誇張到極致了！鑑於滿清文字獄的不光彩記錄，不少人就認為《後鑑錄》是滿清用來栽贓張獻忠的，屠殺四川六萬萬人就是明證。

在《張獻忠剿四川真相》一書中，作者鄭光路分析，六萬萬其實是60萬，涉及到古代“合文”計數，如《資治通鑑》有“佛事飯僧萬萬人”。古代還有“衍文”計數，也跟現在不一樣，這個大家要是感興趣可以自行查證一番。

豆漿自身是採用的60萬這個數字的，

張獻忠第一次在成都“殺各衛籍軍九十八萬”，這個衛籍軍不是指純軍隊人數98萬，在明代衛籍就是軍籍的意思，也就是軍隊的家屬，在這98萬人中到底有多少是軍隊家屬，又有多少是成都城內的平民，現在已經不得而知了！（關於98萬這個數字，還是存在很大爭議的，但是豆漿還是決定採用這個數字，沒辦法沒有其它資料可採納了！）

明末四川總人口為600多萬，姑且按照有史可載的這兩個數字第一次98萬，第二次草殺60萬，（第三次屠戮成都城內百姓，及誘殺士子的資料都沒有計算）158萬的總數足以將張獻忠釘在反人類的柱子上了！

四、張獻忠瘋狂濫殺的原因

按說作為一個新生政權的統治者，張獻忠沒有必要大肆屠戮百姓的，那麼張獻忠為什麼要如此滅絕人性呢？

原因有兩方面：

一方面是在統治疆域內，與民眾的離心離德。在1640年至1644年張獻忠剛剛建立大西政權時，張獻忠麾下軍隊的軍紀是比較嚴明的，（1630年張獻忠舉兵起義，與明朝官軍打了大小無數仗）從多方面的史料中，也能看出來，當時的張獻忠起義軍，還是受到當地民眾歡迎的，張軍每到一地，殺宗室子弟、殺官、殺鄉紳（地主），免賦，開糧倉，也正是因為這些有益的舉措，張獻忠才能在明末與官軍纏鬥十餘年！但是一切情況都在1644年建立大西政權後，發生了變化。

農民起義軍由流寇式作戰，變為根據地式發展，然而張獻忠等人顯然不具備組織生產，恢復農桑的能力，還是一味地搶掠，這樣掠奪式的執政方式，隨著時間的積累，讓張獻忠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原本他們賴以生存的根基，張軍與自己境內的百姓們的矛盾日益激化（張軍就是搶，民眾又沒有足夠時間進行生產，糧食越來越少，怎麼辦？一個殺，一個不想被殺！）

一方面是周圍形勢的極度惡化。張獻忠的大西政權自建立之日起，就沒有統一過四川全境，相反，明末清初的四川境內，堪稱一鍋亂粥。1645年夏，南明福王弘光政權滅亡。十一月，清朝用剿撫兼施的策略以何洛會為定西大將軍進剿四川，這還只是清軍一方面針對張獻忠勢力的舉措。

還有其它勢力對張獻忠不懷好意：姚黃等農民武裝勢力、殘明軍隊、地方土豪。不是不報，時候未到，張獻忠殘暴的統治，終於是將四川境內所有的階級都得罪個遍，內部不穩，群狼環伺。這種時局下，逼迫張獻忠痛下殺手，以求穩定疆域內的統治，防止民眾揭竿而起，與其它勢力裡應外合。

五、明末清初，四川境內人口銳減的原因。

1。清軍勢力：清軍殺人在《客滇述》中也有記載：清將梁一訓驅殘民數千，北走至綿州，又盡殺之，成都人殆盡。還有康熙曾下令“就地打糧”：“惟蜀路運糧，最為重要，宜於所復城池、村落，遍訪賊積米穀，悉行察收。俾進蜀官兵，不悞支給。”清軍“敗兵奔駐雅州、名山兩地，民間谷、豆、蕎麥盡掠，雞、鴨、牛、羊盡殺，瓦屋茅舍盡毀。人民無依，悉赴川西逃生。 清軍中吳三桂所部也不是什麼好東西：吳三桂的軍隊在四川幹了大量壞事。如王屏藩部的北路將軍、後被吳三桂封為國公的譚宏，“年逾七十，淫虐無度，虜人婦女，所在地方，劫掠財賄。有不從者，即誣以罪，傾其身。宏妻姜氏，尤嗜賄利，於保寧多畜無賴為義子。凡犯一惡情理難容者，賄投姜門，問刑者即莫敢問。廣（廣元）、南（南江）、通（通江）、巴（巴中）、太平（萬源）諸州，宏兵絡繹不絕，勒索居民，十室九空，或涉深山窮谷人跡罕到之地，尚不得免。稅及屠者、草履、雞子，一切誅求。生靈塗炭，怨聲滿路。”康熙十五年，“吳三桂遣偽將軍何德駐雅，徵調煩苛，愁怨之氣，釀成瘟疫，上南（即上川南）之人，死亡甚眾。”“吳逆詔各州縣輸納糧米運永寧軍前，……有司晝夜飛催，慘苦萬壯（狀）。又值雲南兵馬，久駐保寧地方，人人思歸，悉披堅逃反，連路盡遭殃害。”整個四川“農苦於徭役，商苦於暴稅，兵苦於戰陣”。到了康熙十七年，已是“民不堪命”的局面。

2。南明軍：早在張獻忠死前，南明官軍對農民起義進行了拼命的反撲，殘酷屠殺人民。史載，明軍“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汙劫殺，慘不可言。尾賊而往，莫敢奮臂，所報之級，半是良民。”順治四年六月，南明官軍王祥部總兵王命佔領順慶，“其始也，每家給免死牌一張，需銀若干兩。其繼也，每牛給牛票一張，需銀若干兩。未幾，而牽其牛，掠其人，掘其糧，焚其室，胥西南之民而兵之。”順治六年，南明官軍曹勳部駐雅州，“其兵亦不易得食，於是糾合焦英等隊外掠西道，內掠雅邊，豆、麥、高粱蒐括無一粒。遺黎草根、木皮充腹，迨盡，殭屍滿路，城鄉至顯設賣人肉湯鍋。”故當時亦有“寧遇惡虎，不遇曹部”之諺。

3。地主武裝：地主武裝也是這樣，如雅州“黎神武等所為，殘忍妄誕，凡有俘獲及挾仇相害者，但云從賊，無不手刃之。”這些地主武裝，在其轄區內大肆掠殺人民，如順治二年十一月，南明監建黎軍範文光“駐節雅州”，“分兵劫掠”，以致“雅民剝床見膚，各星散逃去”，“又縱兵擄掠，雅安民遭害甚慘”，所以當時有“寧逢赤眉，不逢文師”之謠。在人民看來，農民起農民軍（“赤眉”）比地主武裝好。

4。其它農民起義及匪盜勢力：因為無人從事生產，造成糧食的稀缺，為了爭搶糧食，一切仁義道德都已經不存在了。有個馮氏家族寫了本《馮氏歷亂錄》，在書裡對當地搖黃土軍任意肆虐和清軍開道殺人都有描寫。清軍攻周時縫草便殺據歐陽直的《蜀亂》記載，搖黃軍殺人，吃人之事也幹不少，在一座廟裡，他們抓大頭的小孩，將其四肢綁住，用頭撞鐘，看其被撞得腦漿迸裂以此來取樂，是“更甚於獻忠”。張獻忠的軍隊是支有軍紀的軍隊，所幹之事都是有目的的，而搖黃土軍就是毫無紀律的土匪了。 由此可以看出，張獻忠所毒害的主要在川西一帶，川南是南明和搖黃的地盤。隨著清軍入川，他們之間互相爭奪，為了地盤和糧食，導致川南“孑遺者百無一二”。

可見從六百萬人減少到8萬人的真兇是清軍（包含吳三桂），南明，張獻忠，搖黃土軍和各路強盜土匪共同所為，加上災荒，瘟疫，虎患，人吃人，逃離等天災人禍，才是導致川人減少的真正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