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節度使制度的確立影響了藩鎮？具體有什麼影響？

藩鎮是什麼意思

玄宗時期邊疆局勢的發展，促成了節度使制度的形成和發展。隨著募兵制改革的實施，節度使逐漸擁有募兵之權，於是藩鎮體制得以確立。玄宗時期的藩鎮體制具有延邊設定和不具備割據能力兩大特點，但其導致唐王朝“內輕外重”軍事格局的形成，為藩鎮割據提供了制度前提。

李唐帝國的疆域極其廣大，幅員達到二萬餘里，東、南抵海，西達蔥嶺，北界大漠，國界線極為漫長。而且，唐帝國的周邊一般都分佈多個強大外族，與唐廷多有戰事發生。唐玄宗統治時期，唐王朝的經濟和軍事達到鼎盛時期，史稱“開元盛世”。但是在對外關係上，唐廷卻與周邊各族全面開戰，處於完全“孤立”的地位。據統計，在開元、天寶年間，唐廷與周邊外族共進行了次邊疆戰爭，其中與吐蕃有戰爭次，與突厥共發生次戰爭，與契丹的戰爭有次，與奚的戰爭有次，和南詔的戰爭次。但是，除了突厥亡於回乾之外，唐廷並沒有透過武力永久性地解決與任何一個外族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唐帝國完全陷入了戰爭的“泥潭”之中。

唐王朝立國之初，就拒絕修築長城。事實上，由於同時面對多個外族的軍事威脅，特別是西南方向吐蕃的攻勢，依靠長城抵禦外族侵擾，並不現實。玄宗之前，唐王朝憑藉強大的軍力，一直奉行“以攻為守”的戰略，到“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這一戰略更有加強。但是，唐王朝周邊外族大多是遊牧或半遊牧的民族，都擁有強大騎兵，他們變動不居的突襲常令唐軍防不勝防。這就要求唐廷整合地方軍事力量，設定某一方面的大“軍區”，以應對數個外族的侵擾。而且，由於邊境線距離長安路途遙遠，如果邊鎮的軍事活動均由唐廷指畫，難免鞭長莫及、貽誤戰機。於是“睿宗景雲年間以後，在東北、西北邊地劃分出軍事防區，設定邊防重鎮，令節度使鎮守，可見節度使任職長期化、轄區化、鎮所化是勢在必行”

“節度使”作為一種“使職”，最早出現於高宗統治時期，但是“自高宗永徽以後，都督帶使持節者始謂之節度使，然猶未以命官”氣“節度使”一職的正式設定，始於睿宗景雲元年（年）唐廷任命薛納為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次年，唐廷又以賀踐延嗣為涼州都督、河西節度使。但是，此時的所謂“節度使”在轄區、執掌方面並不明確，和以前的都督、大總管並無本質的區別。

節度使制度正式確立於唐玄宗開元年間，這一時期節度使在數量和職權方面均有所發展。截止到天寶元年，唐廷於東北和西北邊境地區一共設定了十個節度、經略使，分別為安西節度使、北庭節度使、河西節度使、朔方節度使、河東節度使、范陽節度使、平盧節度使、陳右節度使、劍南節度使以及在嶺南地區設定的嶺南五府經略使。同時，節度使的權力也不斷擴張，兼任採訪使，史載：“初，節度與採訪各置一人，天寶中始一人兼領之”釆訪使作為“道”的監察長官，類似於西漢時期的“刺史”，處於由監察官員向地方長官的過度階段。不久，節度使皆行採訪使之職權，“唐世於諸道置按察使，後改為採訪處置使，治於所部之大郡。既又改為觀察，其有戎旅之地，即置節度使”這樣節度使就間接獲得了掌管州縣地方事務的權力。在玄宗時期，使職差遣化日益嚴重，節度使往往還獲得其它方面的使職。如開元二十八年，安祿山就有以下頭銜，除了持節充平盧節度使外，還兼度支、營田、陸運、扞（押）兩蕃、激海、黑水等四府經略、處置、平盧軍攝御史大夫、管內採訪處置使等，其中“支度使”掌管地方的財政，“營田使”則掌管地方的營田和屯田。可見，幵元、天寶年間，節度使已經逐步掌控了地方的軍權、政權、財權，就是所謂的“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財賦以佈列天下”。在節度使制度下，中央權力下移，於是“方鎮不得不強，京師不得不弱，故曰措置之勢使然者，以此也”。此時，節度使的職權已經基本具備，唐代中後期的節度使制度已經基本形成了。玄宗時期節度使制度的特點。

天寶元年，唐王朝形成了“十節度、經略使”邊疆格局。與唐代中期相比，玄宗時期的節度使制度，有以下特點：

節度使只於延邊地區設定，執行防禦外族入侵的職能。玄宗時期節度使主要為了應對當時的邊境戰爭，是出於邊防的要求而設定的，“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朔方節度扞禦突厥……河東節度與朔方掎角以御突厥……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平盧節度鎮撫室韋、秣鞮……隗右節度備禦吐蕃……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猿……嶺南五府經略緩靖夷、猿”，此時的節度、經略使的轄區只侷限於邊地，主要掌管邊地的軍事事務。由於李林甫為阻絕節度使“出將入相”之路，建議玄宗大量任用胡人，因此天寶之後的節度使也大多由能征慣戰的胡人擔任，如安祿山、安思順、哥舒翰、高仙芝等皆為外族，這儘管有利於削弱節度使對內地事務的影響，也有利於唐廷對節度使的控制，但也容易使其產生獨立傾向。

此時的節度使尚不具備割據的條件。此時的十大節度、經略使己經擁有地方的行政、財政、軍權，但是並不具備割據的可能，“節度使既是適應邊境軍事需要而設，統率軍鎮、指揮軍事活動自然是他們的主要權力。史料顯示，開元天寶時期，無論是指揮戰爭的重大決策，還是設定軍鎮、備邊、募兵等措置，節度使都要上奏朝廷，遵循中央的旨意行事，並沒有專擅之權”。節度、經略使擁有一部分財權，但是“凡天下邊軍，皆有支度之使，以計軍資、糧仗之用。每歲所費，皆申度支而會計之，以《長行旨》為準。支度使及軍州，每年終，各具破用、見在數，申金部、度支、倉部勘會”沒有獨立的財權，節度使就也無法實現地方的軍事割據。

開元時期募兵制改革的完成，天寶元年“十節度、經略使”邊疆格局的形成，幾乎是同一個過程。掌控地方眾多職權的節度使擁有募兵之權，就將募兵制和節度使制度結合起來，這標誌著藩鎮體制的形成。藩鎮體制對玄宗朝的政治和軍事有深遠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藩鎮體制破壞了唐王朝傳統府兵制下的“內重外輕”軍事格局，變成了“外重內輕”。天寶元年，唐王朝的軍隊總數為人，其中藩鎮控制的兵力就達到人，佔到總數，佔絕對的優勢。唐廷雖然建立了“擴騎”，但是兵力有限，也沒有得到唐廷應有的重視，於是強兵猛將多集中於邊疆，內地兵力空虛。

其次，節度使集軍、政、財大權於一身，而且不僅控制一鎮，還出現一人兼領數鎮的現象，如“因（王）忠嗣以持節充西平郡太守，判武威郡事，充河西、陳右節度使。其月，又權知朔方、河東節度使事。忠嗣佩四將印，控制萬里，勁兵重鎮，皆歸掌握，自國初已來，未之有也”這樣節度使就變成獨霸數鎮的“軍閥”。

再次，節度使任期太長，這就為其專擅提供了條件。唐玄宗邊疆戰爭頻繁，但是良將難尋，於是一些將領久任不替，史載：“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

阿史那社爾、契甚何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如安祿山出任平盧節度使長達十五年，兼任范陽節度使又十二年，兼河東節度使也達到五年之久。這種情況下，節度使培植黨羽的可能性大為增加，地方將士“唯知其將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增加了地方軍事割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