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歌《絕望與希望之外：魯迅〈野草〉細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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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草》沒有在常識意義上寫作，所以也不能在常識層面閱讀它。魯迅為自己確認的“戰鬥”與“復仇”的主題，都不是日常生活的直觀經驗可以理解的內容；而他的希望與絕望的情感，由於其達到的深刻程度，也超越了常識的範疇。毋寧說，《野草》恰恰挑戰了常識經驗，打碎了常識經驗，並由此打造了一個新的感覺空間。

——孫歌

孫歌大膽重建了認識《野草》的思想框架：第一，她把魯迅與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結合起來考察；第二，她把魯迅與秉承西方“先進理論”的知識人的論戰納入到《野草》的討論中。孫歌在書中很好地繼承了80年代以來的魯迅研究成果。所不同的是，當年所概括出來的《野草》和魯迅思想的結論，對於孫歌而言，是她重新尋找魯迅精神世界入口的思想前提之一。

——薛毅

絕望與希望之外

魯迅《野草》細讀

孫歌 著

定價：48。00，精裝，281頁

ISBN：9787108067180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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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 歌

孫歌，日本東京都立大學法學部政治學博士，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日語學院特聘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曾任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一橋大學、德國海德堡大學客座教授。研究領域為日本政治思想史，主要著作有《主體彌散的空間》（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竹內好的悖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文學的位置》（山東教育出版社，2009）、《把握進入歷史的瞬間》（臺灣人間出版社，2010）、《我們為什麼要談東亞》（三聯書店，2011）、《思想史中的日本與中國》（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7）、《歷史與人：重新思考普遍性問題》（三聯書店，201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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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介紹

一般認為，《野草》是最能透見作者“靈魂的真與深”、最能揭示魯迅個人真實的生命狀態的作品，孫歌將魯迅和《野草》作為思想史的研究物件，藉助竹內好與溝口雄三的獨特思想路徑，來重新解讀魯迅與傳統的關係，五四落潮後魯迅的孤獨、戰鬥與堅守，以及魯迅在“絕望與希望之外”追尋生命原點的深刻體驗與人生思考。

透過逐一細讀23篇文章，作者重新闡釋了諸如“中間物”“明暗之間”“無物之陣”等《野草》中的核心觀念，尤其對魯迅的 “求真”意識和他的“反傳統”思想做了獨具匠心的體味。作者認為，魯迅不是一般的“反傳統”，而是“一直在傳統中用斷裂、決絕的方式繼承一些最關鍵的要素”，因此既要釐清“傳統”的多面性和多義性，又要辨析傳統在現代的分解和轉化，在這個意義上，魯迅的“求真”就與明末的李卓吾一脈相承，實際上他是“進入傳統的脈絡有選擇地進行繼承”。

目 錄

序言 尋找魯迅精神世界的入口 薛毅

第一講 魯迅的時代課題

一、重新思考“傳統”的內涵

二、魯迅的“現役”狀態

三、“真偽之爭”的意義

四、新舊之爭的虛假性

五、魯迅哲學的生命邏輯

六、魯迅的反傳統

第二講 無地中的死火

一、關於粘連與孤獨

二、相關作品中雪的意象

三、無可選擇中的選擇

四、從被打造的形狀中突圍

五、燃盡於無地之地

六、解讀《題辭》

第三講 在無物之陣中戰鬥

一、魯迅的難讀之處

二、什麼樣的抗爭才有意義

三、戰士的“死法”與“活法”

四、在“無物之陣”中戰鬥

五、面向未來的記和念

六、在無可選擇中堅守

七、尋找魯迅精神世界的入口

第四講 絕望與希望之外

一、抓不住的霓虹色碎影

二，無所交鋒的“冷戰”

三，直逼真正的暗夜

四、生命飛揚的大歡喜

五、“我只得走，我還是走好罷”

結語 魯迅的“不容已”

後記

附錄 野草 魯迅

尋找魯迅精神世界的入口

讀孫歌《絕望與希望之外》

丨薛 毅

十幾年前，孫歌老師發表一系列論述竹內好的文章，我為此而拜見她。她當時承諾很快會回來研究魯迅。我翹首以盼，結果她下一個研究重點是丸山真男。拜讀她不少關於日本思想史的論文之後，我想她大概不會再有時間回到魯迅那裡了吧。後來她又挑起了重擔，譯介多卷本溝口雄三著作集。沒想到，這以後和她見面幾次，所聊的關於魯迅的話題竟越來越多了。看來溝口雄三和竹內好一樣，都刺激和影響著她對魯迅的重新理解。這次她應邀在中國美術學院講解魯迅的《野草》，看來是水到渠成的事。

《中國的思維世界》，［日］ 溝口雄三 / 小島毅 主編，

孫歌 等 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

20世紀80年代學術界出現了魯迅研究的高峰，人們將《野草》看作魯迅的核心文字，並以《野草》為方法重構魯迅的思想和文學世界，改變了簡單地將《野草》看作自我否定的過渡性文字的傳統看法。以往無法解釋的《野草》中豐富、多層次又以悖論的形式呈現的自我形象，有了得以展開討論的空間。人們對《野草》的語詞修辭和含義的隱晦、難解狀況也有了足夠的認識。更為重要的是，人們對魯迅置身於絕境中而始終掙扎著前行的行動哲學有了強烈的體認，並把它概括為“反抗絕望”或“絕望的抗戰”，這成為魯迅思想的核心命題。這些與孫歌的討論並無矛盾，可以說，孫歌在講解中很好地繼承了80年代以來的魯迅研究成果。所不同的是，當年所概括出來的《野草》和魯迅思想的結論，對於孫歌而言，是她重新尋找魯迅精神世界入口的思想前提之一。

80年代的學者們往往從魯迅與尼采等被稱為現代主義思想家的關係中尋找靈感，開拓了新的解釋空間，比如將魯迅筆下的過客與加繆筆下的西西弗斯進行比對。但後來的研究出現了一種傾向，幾乎將《野草》的一切都收歸現代主義，人們忙於用生命哲學、存在主義的語詞概念來解釋《野草》。這導致的結果是，近二十多年來，《野草》研究幾乎停滯在現代主義的闡釋框架中。在現代主義視野內，《野草》與魯迅的其他作品，特別是雜文寫作，越來越脫節。而且出現了美學上的自戀傾向，人們在《野草》中往往構建一個與民眾無關的，孤獨而自怨自艾、自我欣賞的高等知識人形象。80年代的《野草》研究呈現出來的那個奮然前行的積極形象也變得過於虛無了。——這樣說並不是要否定近二十多年來的《野草》研究，而是想說明，如何突破《野草》研究的現代主義框架，如何繼承並進一步推進80年代《野草》研究，是需要認真應對的問題。

在我看來，孫歌提供了新的可能。她大膽重建了認識《野草》的思想框架：第一，她把魯迅與中國的思想文化傳統結合起來考察；第二，她把魯迅與秉承西方“先進理論”的知識人的論戰納入到《野草》的討論中。就第一方面而言，可以清晰地看到溝口雄三對她的影響。長期以來，人們將魯迅的反傳統作為不證自明的思想前提，雖然早有魯迅研究專家指出了魯迅的思想與文學和魏晉文章之間的密切關係，但後者仍然可以被綜合在反傳統的脈絡中。而孫歌認為，“魯迅與傳統的方式不是直接的連線，而是用斷裂的方式發生的繼承”，“他一直在傳統中用斷裂、決絕的方式傳承一些最關鍵的要素，他並不是一攬子地拒絕作為一個實體的所謂‘傳統’，而是進入傳統的脈絡，他自己有選擇地進行了傳承。他傳承的這些要素，最後在《野草》中得到了昇華”。而在中國歷史中，就存在著像嵇康、李贄那樣以斷裂、決絕的方式繼承傳統的傳統，這個傳統，用魯迅的話來說，表現為魏晉的反禮教，實則倒是太相信禮教，而因為禮教被利用，於是老實人不平之極，無計可施，激而變成不談禮教、不信禮教，甚至於反禮教。用溝口雄三的話來說，表現為李贄遠離宋學以來的儒學大勢，看似站在完全自由的立場上，但這並不意味著站在非儒、反儒的立場，而是要追求存在於赤裸裸的人本身的那種自然本來的綱常。用孫歌的話來說，表現為魯迅的“即使在他反傳統的這一面，也是一種內在於傳統的反抗，也是一個向內的自我否定運動”。

左：李贄 右：溝口雄三

但這並不意味著可以用現成的中國傳統思想史上的觀念去回收魯迅的思想。借用溝口雄三的視角，我們可以看到，傳統，尤其經過決裂和自我否定的傳統，它體現為一種不可見的“向量”，一種有待創造性實現的潛能。但是這種視野中所見的傳統，並不是鐵板一塊，它內在地存在著巨大的張力，存在著永不休止的廝殺，正是這種張力和廝殺，使得傳統在多種對立衝突中獲得了可以稱之為“向量”的活力，擁有了不斷變化的潛能。對靜態歷史觀的破除，對歷史向量特有的混沌狀態的敏感，是重新解釋魯迅思想和經驗所應該建立起來的“期待視野”。以魯迅的“任個人”思想為例：當人們認定魯迅的個人是建立在排斥群體，與群體對立的時候，人們可能忘了，魯迅所要排斥的“眾數”，是西方近代文明建立起來的觀念上虛假的一致性，而非底層民眾的情感和利益。而他的“掊物質而張靈明”，也和尼采式的貴族精神毫無關係，他的“神思”是以西方十九世紀末批判近代文明的思想為契機而從中國傳統中再次啟用和創造出來的概念，這個概念並不等於文學創作上的想象力，它接通了古民“冥契萬有，與之靈會”（《摩羅詩力說》）的傳統，用於文學創作，則強調作為個人的自我向他人、向萬物開放，使人和人之間的心靈相通。魯迅說，“人類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關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卻只有用文藝來溝通”（《〈吶喊〉捷克譯本序言》），他誇讚高爾基“他的一身，就是大眾的一體，喜怒哀樂，無不相通”（《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我覺得這應該是對神思的最基本的白話解釋。在此，“個人”是一種容器，“涵養人之神思”（《摩羅詩力說》），裝載的是遠遠大於個人的天地感受，使個人的一身與大眾成為一體，而不是讓“個人”獨步於眾人之外。孫歌認為：“對於傳統的中國士大夫階層來說，所謂的自我、個體這樣的能使自己區別於人群，區別於自然的自我認知方式是沒有多少價值的，真正有價值的是集天地之能量於自身，同時這個自身又是極其渺小的狀態，它並不因為集天地能量於一體而以宇宙的中心自居”。

儘管《野草》更多的篇幅用於寫魯迅的個人體驗，但魯迅在《野草》中建立起來的並不是以個人為中心的世界。孫歌認為，魯迅擁有一個遠大於個人的宇宙觀，在《野草》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只有在宇宙視野下，個人才體現為一個影、一個卒、一個過客，“天地自然之間的一個點”。而只有這樣的宇宙觀才可能讓自我生命的逝去引來魯迅的“大歡喜”。孫歌很有創造性地解釋了《頹敗線的顫動》。這首散文詩很容易被理解為魯迅的自況，似乎隱喻的是魯迅為青年貢獻心血卻遭青年謾罵，而爆發出一種極為複雜的感情。這是知識人自戀式的解讀。魯迅也許會把自己的經驗和情感投射到物件身上，但《頹敗線的顫動》中的底層女子形象一直保持其客觀性。孫歌很敏銳地關注到文中的關鍵意象“波濤”：“波濤顯示的能量是什麼？是飢餓、痛苦、羞辱、歡欣，都是極其平凡的，極其日常性的。這是底層人具有的能量，是求生本能所發出的能量。到了作品的後半部分，魯迅把這種能量轉化成了偉大如石像的、屹立於天地之間的存在。一個被侮辱、被損害的女性，本來是社會底層的弱者，魯迅卻揭示出，在她赤身裸體，不僅擯棄了人類所有的價值，而且拋棄了人類語言的時候，她卻獲得了天地之間的生命能量。”“在《頹敗線的顫動》裡，魯迅讓一個最羸弱、最沒有反抗能力的女性在她受盡了侮辱、摧殘，甚至在被她自己的孩子羞辱之後，幻化成了這樣一個點：集合起了宇宙的生命能量。我認為這是《野草》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視角，這個視角表示，魯迅不再相信，甚至是正面挑戰文壇里正人君子建立的那些價值判斷，也徹底摧毀了那些價值判斷支撐起來的整個論述框架，甚至在某種意義上，這也是對五四‘人的文學’這個命題裡暗含的某些缺陷的一個糾正。”人道主義文學潮流中，底層女性只是一個需要被同情和憐憫的物件，而在魯迅的宇宙觀中，天地間充塞著象徵底層人生命的“波濤”。

魯迅《野草》，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年

《野草》寫作於特殊的年代，魯迅說，“《新青年》團體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隱，有的前進”（《〈自選集〉自序》），魯迅自己成了“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的“遊勇”。魯迅曾數次說明一開始他對文學革命熱情並不高，他給自己的定位也只是為新文化將領們吶喊助威，為此必須與前驅者取同一步調。團體散掉後他卻以“一卒”之身顯示出對文學革命的忠誠。（就像在以後他對左聯的態度一樣。左聯存在時他批評不斷，解散後他奮起高舉左翼的旗幟。）但是，他的忠誠並不體現為對新文化命題的重複和固守。新文化運動高潮過後文壇的落寞狀態給予了魯迅一個機會，去重新思考他自身與新思潮新價值之間的關係。而這個時候出現了來自新文化陣營中的一些人與軍閥勢力結合的現象，魯迅與他們的論戰使新文化本身的裂變更為突出。

很少有人像孫歌那樣強調魯迅的論戰和《野草》之間的緊密關係。在寫作《野草》的同時，魯迅捲入到女師大事件和“三·一八”慘案所引發的與現代評論派的激烈論戰中。這在雜文中有鮮明的體現，人們也能發現論戰在《野草》中的影子，但並沒有把論戰看作形成《野草》的決定性事件。孫歌不僅從《這樣的戰士》中的戰士，從《秋夜》中的棗樹，還從《墓碣文》的碑文中看到論戰的經驗，她甚至獨創性地將《失掉的好地獄》中地獄的變化看成是文壇的變化，將《題辭》中的“地面”理解為文壇。孫歌用“新舊之爭的虛假性”來理解地獄的變化：“魯迅筆下的地獄固然是他也希望摧毀的舊文壇乃至舊社會，但是並非簡單明快地直接象徵著與天堂對立的黑暗世界；在魯迅眼裡，文壇新時代的開始，完全有可能是以一個地獄代替另一個地獄，甚至被取代的那個地獄可能還稍好一些。”在魯迅筆下，新舊問題被轉化為真偽問題，孫歌說“求真”是《野草》的潛在主題，如同他一輩子最重要的工作“並不是尋找正確的途徑，或者是正確的結論，而是求真辨偽，揭露所有的偽善”。而《野草》的獨特性在於這個求真主題首先面對的是自我，而且這個自我是在與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先進觀念價值的延展、差異、矛盾、對抗乃至戰鬥中逐漸顯現的。

竹內好對魯迅理解的一個特別之處在於他從魯迅對西洋、對外部權威的抵抗中來說明魯迅的“自我”。“抵抗”這個詞容易引起誤解，似乎是說魯迅處於新價值的對立面。但這裡的“抵抗”不能被理解為簡單的反對，更不能被理解為日本近代文學歷史上那種用“純化”的本土文化來反對西方文化。不用說，魯迅有“別求新聲於異邦”之志，他一直是拿來主義的倡導者，甚至希望青年們少讀或不讀古書，多讀外國書。但魯迅自始至終不以新價值自居，也從來不把現成的西洋觀念看成是可以替換中國傳統價值的新價值，對魯迅而言，真正的“新”是在生成中的，這不是簡單移植可以做到的。而魯迅獨特的目光體現於對所謂新價值落地之後狀態的觀察和思考。抵抗是雙重的，抵抗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對不承認失敗或者忘卻失敗的抵抗，同時也拒絕屈從於外部權威。竹內好說魯迅“拒絕成為自己，同時也拒絕成為自己以外的任何東西”。這樣的“自我”，無法用西洋價值來描述，無論是人道主義，還是現代主義；也無法用既有的中國傳統概念來描述。竹內好甚至只能用“無”來說明。但無論如何，這個“自我”只有在與新價值的糾纏中、與歷史的關係中才能體現。

《近代的超克》是日本魯迅研究的扛鼎之作，“迴心說”的提出首開以“懺悔”和宗教感切入魯迅研究之先河，對日本與中國的近代歷程亦有十分透徹的洞見。 ［日］ 竹內好 著，孫歌 編， 李冬木 / 趙京華 / 孫歌 譯，三聯書店2016年

藉助於《影的告別》的提示，我們可以把《野草》中的自我理解為新文化構建起來的“人”的形象的倒影。“人”走向將來的黃金世界，告別黑暗，走向光明；而“影”從“人”中分裂出來，拒絕光明，拒絕黃金世界，告別“人”，走向黑暗，進而讓自我消失於黑暗中。《墓碣文》中的死屍同樣也是“黃金世界”的顛倒：“於浩歌狂熱之際中寒；於天上看見深淵。於一切眼中看見無所有；於無所希望中得救。”在《娜拉走後怎樣》的演講中，魯迅引用阿爾志跋綏夫小說中質問理想家的話：“你們將黃金世界預約給他們的子孫了，可是有什麼給他們自己呢？”魯迅也用阿爾志跋綏夫的話來回答說，對於他們自己，面對黃金世界的希望只能更為痛苦，“叫起靈魂來目睹他自己的腐爛的屍骸”，這是一個挺恐怖的意象。我覺得正是這樣的思考觸發了魯迅的《墓碣文》寫作。面向未來的黃金世界，一旦連線著過去，它的作用就是喚醒死人。如同走向光明的“人”一旦連線著黑暗，會出現影子一樣。而魯迅《野草》對自我思考的思想史意義就在於，他將新文化關於個人、個性解放的命題倒轉過來，使之與過去相遇，重建自我和黑暗世界的聯絡。《狂人日記》的意義並不是一個高高在上的歷史之外的啟蒙者高喊中國歷史吃人，而是發現“有了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我”。如果不重建與歷史的聯絡，如果將自己與過去完全撇清、截斷，這樣的啟蒙立場就有了虛假性。魯迅的進化論思想並沒有讓自己站在新的一端，而是發現自己只是“中間物”，“中些莊周韓非的毒”，“靈魂裡有毒氣和鬼氣”。孫歌說“只有‘中間物’才是與歷史共同搖擺前行的唯一形式”，因為只有半新半舊才是歷史“進步”的真實形態。

論戰使魯迅在經驗層面上體會到新文化價值的裂變。《這樣的戰士》中，戰士看到，“那些頭上有各種旗幟，繡出各樣好名稱：慈善家，學者，文士，長者，青年，雅人，君子……。頭下有各樣外套，繡出各式好花樣：學問，道德，國粹，民意，邏輯，公義，東方文明……。”好名稱好花樣中出現了新舊名詞摻雜的局面，並且這樣的名詞可以繼續排列下去。我們都知道，魯迅在《新青年》時期對講究國粹的復古主義者的論戰，有一個鮮明的特點，就是指斥他們的虛偽和虛假，所謂的復古只是“變戲法的手巾”，只是打扮自己的裝潢物而已。而與西方主義的知識分子的論戰，則讓魯迅體會到，新名詞同樣墮落成了旗號和外套。魯迅的敵人只是一些竊取美名、假借大義之徒，用公理正義的美名，行私利己。魯迅總結出了新名詞的特殊用法，典型如：“有些力氣的時候看看達爾文赫胥黎的書，要人幫忙就有克魯巴金的《互助論》”（《有趣的訊息》），“要駁互助說時用爭存說，駁爭存說時用互助說”（《非革命的急進革命論者》）。這就是魯迅所要面對的“無物之陣”，它能吸附一切新價值使之變成行私利己的旗幟和外套。魯迅多次感嘆新名詞落入染缸，化為濟私助焰的工具和武器。對此，《這樣的戰士》中強調戰士所使用的是“蠻人”的投槍——既不像非洲土人那樣揹著毛瑟槍，也不像綠營兵那樣佩著盒子炮，總而言之，不是“蠻人”使用現代的武器，而是現代人使用“蠻人”的武器，用這武器去對抗新名詞所構成的武器。這又是一種重要的顛倒，顯示出魯迅的抉擇。他不用任何新式武器，因為“公理是隻有一個的。然而聽說這早被他們拿去了，所以我已經一無所有”（《新的薔薇》）。類似幾年後魯迅寫的《鑄劍》中黑衣人所言：“仗義，同情，那些東西，先前曾經乾淨過，現在卻都成了放鬼債的資本。我的心裡全沒有你所謂的那些。我只不過要給你報仇！”我們一般把這種戰鬥理解為近身格鬥和肉搏。如《希望》所說，是“我只得由我來肉薄這空虛中的暗夜”，“一擲我身中的遲暮”。

但孫歌發現魯迅的“肉薄”不能被理解為肉搏，它並不包含“短兵相接地搏鬥”的意思，它是日語詞，是指近距離的“逼近”“迫近”。“肉薄空虛中的暗夜，就是逼近、迫近空虛中的暗夜，意味著不再把希望作為盾牌以求迴避似有似無的暗夜，而是逼視它，迎上前去。”這個解釋令人吃驚，據我所知，魯迅研究史上還沒有類似的判斷。可以支撐孫歌的理由是，即使在《這樣的戰士》中，你死我活的近身肉搏也並未發生，被擊倒的只是對方的外套，敵人會一次又一次巧妙脫身。《秋夜》中，棗樹雖一意要制天空的死命，也未嘗刺破天空，彷彿“冷戰”。更重要的是，孫歌認為，“肉薄暗夜”，首先意味著要“辨識”暗夜，“辨識”什麼是“真的暗夜”。換言之，所謂“暗夜”已經不是新文化運動建立起來的關於中國傳統代表愚昧落後的共識，這不需要費心辨認。“真的暗夜”是藉助新知識復活了的無所不在的無物之陣，它永遠以光明偽裝自己。如孫歌所說：“真的暗夜其實藏在了人們認為光明的所在之後。同時，也暗示了魯迅在肉薄真的暗夜的時刻，他仍然將要面對無物之陣”。戰士之所以在敵人一次又一次脫身後，自己則在無物之陣中成了罪人，老衰，壽終，但堅決地舉起投槍，是追蹤和逼近無物之物，讓無物之物現身的途徑。

孫歌說：“‘肉薄’包含了魯迅冷徹的判斷：如果要與暗夜對決，那麼必須放下希望。”初讀孫歌的講稿，我覺得此話有點絕對了。我一直認為魯迅《希望》的邏輯在於講述他無奈而被動地喪失希望的過程，轉而醒悟了希望與絕望都是虛妄。為什麼被孫歌理解為是一種主動行為，為什麼與暗夜對決的條件是放下希望？但細讀《希望》，確實能發現一個更為積極果斷的魯迅形象。魯迅發現，在暗夜無所不在的情況下，承諾了未來的希望是無法抵擋暗夜的，它起的作用只能是自欺，從而讓自己偷生。魯迅還發現，如今的絕境在於，由於青年的消沉，他連身外的寄託也落空，偷生也不成，他的重大抉擇就是“放下了希望之盾”，直接與黑暗對峙。在這樣的抉擇之後，無論希望還是絕望，都不再是魯迅的現實處境中的立腳點。因此，《野草》寫的也不再是希望與絕望之間的絕境，而是在希望和絕望之外，魯迅的奮然前行。如同《影的告別》一樣，影告別的正是人的承諾和希望，從而抵近黑暗。魯迅的自我抉擇非常決絕，他幾乎主動切斷自我與另外一個美好世界的關係，如同《過客》中的過客，拒絕同情和佈施，“不願看見他們心底的眼淚，不要他們為我的悲哀”，如同《雪》中朔方的雪，“決不粘連”。對於氣候溫暖的南方的雨而言，魯迅說朔方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因為只有這種不相互粘連的雪，才能在天寒地凍的環境中旋轉而升騰，所以，雨必須死掉，變身為雪。就像魯迅筆下的“無淚的人”，“拒絕一切為他的哭泣和滅亡”（《雜感》）。魯迅說：“我的戒酒，吃魚肝油，以望延長我的生命，倒不盡是為了我的愛人，大大半乃是為了我的敵人，……要在他的好世界上多留一些缺陷。”（《〈墳〉題記》）這裡面有著用盡一切心力，付出所有代價，死死地與黑暗糾纏到底的抉擇和意志。因此，“肉薄暗夜”是找回魯迅雜文與《野草》之間緊密聯絡的最重要的關節點。如果沒有魯迅大量的戰鬥文字的支撐，“肉薄暗夜”很容易被空洞化理解，而僅僅成為一種姿態。如果沒有看到魯迅在《野草》中對論戰經驗進行多次反芻，進而一次又一次重新思考自我，論戰的意義也不能得到充分複雜的評價。

魯迅面對“人”而變身為“影”，面對“黃金世界”而變身為“屍骸”，在暖國的雨對照下變身為紛飛的雪、“死掉的雨”， 這些都是對“這樣的戰士”“棗樹”各個側面的說明。在《題辭》中，魯迅將自我變身為“野草”，吸取露水，吸取陳死人的血肉而生存。這是要把自我作為容器，讓他人的生死進入自己的記憶中，使自我錘鍊為叛逆的猛士那樣“洞見一切已改和現有的廢墟和荒墳，記得一切深廣和久遠的苦痛，正視一切重疊淤積的凝血”。《鑄劍》中黑衣人說：“你的就是我的；他也就是我。我的魂靈上是有這麼多的，人我所加的傷，我已經憎惡了我自己！”所謂你和他都是我，所以別人可以稱為“人我”，在這裡，“我”與“人我”合為一體。這些都是在顯示魯迅的自我抉擇的同時，體現出魯迅的自我否定。傳統魯迅研究中，把《野草》總體上看作自我否定的文字，是值得重視的。自然，傳統研究者過於用三十年代更為“正確”的魯迅來對照和評價《野草》比較消極的自我，這不一定符合實際情況，在我看來，三十年代魯迅的自我否定意識並不比二十年代弱。自我否定並不意味著可以用更新、更完美的自我來取代有待否定的自我，所以不能站在“正確”的立場上來評價自我否定意識，而是對“與歷史共同搖擺前行”的心靈形式的發現和自覺。它與現代主義的、形而上的、終末論式的自我嚴格區別。它提示的是歷史尚待展開而並未終結。

《題辭》中，“地火在地下執行”，熔岩噴出，將燒盡一切野草。孫歌說“真正的革命能量是無言的‘地火’”，但革命不是現代專利，“歷史上同樣也一直有地火執行”。但我更願意把地火在地下執行視為魯迅對身處的進向“大時代”的時代的理解。所謂大時代是以蘇俄革命為參照而設想的翻天覆地變化的時代。在寫作《〈野草〉題辭》的同年，魯迅反覆說明“中國現在是一個進向大時代的時代”，“但這所謂大，並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塵影〉題辭》）。而在之後發生的魯迅與革命文學的論戰中，我們可以很清晰地發現創造社的青年一代如何迅速將自我和小資產階級切斷關係，變身為無產階級，再一次獲得自我肯定，而魯迅在論戰中，用地火燒盡野草做比喻，來說明革命文學家不敢讓自我在大時代中浴火，而沒有浴火何來重生。魯迅則把自我放置在大時代中可以由此得死的一端。魯迅說：“我以這一叢野草，在明與暗，生與死，過去與未來之際，獻於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之前作證。”進向大時代的時代，也就是明暗、生死、過去未來之際，而自我則自覺地向其中一端移動，沉入黑暗、選擇死亡，遠離友人和愛者。用《失掉的好地獄》結尾的話來說就是：“你是人！我且去尋野獸和惡鬼……。”用《影的告別》的話來說就是：“只有我被黑暗沉沒，那世界全屬於我自己。”

孫歌說，“作證是魯迅為自己確定的思想任務”，作證意味著“拒絕各種形式的遺忘”，“如同眉間尺把頭顱作為武器一樣，是把自己投入歷史的行為”。擴而言之，我們可以把魯迅的寫作本身，看作留給後人的證言，以讓後人記得深廣久遠的歷史。魯迅非常清楚，隨著時間的流逝，文壇上的鬥爭和衝突，很容易被後人遺忘，“時代漸遠，戰血為雨露洗得乾乾淨淨，後人便以為先前的文壇是太平了”（《“中國文壇的悲觀”》）。寫作者為自身的“不朽”考慮，也會把一些不宜讓後人讀到的文字刪得一乾二淨。即便歷史上存在著偏激的文學家和作品，“經後人的一番選擇，卻就能純厚起來”（《古人並不純厚》）。魯迅則反其道而行之，他不僅將報刊上登載的各種流言抄錄在自己的文章裡，將自己文章刊登的前後遭遇寫在文集的附記中，以便讓後人知道“我們活在這樣的地方，我們活在這樣的時代”（《〈且介亭雜文〉附記》）， 而且也將自己對人和事有錯誤判斷的文章也照收在自己的文集裡，把自己“太易於猜疑，太易於憤怒”（《關於楊君襲來事件的辯證》）的性格暴露給後人。更為重要的是，魯迅將特定歷史條件下與黑暗糾纏到底的自我存在形式寫在《野草》和其他作品中，這是最為深刻的作證方式，使自我像釘子一樣牢牢釘在具體的歷史環境中，而拒絕以各種永恆和不朽的名義讓自我脫離環境。在《復仇（其二）》中，魯迅將“神之子”改寫為“人之子”，在四面都是敵意的環境中，讓悲憫的耶穌產生仇恨，“較永久地悲憫他們的前途，然而仇恨他們的現在”。“神之子”受難而寬恕人類，指示著人類應該相互寬恕。而魯迅筆下的“人之子”的受難，則成為魯迅那樣的見證者，指示著人類應該記住黑暗。魯迅臨終之際，“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死》）。“一個都不寬恕”，意味著所有的論戰，所有的敵我關係，都是真實存在的。“一個都不寬恕”，顯示著魯迅舉起投槍戰鬥到底的決心，意味著他清楚自己在與“無物之物”對陣，也讓我們得以領悟，為什麼魯迅需要一直保持“肉薄”的戰鬥姿態。

1923年4月，魯迅與周作人、愛羅先珂等人合影

魯迅的求真，魯迅的“肉薄”，魯迅的無法歇息，正是在“作證”的意義上獲得了歷史的深重內涵。在中國思想史的脈絡裡，魯迅留下了一份個性鮮明同時承前啟後的思想遺產。他打翻了已然坐穩交椅的那些神聖，撕下了光環編織而成的那些面紗，無情地暴露出並不美麗的真相。《野草》為我們開啟了一扇門，引導我們摸索著進入魯迅的精神世界，並艱難地體驗進入歷史的坎坷；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自身的思想能力也將經受拷問，魯迅在作證中確立的特定生命形式，也將在我們的自我拷問中轉化為理解歷史的充沛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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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新書丨孫歌《絕望與希望之外：魯迅〈野草〉細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