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碼農”這個詞，看見他們的喜怒哀樂

本文轉自：上觀新聞

越來越多人的生活被網際網路徹底改變，尤其當無數年輕人開始介入一個新產業的生產時，我們是否應該更早讓他們意識到這個產業生產模式中存在的問題？此時提醒人們對自己所處的產業的反思能力顯得尤為必要。

有時，“不被社會徹底改變就是自己對社會最微小的改變。”《依碼為夢：中國網際網路從業者生產實踐調查》作者夏冰青，對記者如是說。

《依碼為夢：中國網際網路從業者生產實踐調查》夏冰青 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

和夏冰青在微信上約見面時間。夏冰青過了一會才回，很客氣地道歉，“不好意思哦，剛剛沒看到，因為在學琵琶。”等到線下初次見面，夏冰青先遞上來一塊白色的手工皂，“加了精油哎，你試試，是我自己製作的哦。”

利茲大學博士、澳門執教經歷、華東師範大學晨暉學者，這些標籤，勾勒出一個嚴肅的教師形象。

但是大包小包提著自己手工製作的小玩意，一邊路盲地來回尋找約定地點的夏冰青，又活脫脫是個迷糊可愛的斜槓青年。

不過，夏冰青說：“過了35歲，不能再算是青年了。”

比如為了準備著作《依碼為夢：中國網際網路從業者生產實踐調查》，要打入中國網際網路從業者內部展開調查，夏冰青多年前曾以實習生的身份進入網際網路大型企業，和傳說中的張江男聊天，近距離觀察中國網際網路人的生產實踐，積累了百萬字的訪談和田野筆記。

但幾年過去了，“現在看起來就不像是個實習生了”。夏冰青吐舌頭。

這幾年過去了，網際網路世界也早已是換了幾次天地。

不再像實習生的夏冰青，坐回書齋，用這些一手資料，綜合批判政治經濟學與文化研究的方法論，提取“薪酬”“工作強度”“自主性”“保障性”“自我實現”“產品的社會和文化價值”“社會關係”七個維度，具體描繪了中國網際網路從業者的日常生產實踐與圍繞生產實踐的生活形態。對網際網路產業內部動態與宏觀社會經濟變化進行了綜合性分析。

出版社介紹：這本書“指出了數字經濟從業者的生產實踐建構了他們在生產與生活中的主體性。這種主體性的確立與延展將持續性地推動‘網際網路理想’的發展與實現”。

我說：“聽起來相當學術。”

夏冰青說：“你就直接講很枯燥好啦。”

那麼我們談談其中的人的故事吧。

畢竟，不論稱呼“網際網路從業者”“張江男/女”“碼農”或者“創業者”還是“實現了財務自由的人”……幾乎人人都在說這些詞語，但人們能透過這些詞語認識這個嶄新群體的喜怒哀樂嗎？一旦一個人群被標籤化，身處其中的人是最易消失不見的。而還原人的故事，最不容易。

「打入網際網路企業內部看一看」

上書房：

為何聚焦這個群體？

夏冰青：

我在浙江唸的本科，淘寶網的老家。本科畢業後，大部分同學選擇繼續讀研，但也有一些同學進入了“傳說中的淘寶網”工作。那時候網購剛剛興旺起來，但很少有人有從網上購物、到樓下去收快遞的概念。所以聽說身邊人去這樣的公司入職，我的第一反應是“堂堂名校畢業，居然進了騙子公司？！”從同學之間的交往，我覺得這部分人的狀態、作息和精神面貌都和在其他公司工作的人很不一樣。我就很好奇，這些人去“騙子公司”做什麼工作呢？這些“騙子公司”內部又是如何運營的？

2009年，我在澳門念碩士研究生，我的導師引導我念了許多傳播學方面的書，由此讓我對研究網際網路從業者產生了興趣。最初，我帶著一些特別簡單的問題去做訪談。比如公共主頁是誰在運轉，基於什麼標準選擇內容，等等。還去訪談了一些當時我們大學生特別喜歡的網站，比如訪談了一批在“校內網”工作的人，包括其中負責廣告營銷的、負責公關的、負責程式的人的工作狀態。

如今想來，我觀察的物件，就是今天我們稱之為數字經濟的前世。那個時候還沒有興起移動端，大家上網還是以上機為主，如果網際網路世界有個江湖，當時也是群雄逐鹿的野生狀態，非常多元。到了2010年左右，我去英國利茲大學讀博，我的博士生導師赫斯蒙德夫的觀點，就是從業者對生產實踐的主觀經驗是解讀創意產業複雜性的重要視角，因此我也就承接他的觀點，把創意工作者從知識工作者中單列出來。

赫斯蒙德夫曾出版《文化產業》，被引入中國，再版多次，他本人在英國是從事文化創意產業這方面研究的比較早的學者之一。當時網際網路方興未艾。我給他寫郵件，他認為網際網路是文化產業分發渠道的一個產業，屬於相關聯產業，但不是核心產業。但我認為網際網路是一個核心的文化產業。他覺得挺有意思，於是願意提供給我一個博士候選人的機會。

讀博期間，我回到中國做田野調查，應聘去一家在上海的網際網路公司工作。大概有4個月的時間，我就住在張江。每天白天和大家一起上班，下班後晚上就整理筆記。後來給我的書寫序的呂新雨老師說：“這是中國移動網際網路、社交大媒體的關鍵期，也是世界網際網路走向極速大規模壟斷和金融化的前夜。”“新千年的第一個五年是中國網際網路從業者的黃金時期，依碼為夢的時代，那時候他們還沒有被叫作碼農，或數字勞工，當這個名稱開始成為熱門的研究領域，時代已經進入新的一頁。”

上書房：

你和你觀察的物件應該差不多年齡，很容易打成一片。當時大家都喜歡調侃說“張江男”“張江女”，網上還有調侃他們不會打扮的圖片。

夏冰青：

對，不修邊幅，永遠是穿著格子襯衫，揹著雙肩包，還有一年四季穿運動鞋。我第一次去張江的時候，就覺得這張圖片調侃的情況完全是……真實。每天中午我都熱情地約同事吃飯，就是為了在用餐時間問他們工作內容、規劃，包括如何平衡使用者利益與商業利益，還有同事之間的關係和日常生活等。

常常被吐槽的碼農審美

你會發現所謂的這些張江男或者程式設計師，不那麼浪漫、講究情調，甚至有些木訥，不善社交，但一旦談起他們的工作，都很有熱情，滔滔不絕。讓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在2009年訪談的物件裡有一位程式設計師，當時他告訴我，自己馬上就要跳槽去做App。他說他馬上就要實現財務自由了。當時市面上智慧手機還沒有普及，誰知道App是什麼東西。他曾向我遞過橄欖枝，但我心裡想，“啊，真是一個大忽悠。”

但當2011年我再去訪談時，認識的朋友告訴我，這位要去做App的程式設計師的公司已經準備上市了。感覺我錯失了幾個億！

「理想主義沉浮」

上書房：

高薪高酬是他們最關注的問題嗎？

夏冰青：

他們的確會關注收入。尤其是在跳槽的時候，會把下家給出的薪資能否比老東家翻番作為衡量自身能力的一個重要引數。但我覺得在資本大量湧入網際網路產業之前，高收入並非他們最大的追求。

當時給我的感覺，是這些網際網路從業者和別人相比，有一種巨大的自信，或者說自傲，甚至可以說到了自負的程度，他們相信自己的技術是自己最大的資本，他們渴望能用這種技術去改變世界。

一個網際網路從業者，會以製造一款產品得到同行的好評為榮。他希望自己的技術是在業內出眾的，能讓內行驚豔。其次，是希望自己的產品能切實服務於大眾，能改變人群的生活方式。

上書房：

懷有一種理想主義情懷。

夏冰青：

對，一般的刻板印象是，網際網路從業者，尤其是所謂的程式設計師不講精神世界。但事實上我採訪中覺得當時他們身上洋溢著連線世界、捨我其誰，造福社會的理想主義情懷。

我採訪的一位網際網路從業者，在瞭解到我的研究後，給了我一本他的工作日誌。在日誌裡寫道，有一次他在北京近郊接觸了一個盲人群體。他發現這群盲人也用手機，使用率非常高，操作速度還特別快！這給了他很大的震撼，回來反省很久，因為盲人使用手機需要一個“讀屏軟體”，這從技術上講不算很難，但他在日常工作中沒有想到去早點發明、生產，他感到特別羞愧，覺得虧得自己還天天自詡技術達人。他沒有關注到使用技術的不同人群的需求。

他寫道：“工業界發展了十年，我們造了那麼多的概念，講了那麼多的故事，用了那麼多的營銷與心理上的技巧，造了那麼多的泡沫，卻對特殊群體視而不見。發明讀屏軟體的，也是一個盲人，連這種基本的東西我們都需要盲人同志們親自動手，這真是業界的恥辱。而其實，我們甚至不用做什麼，完美地支援讀屏軟體就夠了，他們真的極聰明。希望不遠的將來，他們真正可以在網際網路上睜開雙眼，擁抱其他心靈，他們真的很渴望。”

他的這類感悟在我2010年到2011年間的訪談中並不鮮見，還有一位朋友也曾表示她想透過創業來創造一款人人都能使用的偉大產品。他們對人的深切的關懷，他們希望透過創業創造一個惠及弱勢群體與自己所屬社群利益的產品，這種渴望，絕不僅僅是為了賺錢。當時我採訪到很多人都會在談話中不斷談到類似的想法：我要製造一款特別牛的產品，它能改變你對世界的認知，它能惠及整個社會。這種豪情背後有一種巨大的熱忱。

上書房：

你覺得這種熱忱是什麼時候改變的？

夏冰青：

是在2015年的時候。

就是給我工作日誌的這位網際網路從業者，2015年我博士畢業，開始在澳門任教，分別幾年後我再次見到他，他已經是一家網際網路醫療創業公司的二把手，當我們談及他當年的“豪言壯語”時，他臉上的表情耐人尋味，反應很是出乎我的意料：

“比如說現在的公司，如果能回購我股票給我一個比較好的價格，我是想馬上走的……假如現在我有一個機會能加入一個量化交易團隊，假如剛好我學到的東西能夠用得上，而且能讓我高機率掙到錢的話，那我肯定就不要網際網路……現在來說什麼時候能退股才比較重要，能退多少錢比較重要……最理想的狀態是先把手頭的事幹完了，然後能夠財務自由……”

之前的2013年，也正是BAT［BAT是中國三大網際網路公司百度公司（Baidu）、阿里巴巴集團（Alibaba）、騰訊公司（Tencent）首字母的縮寫］三巨頭壯大，併購熱潮初現端倪的時候。這個時期手機網際網路使用者已達5。27億，首次超越傳統網民規模。那段時間，我在工作間隙回了北京、上海、杭州三地，做了一些訪談，然後就發現，幾年前和我談理想的那部分人好像消失了。

到了2015年，網際網路金融掀起熱潮，網路文學小說開始紛紛被改編為影視作品，並贏得了火爆的收視率。“網際網路+”行動計劃推動了產業融合，讓O2O（online to offline）產品得到大力發展，並掀起了組團熱，BAT則成了這些O2O組團背後的主導者：騰訊與阿里主導了滴滴與快的的合併以及美團和大眾點評的合併，騰訊主導了趕集網與58同城的合併，百度主導了攜程、藝龍與去哪兒的合併，阿里全資收購優酷土豆，騰訊文學與盛大文學合併成立“閱文集團”。2016年，羅輯思維投資papi醬，將網紅經濟推向高潮。以遊戲直播為代表的直播經濟和以共享單車為代表的共享經濟成為新的投資風口，直播打賞熱推動了知識付費經濟的發展。位元組跳動推出抖音，短影片也成了新的投資風口。

董宇輝帶貨成為網際網路近期最大熱點https：//video。weibo。com/show？fid=1034：4781647913222230

我後來和別的朋友聊過，大家都發現，隨著網際網路金融熱潮湧起，一些以技術起家的公司，做著做著就開始走向上市套現。裡面的技術人員，哪裡還能沉下心來做事？也就想著快點分錢，然後再也不幹手頭的工作了。“拿股權，等上市，實現財務自由，離開網際網路”似乎成了一條新的路徑。這條新路徑背後折射的當時網際網路產業發展的“過度金融化”恰恰與網際網路理想在網際網路產業中的逐漸消逝形成了前後呼應的關係。

但這當然並不是說“網際網路理想”本身的消逝，相反，我相信，在中國這一廣博繁茂的生態圈中，還會相繼孵化出適合“網際網路理想”生長的土壤，比如創客圈與人工智慧產業，都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成了“網際網路理想”生長的新土壤。

「一頓午餐裡的水下江湖」

上書房：

很多年輕人選擇加入網際網路企業的一個原因是喜歡企業內部的氛圍：平等、輕鬆，彼此之間叫著綽號，佈置有手辦和玩偶的辦公場所，還有許多團建活動和無限量供應的零食和飲料，彷彿不是去上班，而是去參加一場永不落幕的大學派對。但其實在公司內部，也有層級落差。具體到個人，包括網際網路企業內部的加班文化、年齡天花板、性別困境等問題也一直為人詬病。我留意到你在書中描寫的一段“吃飯”經歷折射的內部層級關係。

夏冰青：

我在張江的一家網際網路公司工作時，周邊幾乎沒有什麼像樣的地方能吃飯。公司本身並沒有設定單獨的食堂，而是給每名員工一天18元的餐飲補貼，員工可以選擇去公司所在的軟體園食堂就餐，或是相約去外面用餐。

仔細辨別可以觀察到，在2011年的公司總部，高管們和中層管理者們大多選擇三五成群，中午開車出去吃飯。正式員工或是選擇結伴去軟體園食堂吃，或是選擇自己帶飯到一樓公共區域熱飯吃。實習生則大多結伴坐公司班車去地鐵站附近吃小吃。為了獲取多方視角，我曾選擇與實習生吃遍地鐵站附近所有小吃，也曾選擇加入正式員工的“飯局”。但是作為公司預設的關係網底層，與正式員工一起吃飯的代價就是，作為實習生的我需要為同組的主管熱飯或為大家在軟體園食堂佔位子。

吃飯折射內部層級關係

有趣的是，學者羅斯在2005年寫作的《當產業都外移中國之後》一書中，也曾提及他在該高科技園區做田野調查時觀察到的一個細節：他發現軟體園區的高管似乎很喜歡在軟體園區三樓的包廂中就餐，他本人曾和訪談的高管在這種小包廂中就餐。這一點對於總是倡導平等和扁平化管理的社會學學者來說，也許顯得略微彆扭。

即便在最底層的實習生之間，職場的競爭和鉤心鬥角也依然存在。

而且即便真的熬到公司上市，對於大部分的普通員工來說，公司上市並沒有如媒體所報道的那樣，為他們實現財富自由。與福利制度相似，享受公司上市帶來財富自由的只限於高管層面，大部分網際網路普通從業者對於股權的體驗，更多是它對個體的約束。從業者往往需要承擔額外的工作量才能得到薪酬的增加和職位的升遷，工資之外的福利和股權也往往是和“等級”掛鉤，高管和普通員工之間的界限決定了工作量和薪酬之間是否能成正比。

「喚醒反思能力」

上書房：

你花了6年時間對網際網路從業者進行觀察，看到這些問題，你是否會感到迷茫？你現在在高校執教，當學生問你他要去網際網路企業工作時，你會給出什麼建議？

夏冰青：

我看到了這個產業生產模式的很多問題，人們也開始對網際網路企業的內訌、貪婪，包括演算法提出了質疑。2020年底，在我寫作本書的時候，科創板經歷了為期一年的獨角獸扎堆IPO的瘋狂後，螞蟻集團宣佈將在上證科創板和港股同步上市，成為史上最大IPO獨角獸，這一瘋狂的盛宴最終在政府的《關於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頒佈後戛然而止。巨頭扎堆的社群團購也在權威媒體“別隻惦記幾筐白菜錢”的輿論聲中開始受到政策監管。

我也看到了很多深陷其中的從業者的掙扎，但是我無能為力。

程式設計工作同樣存在被AI取代的可能性

這種困惑感一度讓我的研究陷入了瓶頸，但我想，我們當下看到的網際網路產業生產模式問題叢生，但並不代表這類問題會長久存在甚至無限蔓延。從業者們或許會帶著“網際網路理想”開疆拓土，這類理想的再實踐終將回答我們的困惑——而我們研究的意義，或是學習研究的意義也許就在於挖掘這些從業者的主體性。

我在任教的高校中設立了兩門本科生課程（分別是英文授課的《Working in New Media》和中文授課的《新媒體批判理論導論》）和一門研究生課程（《批判傳播學》），在課程中穿插著向學生介紹如何批判性地去看待中國網際網路產業目前的發展。在教授課程的過程中，我發現，愈來愈多的學生開始提出一些問題：學會了批判視角能做什麼？我未來大機率會進入網際網路產業工作，但是學完以後發現產業處處是問題，我還能做什麼？

現在的年輕人和我當時完全不同：你不知道坐在課堂上的某個學生會不會是某個網際網路小眾領域的意見領袖；你不知道課堂上的學生會不會是網際網路某個細分領域的“骨灰級專家”，對行業的瞭解遠超於你；你更不知道這些學生會不會正在課堂上進行直播，而你已經成為公屏上被評頭論足的物件。越來越多的學生開始在求學時期就涉足網際網路內容生產產業中。他們不會像我當年那樣，看到淘寶還以為是騙子公司。

但當越來越多的學生介入一個新產業的生產時，我們是否應該更早讓他們意識到這個產業生產模式中存在的問題，以便他們在之後的職業規劃中可以更為清晰，或是以便他們在未來的職業生涯中遇到類似問題時能有所溯源？

有時政策監管滯後，對於迅速發展的網際網路產業來說顯得未免有些力猶未及。這個時候，培養更多的從業者群體和“未來”從業者群體的“找碴”能力，喚醒他們對於自己所處的產業的反思能力，顯得尤為必要。

有一次，我看到海南大學的朱傑老師在朋友圈感嘆，學生課後詢問他“學習批判理論的意義在哪裡”。這條朋友圈資訊引起許多同行的共鳴與討論，澳門科技大學的章戈浩老師給出了一個頗引起我共鳴的回答：不被社會徹底改變就是自己對社會最微小的改變。放置於網際網路產業中，這個回答或許可以被解讀為“不被產業徹底改變就是自己對這個產業最微小的改變”。

從這個角度說，我也特別珍惜我的各種興趣愛好，因為職場生活容易使人在競爭中迷失初心，哪怕安心做一塊手工皂或者給自己一點時間彈琵琶也是一種“抗爭”，為了“頑強地保留住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