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潮的幸運：斷然拒絕了好友戴名世的要求，和一場文字獄擦肩而過

張潮的《幽夢影》中收錄了名為“戴田友”的一則批語，這個“戴田友”應是“戴田有”之誤，而

戴田有，正是清初文字獄“《南山集》案”的主角——戴名世。

戴名世書法

戴名世（1653～1713），字田有，一字褐夫，號憂庵，又號南山先生、栲栳等。死後，人諱稱其為“宋潛虛先生”。江南桐城人，是桐城派代表人物之一。

在康熙四十八年殿試中戴名世以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榜眼），授翰林院編修，參與明史修纂。

不過，僅過了兩年，即因早年刊行的《南山集》中錄有南明史事，載有南明年號等被彈劾，最終以“大逆”罪下獄，雖經大學士李光第等多方營救而不得，遂於兩年後被處斬，死年六十歲。

作為清初三大文字獄之一的“《南山集》案”當年株連數百人，轟動儒林。

除戴名世的親族外，當年儒林中的知名人士如方苞、方孝標、趙士麟、王源、汪灝等30餘人被牽連。

後世再輯錄的《南山集》

刑部審訊後給予此案的擬罪非常殘酷：

戴名世依律凌遲處死，其“祖、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異”，十六歲以上皆斬，十五歲以下男及所有女性“給付功臣之家為奴，財產入官”。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等處絞刑，出資刻版的尤雲鶚“徙三年，妻子發往寧古塔”……

最後到了康熙那裡，最終判決只戴名世處斬刑，其餘死刑得以免死，涉案的其餘人等減罪。

在審理“《南山集》案”的過程中，又牽連出戴名世的另一本著作《孑遺錄》的刊刻。

參劾戴名世的趙申喬

《孑遺錄》記述了桐城人在明末的亂局中應對饑饉、強權的過程。由朝臣王源、汪灝等作序，戴氏的同鄉方正玉出資刊刻。

邢部當時只言為“逆書”，未指出具體的悖逆內容。刑部擬罪如下：

為《孑遺錄》作序的王源因病故免究，汪灝絞刑，刊刻者方正玉流放。

但最終判決也如“《南山集》案”，由於康熙“聖恩”，死刑得免，減罪不一。

儘管如此，封建時代的殘酷依然暴露無遺——在流放地，戴名世的弟弟戴平世、好友汪灝等相繼病亡，其他死者不知其數。

更重要的是，此案顯示了對被統治者嚴重的精神虐待與強大的精神控制。

康熙

下面說到張潮了。

張潮與戴名世年紀相仿（張潮大戴名世3歲），兩人何時訂交不得而知，戴名世年輕時欲寫明史，曾在江浙一代考察，大概這時兩人相識。在張潮的尺牘集中存有二人的通訊。

同尤雲鶚和方正玉偶爾出資助刊文集不同，張潮是“專職”出版家，在康熙年間出版了轟動學界的《虞初新志》、《昭代叢書》等。

其尺牘集中的一通書信就是圍繞著戴名世想在《昭代叢書》上刊載自己的作品展開的，

這部作品就是《孑遺錄》！

《孑遺錄》

——張潮能躲過這一劫是非常幸運的。

康熙四十一年六月，張潮接到戴名世的書信後，回信說，沒有把《孑遺錄》收錄進《昭代叢書》乙集。

張潮《尺牘偶存》卷九第15札《復戴田友》：

《孑遺》大著，向蒙惠讀，筆力可繼班、馬，心絕愛之。緣拙選名《昭代叢書》，故不便以明季流寇之慘錄入，是以未獲借光耳。”

所謂“昭代”，即“政治清明的時代”之意。張潮之所以沒有刊用，只是因為《孑遺錄》寫的是“明季流寇之慘”，與書名“昭代”或者說出版意圖不合罷了！

因為張潮的拒絕，《孑遺錄》轉而由方正玉出資刊刻，結果為桐城方氏家族惹出了這一天大的禍事。

從文獻上看，張潮可能在“《南山集》案”前就已去世。那麼，假如說他刊刻了《孑遺錄》，是不是可以因死免罪呢？

《孑遺錄》

不行。

比如被《南山集》案牽涉到的方孝標（戴的同鄉，與方苞、方正玉同宗，方苞族祖父），與戴名世同被定“大逆”罪，同被判凌遲，雖然此時方已病故，最終還是沒逃過開棺戮屍，挫骨揚灰的結局，且妻子親族均被累及。

張潮的僥倖，當然與他的出版思想相關，但看起來依舊像一個驚心動魄的偶然事件，他與文字獄擦肩而過，但他的朋友與同道們就沒那去幸運了。

戴名世的家鄉桐城

在舊的時代，民間智識者的一個行差步錯，都會付出生命的代價，這何嘗不是智識者在舊時代的宿命與必然呢？

附帶一句，張潮的《虞初新志》《昭代叢書》雖未成禁書，內裡的文章篇什被抽禁得也不少。

作為旁觀者，拂去厚厚的歷史灰埃，依然被當年的血色驚住，緬懷逝者之餘，遺憾他們沒有生在這個時代。

參考資料：

張兵、張毓洲，《南山集案與桐城戴氏家族的衰落》，《文史哲》，2009。03。

劉和文，《張潮研究》，碩士研究生論文，2004。05。

圖片來自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