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樟，荷花與鄉愁往事

陳師曾 荷花翠鳥 立軸

往事散盡，卻也不盡然。現在《申報》影印本里還保留著那個年代的許多趣聞軼事。1924年泰戈爾的中國之行，流傳最廣的照片大概是那張徐志摩、林徽因和泰戈爾同框的“歲寒三友圖”了。其實還有一張珍貴照片，一年多後在《申報》刊出，題注為：“今代亞洲二詩人合影”。同攝一影的詩人，一個是著一身印式長袍的泰戈爾，銀髯飄拂；一個是陳三立，頭戴小圓帽，孤峭般的臉上帶著絲笑意。這年春天，泰戈爾在西子湖畔特意登門拜訪了陳三立，會晤中由徐志摩任翻譯。泰戈爾將一本自己的詩集贈給陳三立，並請陳三立以中國詩壇代表身份回贈詩集。陳三立謙遜地表示，自己不敢以此自居，未將詩集相送。

“三立”之名源自《左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人如其名的背後，浸潤著中國傳統意義上儒士的價值追求。陳三立是晚清立志革新朝政的“維新公子”，和其父湖南巡撫陳寶箴在湖南推行新政，實施變法維新而名垂青史。父子倆攜手在保守派與激進派的夾擊中，“以一隅致富強，為東南倡，先後設電信，置小輪，建制造槍彈廠，又立保衛局、南學會、時務學堂”（《清史稿》），試圖以湖南為天下先，開啟了一場驚心動魄的變革。其中影響最深遠的當屬以開民智為己任的時務學堂。當時年僅14歲蔡鍔報考時務學堂，因未達要求，沒被錄取，陳三立卻認為其“不可復得”，破格錄取了蔡鍔。後來蔡鍔發起了“護國運動”，足見陳三立不尋常的識人眼光。

傾注陳氏父子全部心血的湖南新政因戊戌變法失敗而悉數付之東流，陳氏父子同遭罷黜，陳寶箴不久而亡。國憂家難，變革未竟，宦海沉浮，陳三立獨自吞飲了愴痛。陳寅恪晚年寫有《戊戌變法與先祖先君之關係》，憶及家事國事，仍心意難平：“蓋先祖以為中國之大，非一時能悉改變，故欲先以湘省為全國之模楷，至若全國改革，則必以中央政府為領導。”經此戊戌之難，陳三立的命運鮮明地被撕裂成截然不同的前後半生。前半生的陳三立在努力實現他濟世救國的政治抱負，後半生的陳三立則在努力實踐他的文化理想。他以學問為詩的姿態，將餘生才情全都付之於“同光體”詩作。時代車輪滾滾向前，他似生在前朝的抄經老僧，如一道奇異波光，是人們眼裡“中國最後一位古典詩人”。1936年，倫敦舉行國際筆會，邀請中國代表參加。中國派出了兩位代表，一為胡適，代表新文學，一為陳三立，代表舊文學。陳三立因年邁無法遠涉重洋，未成行。

在全盤西化思潮狂飆奔流的年代，陳三立何以如此？起初我不得其解，直至見到吳宓的一段話，方知千鈞重量：“故義寧陳氏一門，實握世運之樞軸，含時代之訊息，而為中國文化與學術德教所託命者也。”義寧陳氏，如今已是一個文化符號。歷史上顯赫一時的家族可謂多矣，但像義寧陳氏這樣的名門世家無出其右。今天的人們大概已很難感同身受了——百年前的陳三立在身處中國千古未有之變局時，對中國傳統文化因西化而失落的那份痛苦，陳三立詩文著述言及“傳薪願緩須臾死”的那份情感，陳寅恪繼承父輩精神遺產而自覺擔起文化“託命人”的那份重負。時人評陳三立“寓於詩而亦不可以詩人概也”，可謂蕩氣迴腸。

作為一個身居杭州的人，最令我感念的，是延綿在陳氏父子間的那脈西湖情結。陳氏父子與杭州，就像兩個朋友，因心意相投而結下了陪伴一生的深厚友情。陳寶箴去湖南赴職前在浙江任過按察使，陳三立自戊戌政變後輾轉長沙、南昌、九江、南京、北京、上海、杭州等多處，據《陳三立年譜》載，陳三立或長或短近十次到過杭州，居杭共計約有三年時間，他獨對杭州有放不下的情結，寫下了諸多詩文。

杭州南高峰山腳下，有一棵千年香樟，一旁青石上刻著醒目的紅色二字：“唐樟”。我專程去看唐樟時，師傅們正登高，給樹安裝鋼架做支撐。它實在是太老了，長虯般枯老的樹幹上不見繁葉，不過有幾枝生機盎然小樹苗神奇地從樹幹上冒出，活像老祖宗膝下頑皮的兒孫。碰巧遇上一群三年級小學生，由老師帶著做假日活動，一個扎著馬尾辮的小女孩來到我面前，請我回答問卷上的小問題：我們應該怎樣保護好古樟？這一刻，頗令我有恍然隔世之感。

一百多年前，陳三立和他的好友們也來過這裡，經歷了人生的波瀾起伏，陳三立這年已是六旬老人，唐樟亦老矣，歲月的更迭照見在他們彼此身上。顯然這棵古樹震撼了這群來者，他們商議集資，第二年在古樹旁建起了一座樟亭。白雲深處，有古樟，有長亭，有風掠過，一群穿長衫者在這裡酬唱以詩，絃歌不絕，猶似王羲之於蘭亭流觴曲水，千年文脈一直神采灼灼。陳三立作有《樟亭記》：“偃蹇荒谷墟莽間，雄奇偉異，為龍為虎，狎古今，傲宇宙，方有以震盪人心。”這意態從容間，何嘗不是他心境、志趣和風骨的映照。雖生於官宦人家，陳三立身上卻有很多殊異，朝廷後來想重新起用他，袁世凱託人邀他北上，均被他拒絕。張學良以二萬金乞為其父作墓表，他不肯下筆，拒絕了。他八十大壽時，蔣介石獻鉅額壽金，他依舊拒絕。他前往恩師陳寶琛住所拜年，雖已年逾八旬，卻對恩師仍行跪拜大禮。陳三立一直盛譽在身，其維新變法的壯舉和作為“同光體”的詩壇巨擘固然是重要原因，但其人格和氣節恐怕才是更深層次的原由。很多畫家都為他作過像，尤以齊白石所畫最為傳神，那神態氣度真如《世說新語》裡的“巖巖若孤松之獨立”者。

在《樟亭記》，陳三立還寫下這樣的文字：“度其年歲，或於白樂天、林君復、蘇子瞻之時相先後，蓋表靈山，偶古德而西湖諸勝蹟所僅留之典型瑰物也。”往往是看西湖熱鬧的人多，得西湖真傳者少，這般從心裡洗練出來的字句，儼然和四百多年前著述《西湖夢尋》的張岱，是同道人，他們是西湖的人間知己啊。

陳三立甚至把百年後的事也安排妥了。1923年，夫人俞明詩和長子陳衡恪（字師曾）相繼離逝，陳三立為夫人和兒子在杭州九溪的牌坊山選定了墓址，也為自己留下生壙。接連遭受喪親之痛的陳三立寫下輓聯：“一生一死，天使殘年枯涕淚；何聚何散，誓將同穴保湖山”，竟一語成讖。1937年，日寇侵佔北平，陳三立正寓居在姚家衚衕3號。日本人慾借其聲望，派人上門遊說逼他出任偽職，但他們沒有想到以“神州袖手人”自居的陳三立，是剛烈之士，國難當頭哪肯袖手旁觀，數日後竟抱必死之念，憂憤不食而亡。

戰火離亂中，陳三立生命最後的歸途頗為不易，靈柩暫厝在北平長椿寺達十一年之久，直到1948年才得以由親友們一路護送南下抵達杭州。本是途經的地方，最後成了歸地。

陳氏父子的西湖情結在陳三立百年之後，又延續到了三子陳寅恪。在陳三立入土為安這年，中國大地上正發生著新舊兩個時代的鉅變，陳寅恪面臨去或留的重大抉擇。早些年趙元任曾請他去哈佛，陳寅恪說：“我不想到哈佛，我對美國留戀的只是波士頓中國飯館醉香樓的龍蝦。”這次他以“何必去父母之邦”相告於好友王力。以陳寅恪深邃的史識學養，他自然深知“父母之邦”對自己人生和學術的意義。一身名士氣，只肯為學術折腰的陳寅恪在廣州中山大學度過了生命最後二十年。

年輕時在瑞士留學，陳寅恪寫過一首詩《宣統辛亥冬大雪後乘火車登瑞士恩嘉丁山頂作》，末句為：“車窗凝望驚歎久，鄉愁萬里飛空來。”此時這位臏足目盲的老人，又一次成了鄉愁症患者，萬里飛空而來的鄉愁再次溢滿心頭。他寫了好多這樣的詩：“粵溼燕寒俱所畏，錢塘真合是吾鄉”“他年上冢之江畔，更和新詩結後緣”；也有對杭州風物和故人的掛念：“暗香一樹能偕隱，古柏三株共耐寒”“東坡聊可充中隱，吏部終難信大顛”。陳寅恪的女兒們在追憶父母雙親《也同歡樂也同愁》一書裡談及家事，說父親一直希望能移居杭州，百年後與父母兄長相伴。但因種種掣肘，這一願望未能如願。

陳寅恪身後，所有著作依他意願以繁體豎排出版，一字不改，“留贈來者”。陳寅恪曾自嘲以“廢殘之身”撰就學術專著《論〈再生緣〉》，而《再生緣》的作者陳瑞生便是杭州人氏。倘若你來杭州遊玩“西湖十景”之一的“柳浪聞鶯”，出正門便可見隔著南山路對面的一處灰牆上，鐫刻著“勾山樵舍”四字，陳瑞生舊居早已不復存在，只留下這一丁點遺蹟。陽光越過樹椏打在石牆上，斑駁闌珊，好似在講述滄桑往事。現今杭州與陳寅恪關聯的，除了父母兄長的安息地，便是勾山樵舍了。如果當年杭州接納了陳寅恪遺願，該有多好。歷史無法假設，青山埋骨，也埋下了遺憾。遺憾之餘，又覺得冥冥之中似有天意，江南文化豐饒底蘊終究縈繞在一代史學大師筆端。

自然也縈繞在他兄長陳衡恪的水墨裡。當年陳衡恪英年早逝，好友弘一法師聞訊後親往靈前，伏地，叩首，一身灰色僧袍背影旋即哀傷無言而去。耄耋之年的吳昌碩悲痛不已，為愛徒寫下“朽者不朽”。舊聞裡說，陳衡恪自幼天賦異稟，5歲時跟隨祖父陳寶箴遊西湖，看見湖上盛開的荷花，歡喜至極，回家後即將荷花畫得有模有樣。陳氏父子於西湖的情愫，在一花一葉入畫時就好像暗暗定了格。現今陳衡恪遺墨分藏於北京、上海、杭州等各處博物館。有時碰上好運氣，便能在美術館舉辦的某個特展上一睹大師的水墨丹青。荷花是少不了的，孤芳至潔的荷花歷來是中國文人畫中揮之不去的意象，也是江南天地四時之氣中不可缺的花語。江南的根深葉茂總是令人迷戀，猶似那千年古樹。它構建起的地域空間，滿載了世代守護傳承下來的情感、精神、價值和理想。

有幸今日我可尋此一去。到九溪，上牌坊山，滿山茶園豁然出現在眼前。沿著山中小徑，穿過一叢叢茶樹，即到陳三立墓前，陪伴在側的是陳衡恪墓。聽當地人說，從前山上樹木還沒這麼多，站在山頂，能望得見錢塘江。四周靜得能聽見從眼前拂過的風，這隱沒在山間的靜默像是在另一個塵世。我今來此，人間已無他。好在西湖山水間，千年樟樹依然巍巍然，每年夏天湖上總會盛放荷花，而那暗香古柏和錢塘之江扣結成的鄉愁，最是人間珍貴。

【來源：北京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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