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軍為何能把宋軍輕鬆按在地上摩擦，一項作戰技藝是關鍵

弓、弩是人類歷史上最古老、使用時間最長且運用範圍最廣的遠端兵器，在兵器史上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早在先秦時期，弓、弩便成為了中國軍隊主要兵器之一，並在隨後的時間裡不斷髮展進步。

蒙元以弓馬立國，可稱古之未有，其戰馬之數，亦極一時之盛。蒙元對弓弩的運用與宋朝相比，有何區別？

一、蒙元對弓的運用

騎兵是蒙古軍隊的核心兵種，因而對騎射相當仰賴。蒙古騎兵又常年習馬術、射箭，且騎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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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而射，上半身更為靈活，瞄準範圍更廣，騎射能力相當出眾。蒙古騎兵所用軍器，“論其長技，弓矢為第一，環刀次之。”

所用弓，從記載看，為“頑羊角弓”，“角面連靶，通長三尺”，從名稱和所用材料看，該弓為運用頑羊角製成的角弓，考慮到北方大漠不適合竹子生存，其弓胎應為木製。

從“通長三尺”看，弓亦短小，適合騎射。

所用箭有“響箭”，即古之所稱“鳴鏑”，有“駝骨箭”，有“批針箭”，“剡木以為栝，落雕以為翎”，考慮到蒙古族早期沒有冶鐵能力和鐵礦資源，故“箭鏃則以骨，無從得鐵”，因而三種箭的箭鏃應皆以骨為之。

蒙古軍隊的騎戰戰術，重平原野戰，十分依仗騎兵的機動性和衝擊力，恃以“鴉兵撒星陣”，以騎兵分合衝突敵陣。其陣利野戰，不見利不進。動靜之間，知敵強弱。百騎環繞，可裹萬眾；千騎分張，可盈百里。摧堅陷陣，全藉前鋒衽革當先，例十之三。

凡遇敵陣，則三三五五四五，斷不簇聚，為敵所包。

大率步宜整而騎宜分。敵分亦分，敵合亦合。故其騎突也，或遠或近，或多或少，或聚或散，或出或沒，來如天墜，去如電逝，謂之“鴉兵撒星陣”。

其合而分，視馬箠之所向；其分而合，聽姑詭之聲以為號。自邇而遠，俄頃千里。

其夜聚。則望燎煙而知其所戰宜。極寒無雪，則磨石而禱天。具體戰術則以擾亂敵陣為基礎，藉以大破敵軍。

從史料記載看，蒙古騎兵的進攻方式並非以蠻力正面衝陣，往往是先探查敵情，乘亂攻之；或以車輪戰攻勢，輪番衝陣；又或

四面

合圍，突破防禦。若敵陣防禦嚴密，則環繞襲擾，趁敵軍疲勞時進攻；又或以牲畜、戰俘衝陣，攪亂、消耗敵軍，再以精兵進攻。

總之，蒙古騎兵的戰術選擇極力擴大騎兵機動力、衝擊力優勢，按照發現漏洞、打破陣型、突破防禦、殲滅敵軍的步驟進攻敵人，而非從正面強攻。

在這些騎兵戰術中，弓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據義大利傳教士約翰·普蘭諾·卡爾平尼（又譯約翰·柏朗嘉賓）記錄，“如果能夠避免的話，韃靼人不喜歡進行肉搏戰，而是用射箭來殺傷和殺死敵人的人和馬，他們只是在敵人的人馬為箭所傷，削弱了戰鬥力時，才向前迫近。”

在蒙古騎兵衝陣、繞陣以及圍攻時，他們都可以在馬上發箭，攻擊敵軍，對敵軍造成殺傷，或用箭襲擾，造成敵軍混亂，以便騎兵發現敵軍陣型薄弱之處，進而破陣。

除卻騎射外，蒙古士兵亦可下馬步射，以提升射擊精度與力度。蒙古步射法為：“八字立腳，步闊而腰蹲，故能力而穿扎”。

成吉思汗時，木華黎與張致戰於錦州附近，木華黎將麾下士兵一分為二，命其中一部下馬步戰，選善射者數千，令曰：“賊步兵無甲，疾射之！”

同時，以麾下騎兵攻擊張致軍，斬殺張致之子張東平及士卒一萬八千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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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體而言，蒙古人雖有步射之法，但對弓的運用仍以騎射為主，以充分發揮自己弓馬嫻熟的優勢。

二、蒙元對弩的運用

蒙古汗國早期的遠射兵器只有弓，沒有弩。究其原因，一是蒙古人重視弓馬騎射的傳統，二是缺乏製造弩的技術與條件。史載蒙古“後來滅回回，始有物產，始有工匠，始有器械。

蓋回回百工技藝極精，攻城之具尤精。後滅金虜，百工之事，於是大備。”

據《元史》，成吉思汗西征時，金國降將簫醜奴“驛送竹箭弓弩弦各一萬”。

蒙古中統二年（宋景定二年，1261年），忽必烈命總管王青（南宋降將）制神臂弓、柱子弓。因此，蒙古軍隊中裝備弩，應在成吉思汗開始攻略金國之後。

而除卻戰利所獲與降將進獻的弩外，蒙古人應同時從中原諸國獲取了生產弩所需的技術條件和物質基礎。按蒙元軍種的分類，“有以技名者，曰炮軍、弩軍、水手軍”，故用弩的部隊稱弩軍。按元代軍制，至元時有左、右、中、前、後五衛親軍，其中，五衛下各設行軍千戶所十、弩軍千戶所一，後衛有屯田千戶所一，其他四衛則有屯田千戶所二。

從比例看，弩軍尚不及全軍的一成。

二十二年（1285年）二月，世祖詔改江淮、江西元帥招討司為上中下三等萬戶，以蒙古、漢人、新附軍向參，合三十七翼，其中下萬戶有一翼名弩手，當然這並不代表其他萬戶並不配備弩手，譬如說，對於水軍萬戶而言，弩手仍然是相當必要的。

但就實際情況而言，弩手在恃弓馬騎射的蒙元軍隊中，很難達到宋朝時的規模。

蒙元平南宋時，大騎兵軍團在江南水鄉之地很難施展，雙方的戰鬥重心開始向水戰轉移，而水戰正是弓弩發揮射遠功能的平臺。

窩闊臺汗時，蒙古於滅金之後徵南宋，伐蜀過程中，蒙古軍與宋軍戰於夔門附近。其時宋軍水師逆流而上，以數百艘戰船迎戰蒙古軍，蒙古軍按竺邇部以勁兵乘巨筏，浮革舟於宋軍戰船之中，並命“弓弩兩射”，而“宋人不能敵”。

元至元十六年（宋祥興二年，1279年）二月，元軍與宋軍最後的主力部隊決戰於崖山，元將張弘範親自率一部攻擊宋軍，先置一戰樓於座艦尾部，並蒙以布幕，命手下將士負盾而伏，待宋軍先攻，而後聞金為進攻之號。戰時，宋軍先放箭，“飛矢集如蝟，伏盾者不動。

舟將接，鳴金撤障，弓弩火石交作，頃刻並破七舟，宋師大潰。宋臣抱其主昺赴水死。”

蒙古汗國時代，兵士們需要配備“兩張或三張弓，或至少一張好弓”，弓的配備率達到了百分之百。這種傳統在忽必烈入主中原後應仍未有大的改變。

同時，火器在軍隊中的普及使得弩逐漸被取代，尤其是單兵金屬管型射擊火器——火銃的出現，擠壓了弩在軍事配備中的空間。

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朱元璋與陳友諒戰於鄱陽湖近側的康郎山，陳友諒列巨舟，首尾相連，以應對朱元璋軍，朱元璋將“火器弓弩，以次而列”，近巨舟，“先發火器，次弓弩”，後又“發火炮，焚寇（陳友諒）舟二十餘艘，殺溺死者甚眾”。由此看，火器已經加入了遠射兵器次列輪發的戰鬥序列。

因此，弩雖在蒙元軍中有所裝備，但並非最主流的遠射兵器，論及蒙元兵器，弓為當仁不讓的第一位。

三、蒙元對弓、弩的運用與宋代的不同

元代對弓、弩的運用和宋代大不相同，“番長於馬，漢長於弩”，由於生長環境、文化的不同，兩者的軍事思想、戰術以及武器裝備差別極大。古代陸軍可分為兩大類，即騎兵與步兵。

中原王朝想要有強大的騎兵，穩定的戰馬源及優秀的產馬地必不可少，而這些都是宋朝所沒有的，因此宋軍對弓的運用方式主要為步射。

蒙元則不然，其生於朔方，是遊牧民族，族人皆養馬放牧，又因“生於馳逐之地，故騎射之巧不待於指使而自精”，故長於騎射，且人人能騎善射。這使得蒙元對弓的運用和戰術與宋有很大的差異。弩的弓體較弓硬，鬥力較大，不適合於馬上施展，且遊牧民族生產力不夠發達，缺乏製造弩的物質條件，因此早期的蒙古士兵是不使用弩的。

這種情況在蒙古人與其他民族戰爭時發生改變，在攻滅回回，金朝等兵器製造相對發達的國家後，蒙古政權已經有了生產弩的條件。

此外，為了滿足攻城、水戰等戰爭形式的需要，弩作為強力的單兵射遠兵器，是不能忽視的。但即便如此，弩手在蒙元軍中的裝備比例仍然遠遠低於全軍皆備的弓，僅有一成左右。

另一個不同之處是火器在蒙元軍中的大量裝備，從上文所述，元代後期，火器已經加入了弓弩輪次發射的戰鬥序列之中，這與火藥兵器極不成熟的宋代有所不同。

火器的興起的另一個影響是擠壓了弩在蒙元軍中裝備空間，南宋時期雖已出現了突火槍這種單兵金屬管型射擊火器，但並非一種成熟的技術，射程、射擊精度、射速等指標皆很難達到實戰標準。但到了元代，火銃等較為成熟的火器出現，則確確實實地擠壓了弩在軍隊中的裝備空間，這類火器威力較大，射速則較慢，可說是一種在多方面與弩相近的兵器。

因此，火器即是弩無法在蒙元軍中大量裝備的原因之一，亦是其消失在戰爭舞臺上的重要因素。