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確評價王安石變法？

第一次知道王安石變法，還是在高中歷史課本上。當時急功近利，為了考試，只是機械的背書上的重點，並沒有真正思考過王安石變法的背後意義。

現在開始思考“熙寧變法”，真的覺得是這個內容太大了，從建國以來，鄧廣銘、漆俠、李華瑞、鄧小南一大批宋史研究者都很難對其做出一個定性定量的“公正評價”。對於王安石變法，看的書越多，反而不敢妄下斷語了。

比如說他的青苗法。他的出發點是非常好的，地方貸款傷民（下等戶），國家出面來協調，由地方政府放貸，既增加了財政收入、又讓民眾的損失減到可承受的範圍內，並且還能保證未來一段時間內的農業生產。

但出發點和終點往往不是一條直線走到底。青苗法在執行過程中，被不斷的歪曲、走樣：強制借貸、地方不作為等等等等，最後連百姓自己都反對了。

比如他的免役法。其實宋代不乏有識之士，從許多史料我們都能得知，差役歷來便是官員論證時常常提起的“積弊”。司馬光、歐陽修都曾經大力反對差役法，可為何到了王安石變法、王安石反對差役的時候，他們就走到了他的對立面了呢？

因為，王安石的免役法確實也有他的“流弊”。那就是“納錢”。剛開始的時候，免役法還只是要求上等三戶納錢，不久之後便明確為所有居戶，不論戶等。這樣一來，免役法也就完全淪為了增加財政收入的手段了。

又比如，他的某些極端思想。

很著名的一個故事。熙寧元年，神宗問政延和殿。所討論的是朝廷冗費太多，加上暴遇天災，是否應減少大臣的齎賞。

司馬光對的是，該減。雖然所費不會太多，節約出來的也起不到決定性作用，但減與不減是人格上面的事。何況，要是隻要涉及減少待遇，大臣們就發出“有損政體，有損國威”的聲音，那麼將永無減少之時？

就這麼直面的來看，司馬光的說的是不是很對？

而且有沒有感覺，這些思想應該是王安石的臺詞？王安石可是兩袖清風的清廉宰相啊！

王安石對的是，不用減，“未足富國，徒傷大體”！……

這和大家心目中的“執拗宰相”王安石是不是也有很大出入呢？

當然，一兩句話，一兩個政見不能代表什麼，而且之後，這次論政還扯出了熙寧變法的主要議題：理財。

王安石說出了著名的：“民不加賦而國用饒”。

司馬光說：“天地生財，只有此數，不在民間則在公家”！

我不是經濟學家，不評判經濟政策的是非。僅僅把這個故事講出來讓大家看看—其實司馬光也好、王安石也罷，都是在自己的眼界裡看問題的。至於大臣待遇該不該減少這個議題上，王安石和司馬光都能稱不上對。

司馬光是大家垂範的意思，但你這樣只能解決表面問題，你是高風亮節，你家資雄厚，你固然可以減少，但底下的人呢？你退休之後來接任的人呢？國家財政問題不是減幾個工資就能解決的。

王安石則是繞過表面問題，解決根本問題的意思，但這樣必須要有系統性的措施，而王安石在當時明顯沒有準備好，在論政的時候，司馬光直接批判說：此乃桑弘羊欺罔之辭云云……

而王安石則顧左右而言他……

總的來說，王安石變法有他明顯的侷限性（吏治上基本未能觸及），他的變法很大程度上並沒有形成他理想中的“均貧富”，並沒有改變“貧者無立錐之地”的局面，有的反而增加了貧者的負擔，但變法確實非常有效的改變了北宋過去“百年積存，維餘空簿”的國家財政赤字問題，為之後河湟開邊打下了基礎。

不過這樣來說，他的變法也就失去了重要的基礎民意支援，而他在士大夫階層中本來就根基不深（主持地方工作多年，中央政府幾乎沒有他的人脈），變法中的青苗、市易法還重傷士大夫階層，這樣一來，王安石在士大夫、黎庶中下兩大階級中都沒有絕對可靠的支援，他個人的非議自然不能斷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