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作家班維爾，為什麼都柏林能讓他的靈魂永遠嚮往？

《時光碎片：都柏林記憶》

內容簡介

愛爾蘭，歐洲神秘的島嶼，都柏林，古老而文藝的心臟。

在那裡，他們曾年輕、寫作、做夢、滿懷憧憬，然後老去。

巴黎之於海明威，是一場流動的盛宴，都柏林之於班維爾，同樣如此：喬伊斯、葉芝、貝克特等紛聚於此，在都柏林尋找自己的文藝夢。在班維爾的引領下，一場奇妙而獨特的都柏林之旅就此鋪展，重回那個充滿文藝氣息的黃金創作年代，遊蕩於此時彼刻的都柏林的文化、建築、社會、歷史、班維爾的文學交友記憶與創作現場……

作者簡介

約翰·班維爾（John Banville），愛爾蘭著名小說家、編劇。

1945 年出生於愛爾蘭韋克斯福德。班維爾的小說以精準、冷酷、充滿辯證的散文風格著稱，同時兼具納博科夫式的創新。他的主要作品有《哥白尼博士》（1976 年布萊克紀念獎）、《開普勒》（1981 年《衛報》小說獎）、《牛頓書信》《證詞》（入圍 1989 年布克獎短名單）《幽靈》《雅典娜》《裹屍布》等。 2005 年，憑藉小說《海》獲布克獎。 2011 年，獲弗朗茨·卡夫卡獎。近年來，班維爾也是諾貝爾文學獎的有力競爭者之一。

譯者簡介

金曉宇，生於天津。自由譯者，從事翻譯二十多年。英譯中圖書有《船熱》《誘惑者》《寫作人生》《嘻哈這門生意》《劇院裡最好的座位》和《十首歌裡的搖滾史》等；日譯中圖書有《和語言漫步的日記》《飛魂》和《絲綢之路紀行》等。現居杭州。

書籍摘錄

1 關於時間（節選）

都柏林從來不是我的都柏林，這使得它更加誘人。我出生在韋克斯福德（Wexford），那是一個小鎮，當時比現在更小、更偏遠，它的過去不為外人知曉。我的生日是 12 月 8 日，在聖靈感孕節（the Feast of the Immaculate Conception）那一天——我一直把這事作為一個例子，說明上帝在弄混出生日期這個問題上，實在是不太精明、太過荒誕。 8 日常常既是宗教節日又是公休假日，來自外省的人們紛紛湧向首都，做聖誕節採購，同時，他們對都柏林的聖誕燈飾驚歎不已。因此，在 20 世紀 50 年代的前五年，我的生日樂事都是乘火車去都柏林，這件事我事先會盼上好幾個月——事實上，我懷疑前一年的短途旅行一結束，我就開始期待下一年的旅行了。

我們將在冬日清晨的黑暗中從鎮上的北站啟程。我相信當時仍然有蒸汽火車，雖然柴油機車已是新事物。在昏暗和空蕩蕩的街道上行走多麼令人激動，我的腦袋還因為沒睡醒而恍恍惚惚，而等在我面前的是一整天的冒險。火車將從羅斯萊爾港（Rosslare Harbour）駛來，運載著從威爾士的菲什加德（Fishguard）來的夜班渡輪，走下來的乘客目光迷離，其中一半喝醉了，另一半表現出暈船的症狀。我們將乘著火車咔嚓咔嚓地出發，我旁邊的窗戶像一面昏暗的玻璃鏡子，我可以從裡面端詳自己陰森的映像，想象自己是一個秘密特工——在過去的間諜小說中，常常這樣稱呼間諜——登上了東方快車，身負絕密使命，前往黑暗而危險的東方。

我們會來到接近阿克洛（Arklow）的某個地方，這時黎明來臨，霞光將霜白色的田野變成一片亮閃閃的雲母粉色。

某些地方的某些時刻，看上去微不足道，卻帶著奇異的生動和清晰，印刻在我們的記憶中。奇異是因為，它們如此清晰、生動，以至於人們懷疑一定是他們的想象力把它們編造出來的：一句話，它們一定是人們想象出來的。在那些12月的旅行中，我記得，或者我確信我記得，火車在河灣的某個地方慢下來——那一定是阿沃卡河（Avoca river）——在我的記憶之眼中，我仍能清晰地看到這個地方，而且我的小說中也多次出現了這個地方，比如在《牛頓書信》（The Newton Letter）中，摘錄如下：

在河的那一邊，有一片平坦的田野延伸至一座樹木繁茂的小山邊緣，山腳下有一幢房子，房子不太大、孤零零的、四四方方，屋頂很陡。我會凝望那寂靜的房子，在好奇心的驅使下，想知道那裡面的人過著什麼樣的生活。誰堆放起柴火，掛起那冬青花環，在山上的白霜中留下那些足跡？我無法表達那一刻的快樂，奇怪，又令人心痛。當然，我知道，那些神秘的生活和我自己的生活不會有太大的不同，但這才是要點。我追求的並不是異域風情，而是平凡的人或事，那種最奇特、最難以捉摸的謎團。

當然，都柏林是平凡的對立面。都柏林對我來說，就像契訶夫的《三姐妹》中的莫斯科對於伊琳娜一樣，是一個充滿魔力的應許之地，令我飢渴而年輕的靈魂永遠嚮往。我比伊琳娜幸運，因為從韋克斯福德到都柏林的路程相對較短，只要我想經常去，就能如自己所願。在貧窮的20世紀50年代，這座城市本身，也就是真正的都柏林——基本上是一個既沒有吸引力又難看的地方，但是這並沒有磨滅我對它的憧憬，甚至當我身處其中的時候，我也熱望著它，以至於平凡的現實在我眼前不斷地轉換成超乎尋常的浪漫。沒有人比一個小男孩更浪漫的了，正如羅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比大多數人都更明白的那樣。

……

過去是從什麼時候成為過去的？那些以前僅僅是發生的事情要過多久才開始散發出神秘和超自然的光芒，標誌它們已經真正成為過往了呢？畢竟，我們記憶中承載著的輝煌幻象，一度只是現在，平淡無奇、枯燥乏味、完全不值一提，除了一些時刻，譬如一個人剛剛墜入愛河、中了彩票，或者聽到醫生傳達壞訊息的時候。當我們把經驗送進過去的實驗室，是什麼樣的魔力才將其塑造和打磨出最後所呈現的光輝？這些問題都只是一個問題；當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它們就讓我著迷，那時，我第一次有了一個巨大的發現，即創造物不僅包括我和我的附屬物——母親、飢餓、偏愛乾燥甚於潮溼等——而是，一方面包括我，另一方面也包括世界：由其他人、其他現象、其他事物組成的世界。

這麼說吧，現在是我們生活的地方，而過去是我們夢想去往的地方。然而，即使它是夢，它也是堅實和持續的夢。過去是一個用繩子拴住和不斷膨脹的熱氣球，使我們在空中飄浮。

然而，我再問一遍，過去是什麼？現在必須經歷什麼樣的嬗變才能成為過去？時間的鍊金術在一個明亮的深淵裡暗自蓄力。

……

韋斯特蘭路車站（Westland Row Station）——多年以後，它才變成皮爾斯車站（Pearse Station）——基本上是一個巨大的被煤煙燻黑的玻璃穹頂，幾座陰冷的站臺，以及向下通往街道的斜坡。現在我才察覺，以往的 12 月 8 日，我們每次到這裡時都在下雨。它並不是外省猛烈的暴雨，而是隻有在城市才能見到的那種，它的雨滴像中微子一樣，細小又有穿透力，那些大批傾盆而下的亞原子，實際上是比亞原子還要小的粒子，在每一個瞬間快速穿過你、我和所有事物。這樣的雨水與其說使人行道變得潮溼，還不如說使它們變得溼滑，所以人們腳踩滑溜的皮革鞋底在上面行走時，必須小心謹慎。

在車站出口處，我們左轉到韋斯特蘭路，立即看到赫然聳立著的在我看來是這座城市位置最為古怪的教堂之一——聖安德魯大教堂，它就像是被一個天上的打樁機猛壓進一排 18 世紀的房屋中間，那排房屋毫不張揚，也不受教會管轄。我總是覺得這幢建築有點詭異，我現在仍然這樣覺得：它那對特大號的仿科林斯式柱子、一扇巨大而冷漠的門，以及微微傾斜的屋頂；屋頂上站立著一尊聖安德魯本人的雕像，聖安德魯沒有弟弟彼得名氣大，他呆若木雞、沮喪憤怒地做著手勢，揮動手臂似乎在發出一個警告，告誡即將到來的大災變，但無人理會。

在街道的盡頭，過去有——現在也有—— 一家肯尼迪酒館（Kennedys pub），薩繆爾·貝克特在附近的都柏林聖三一學院讀本科時經常在此喝酒。左轉彎，然後馬上右轉，我們將進入梅里恩廣場（Merrion Square），那裡的一號樓是喬治王時代藝術風格的有露臺排屋的建築典範（至少在外表上看是如此），奧斯卡·王爾德即出生於此。他的父親是威廉·王爾德（William Wilde），一位“傑出的醫生”，就像人們過去常說的那樣。奧斯卡的母親是出了名迷人的簡·弗朗西斯卡·王爾德（Jane Francesca Wilde），她的孃家姓埃爾吉（Elgee），她在 19 世紀 40 年代以筆名斯佩蘭薩（Speranza）為“青年愛爾蘭”（Young Ireland）成員所辦的報紙《民族報》（The Nation）撰寫愛國詩歌。她的詩如此激動人心，以至於在某個動盪的時期，她差點被指控煽動叛亂，投入監牢。

我幾乎不需要說，在我正在記述的那段時間，我對那些事情一無所知。我懷疑我當時甚至沒有聽說過可憐的奧斯卡，而今天有一座造型極其醜陋、著色俗不可耐的雕像紀念他，雕像中的他正不合禮節地躺臥在柵欄後面的一塊岩石上，位於他誕生地的對面廣場的一角。我們竟認為我們可以自由地拜訪逝去的名人，這是何等的侮辱！我們以薩繆爾·貝克特——這位最熱愛和平的人——的名字命名一艘炮艇，而《尤利西斯》的零星片段，用浮凸字型雕刻在微型黃銅板上，嵌入都柏林的人行道，供大家踩踏。

我在這裡停下來驚奇地思索，在幾個世紀裡，很多事情都是相互聯絡的，儘管這種聯絡太過微弱，卻令人驚訝不已。簡·“斯佩蘭薩”·王爾德的父親是韋克斯福德的一名律師，而不久前我在巴黎投宿的酒店房間，正是她的兒子奧斯卡最終斷氣之所，當時他因為債務不堪重負，同時抱怨著糟糕的牆紙。世界是偌大的一個地方，但有時似乎的確小得令人起疑。

在我最早進行生日之旅的時期，我的南姨媽（Aunt Nan），我母親的姐妹——她的整個成年生活都是在都柏林度過——住在珀西廣場（Percy Place）一套小小的單元房裡。單元房位於一幢現在早已消失的房子的底層，我記得它最清楚的一個特點：一進前門，你不得不沿著陡峭的臺階從一條小道下到門廳裡，即使長大後我透過得相當輕鬆，我也總是覺得這是一種令人害怕的動作。童年充滿了無名的憂慮和恐懼。

在樓上的單元房裡——那時候，它們一直是單元房，從來不是公寓，不管它們有多寬敞或豪華——住著一個喧鬧的大家庭，他們姓雷克，我想他們的姓氏古怪而迷人。雷克家的一個孩子，一個留著長髮卷、有著粉紅色的膝蓋、骨節凸出、假小子似的女孩，是我人生中的第一個暗戀物件。我經常在昏暗骯髒的門廳裡充滿渴望地閒蕩——門廳裡散發著煮茶的氣味和“泔腳”的惡臭——希望能夠一瞥那神聖不可侵犯的愛人，當她穿著大大的校鞋“噔噔噔”地從樓梯上走下來，她的長髮捲上下跳動時。我懷疑她甚至沒注意到我——面如土色地躲在那裡，心裡揣著不善表達的思念——丘位元箭下較為早熟的受害者之一。

街道的另一邊是一排六幢房子，它們一定是在那個時期新建的；它們是中產階級的居所，帶有凸窗和閃閃發光的黃銅門環。諾曼·雪利（Norman Sherry）在他撰寫的篇幅浩大的格雷厄姆·格林傳記中，講述了一則和那排房屋有關的奇妙軼事，那排房屋本來看上去是非常體面和正派的。 20 世紀 50 年代早期的某個時候，格林那位出生於美國的情人，美麗活潑的凱瑟琳·沃爾斯頓（Catherine Walston）—— 極其富有的英國商人哈里·沃爾斯頓勳爵（Lord Harry Walston）的妻子，在這些房子的某一幢裡住了一段時間，那段時間，她在自己的衣服下面塞上一個墊子，以給人留下一種懷孕了的印象。這似乎是因為她丈夫的一位女情人在愛爾蘭懷著孩子，而凱瑟琳作為一個大度的妻子，已經同意假裝那個不合時宜的嬰兒是她的。她來到都柏林，展示她凸出的假大肚子，秘密地陪著那個女人分娩，然後把那個女人生下的小男孩帶回英國，好像他是她自己的兒子。Autres temps， autres moeurs。

我想也是在這個時候，沃爾斯頓夫人——據她的一個情人說，她“對牧師有特殊好感”——遇見了多納爾·奧沙利文神父（Father Donal O‘Sullivan）。他是一位有趣的耶穌會士，後來他將成為藝術委員會的主席，妒火中燒的格林給他起了個綽號“臭鼬伯格”。凱瑟琳和這位牧師大人有了婚外情，或差不多那樣的事兒——由於當時愛爾蘭的法律禁止使用避孕藥具，那些日子的性生活，幾乎經不起別人的猜測。當然，這對男女每年一起在威尼斯度假，並且據說在她的都柏林單元房有過頻繁幽會——在珀西廣場？我真希望如此。

我想知道，當沃爾斯頓夫人住在這兒時，她是否遇到了城裡另一位品德有問題的牧師，康·李神父（Father Con Lee），韋斯特蘭路那座沒有尖頂卻依然高聳的聖安德魯大教堂的助理牧師。他是個時髦的傢伙，穿著剪裁精良的牧師服——他的全名是科尼利厄斯·弗勞利·李（Cornelius Frawley Lee ），他的家族在托馬斯街擁有一家弗勞利百貨公司，一度大受歡迎、非常成功——用黑檀菸嘴吸菸，還炫耀一根珍珠柄手杖。我的姐姐認識他，並告訴我說，大概是因為他黑色、時髦的打扮，流浪在韋斯特蘭路街頭的兒童給他起綽號“蝙蝠馬斯特森”。他自以為是個文學人物——他在詩人約翰·蒙塔古的回憶錄中短暫地出現過，後者記錄了這位不虔誠的牧師一天傍晚去赫伯特廣場的公寓簡短拜訪他和他的妻子。他是都柏林三一學院的第一位天主教禮拜堂牧師。大主教約翰·查爾斯·麥奎德（John Charles McQuaid）——此人想起來就叫人憎惡——將他召喚到大主教宮（Archbishop’s Palace），告知他這個任命，並威脅說，這是一個非正式的委派，如果有什麼“麻煩”——他沒有具體說明哪一類——李神父只有“靠他自己”了。凱瑟琳·沃爾斯頓一向喜歡將那些品行不端的神職人員收入囊中，康·李不正是那種人嗎？

題圖來自：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